与全世界做生意 一个经济学家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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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冒出一个想法。我咽下了自己的挫折，礼貌地向埃米里道了谢：“谢谢你花时间来帮忙。”然后拒绝了他那些年老体衰的骆驼。之后，我飞快地跑回跟赛义德话别的地方。
回到空地，赛义德已经走了。他的骆驼还在那儿，此外还有另外三四百头属于其他商人的骆驼。我走近一个跟着新骆驼群来的人。他对我的说法跟赛义德一样，他不打算卖骆驼，他明天就把它们全部带去埃及贩卖。在接下来的24个多小时里，还有更多的商人带着骆驼来。那时或许会有一些买卖，直到出发之前。而后他们会一起前往边境。在沙漠里出行，这是最安全的办法，因为这里的北边有土匪出没，专门袭击小群的牧民。而且，他估计明天这里会聚集上千头骆驼。此刻我又有了一个想法，不，是两个想法。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骆驼商人残忍无情的名声不是毫无根据地冒出来的。第二个，我知道自己之前就说过，可这一回，我好像是终于有机会买到几头骆驼了。
第三部分 明天的事儿说不准（6）
黎明时分，我又回到空地，像昨天那人告诉我的一样，大群的骆驼开始抵达。这里有上千头的骆驼，而且越来越多。我提醒亚当我们“扣紧底牌”的策略，但他似乎心不在焉。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只得一次次地到一旁接听。达希尔也一样，老在东游西荡地接电话。在开始讲价之前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把两人拉到一起，问是怎么回事。
租路虎给亚当的那人很不客气。在坚硬、寒冷的沙子地上睡了一夜之后，亚当建议他最好把预付的租车款退给我们。这应该不算什么不合理的要求。租车人起初不愿意，但最后还是答应把钱还给亚当在喀土穆的一个朋友，但他好像并没有带着钱出现。为了这一点，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亚当跟他争论不休。租车人现在打算只退一半的钱。然而，路虎的钥匙还在我手里，他又没有多余的一把。来到这个国家以后，我头一回占了上风，所以我决不妥协。你还钱，我给钥匙。我挺享受如今这局面，于是告诉亚当，放轻松啦，那家伙会让步还钱的，要不然，我们就带着他的钥匙去埃及喽。
据我所知，在大多数地方，经营汽车租赁业务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车坏在了路上，正常的反应是道歉、退款、换车，想尽方法让客户欢心，保住自己的名声，防止将来的业务因此受到负面影响。可这个人一定是觉得留着手里的钱比明天挣更多钱重要。在我看来，这里的人是不愿对别人投入太多信心，因为“明天的事儿说不准。”要是你想安排什么固定的计划，那就太冒险了，因为这事儿由不得你做主。
租车退款的事情陷入僵局，可时钟还在不停地滴答向前走。亚当和我朝着一个站在骆驼群旁的人走过去。我先问他骆驼是不是他的，卖不卖。他不光肯定了骆驼属于自己，还说只要价格合适，他不介意卖上几头，这样他才好为自己和剩下的骆驼买好粮食顺路去埃及。达希尔用他专家的眼光帮我从骆驼群里选出了几头他认为能在埃及卖出最高价的。找到五六头合适的候选骆驼之后，我回到那男子身边，着手砍价活动。在苏丹，他们说，跟骆驼有关的谈判，得从黎明开始，直到黄昏才能结束。所以我知道要讲好六头骆驼的价格，会是一场漫长的征程。由于我今天晚上就得上路，我最好是六头一起谈出个批发打包价来。
于是，第一轮骆驼讨价还价开始了。我在摩洛哥时对北非砍价学到了一两点心得，很想把它们付诸应用。我在阿特拉斯山脉为地毯谈判时，地毯主人的开价差不多是他真心想要数目的两倍。这位骆驼主人也不例外，开出了一个荒谬的价格，比他在埃及卖骆驼的价格还要高。我将此数拦腰一砍，还了个半价。他从容接招，还的价格只比头一个数稍微低一点。
如是你来我往，此消彼长，停下来喝杯茶，再一轮跌宕起伏，再喝杯茶，直到我们似乎接近了某个成交点。这时，赛义德出现了。我本来挺乐意看到他，可他现在大呼小叫起来——使劲地大呼小叫。没两下，跟我做生意的商人、亚当和赛义德全都开始嚷嚷。这可是一场漫长谈判的关键阶段啊，我的头一个念头是赛义德看到我娴熟地把价格砍到了这么低，想要强行插手搞小动作，从我这儿把交易偷走。于是我也大叫起来。接着，我意识到这里没人懂我在叫喊什么，所以这是个糟糕的策略。我改变了路线。我让亚当叫赛义德别再喊了，这招管用得多。“他到底在喊什么呢？”我问亚当。“他说，这些骆驼不属于这个人。这人只是个牧民，受雇来看管骆驼的。”
第三部分 明天的事儿说不准（7）
原来如此。我浪费了一个多小时，跟一个看骆驼的伙计砍价，骆驼是他老板的，伙计压根做不了买卖的主。我又一次被人当面给骗了。我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真正拥有这些骆驼的人在哪儿呢？他不在这儿。这些骆驼是不卖的。这些骆驼要去埃及，可不是搭我的车去。
你来说说看，我心里会是个什么感觉？空地上有上千头骆驼，但没有一头是要卖的。我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在空地边上照看骆驼的人，他们承认自己只是经手人，骆驼主雇他们带着骆驼上埃及。骆驼的主人在城里，在喀土穆，在埃及，除了这儿的任何地方。没人能联系上他们，没有他们的许可，没人能卖骆驼给我，一头也不成。怎么会这样呢？我兜里揣着价值5000美元的苏丹硬通货，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卖给我一根骆驼蹄子，活见鬼，这怎么可能呢？我气得抓狂了。“谁能卖给我几头该死的骆驼！”我听见自己的惨叫徒劳地回荡在沙漠上空。
亚当的电话第100次响了起来。这一回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租车人。亚当把电话按了免提键，好让我也听到。电话那头不怀好意的声音，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就算是不懂*语，我也能听出他的蔑视和愤怒。亚当紧张地听着，几次想要打断对方，但都没成功，最终，他挂了电话。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因为淘气挨了骂的小男孩，这不是他第一回这样子了，可我很快意识到，事情要严重多了。租车人告诉亚当，他要去告我们，说亚当是我的帮凶。在我看来，这太荒谬可笑了，可亚当向我解释说，我俩可能会倒霉。听他说话的语气，我晓得他是当真的。我对他说，给租车人打电话回去，让他把钱留着。
我还在绝望地尝试设想新方案，希望能在城里找到一个骆驼的主人，尽快从他手里买些骆驼，径直前往埃及，再也不回头。亚当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人相信你来苏丹只是为了买骆驼，没人！”他终于忍不住冲我喊道。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失败了，在第一道路障前跌倒了。我来苏丹是为了跟世界上最棘手的商人过招。我原本指望顺着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运输骆驼，结果，我非但没能像自法老时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商人一样，沿着尼罗河顺利前行，反而被自己的天真幼稚给困住了。
经济要蓬勃发展，若干基本要素必须先行就位。可靠或是可核实的信息便是其一，负责任是其二。我在这趟行程里累积了太多不可靠的信息，如今这荒谬的局面，是我自食其果：上千头骆驼包围着我，名义上都是要卖的，实际上一头也不卖给我。我有5000美元现金可花，但没人相信我真的愿意花钱，也就没人愿意跟我做生意。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我昨天安排的骆驼车到了，就好像是幕后导演设计好的一样。它开进了混战当中，快活的司机充满期待地跳了下来。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嘿，你的骆驼在哪儿呢？”我能怎么说呢？我找不到骆驼？什么骆驼？不，我显然是一个不需要骆驼运输车的人。我能做的，就是向他道歉，对浪费了他一天时间表示遗憾，并给他50美元作为赔偿。我以为，从他工作四天挣100美元利润来看，给他这个数挺合理，毕竟他白等了半天嘛。
我知道我不该吃惊的，我也该早就预料到的，但当他转过身来对我说“150美元”时，我还是禁不住气得笑了。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1）
在南非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新兴市场。据估计，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有3亿多人，这一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了全球经济中的很大一块。要是中国所有人都买一辆车，光是对石油的需求就能在短短几年里把残存的石油储量给用个精光。跟印度中产阶级不一样，中国人出于爱国心，对国产商品颇有忠诚度，但他们也相信有些商品是外国产的更好，这类商品往往属于奢侈品市场。新近吸引媒体注意的是法国红酒。在中国市场上，一瓶96年产的“拉菲”拍卖价格要比欧洲贵上好几千美元，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许多中国人都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这类带有收藏性质的红酒，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过，对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这样：好多人喜欢把红酒跟可乐掺着喝。我们往茶里加牛奶，他们笑话咱。这下子，大家算是扯平了。
正如我穿越南非的开普敦卖咖啡，还顺便找到机会买进了一些辣椒酱，说不定也可以在这里找些在中国好卖的红酒呢。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拉菲”和“拉图”，还有许多人在尝试便宜的红酒。逐渐地，红酒市场也就扩大了。毫无疑问，人们偏爱的是法国红酒，可我给上海一家进口代理商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他们对我透露了新近的一些发展趋势。
王东尼帮助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商品。他收取费用，负责处理一切必要的文件，好让红酒运进上海。他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一份子：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喝上一杯红酒，放松放松。我跟他在手机上聊了聊他的喜好，以及中国如今哪些红酒卖得好。这里有个明确的主题：中国市场要的是简单、甜而又带着果香的红酒。
许多中国人改喝红酒，因为觉得红色是个幸运的颜色，而且红酒又对健康有好处（那就没必要带白葡萄酒了）。美乐和赤霞珠都挺出名，也受信赖；品乐塔吉不是个好选择，他们不知道这东西，况且，对中国人相对不成熟的味觉来说，单宁酸也不大受用。足够清楚了。得找一种口感像利宾纳一样的红酒。
我朋友戴夫在英国是个很成功的红酒商，他从世界各地，包括南非，为伦敦的餐馆进口红酒。我甚至偶尔跟他喝上一两瓶。我给他打了电话，说明我想找的是哪种酒，他对南非葡萄酒的广博知识立刻派上用场。他推荐了开普敦斯泰伦博斯沿岸一家名叫“罗齐尔湾”的小酒庄。要是戴夫觉得它足够好，那对我来说就太足够了。我打电话跟业主亚当，相约见个面。
亚当是个奔四年纪的帅大叔，优雅、聪明、成熟，不像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典型南非农场主。他自信满满地准备打入国际红酒市场。罗齐尔湾酒庄最初是一家财团投的资，但后来其他买家想要把品牌用到其他方向，亚当就单独把它给赎了出来。他对红酒很有热情，也想在这儿酿酒。酒庄的地势绝佳，俯瞰着大海。在不少种植葡萄的国家，这是绝不可行的，但戈登湾这儿的独特小气候，能让亚当既享受大海的壮美景色，又照料葡萄藤。
站在他地势最高的田野里，亚当兴致很高地指给我看山景和下面美丽如画的海湾。在我看来，这就是品牌的一部分。红酒，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需要独特的卖点，买家喜欢一眼辨识出产品，并且对红酒来说，人们喜欢知道它是哪儿来的。我可以利用自己亲身来过葡萄园这一点向潜在买家画一幅画，以此帮助推销这种酒。要是酒的味道跟这儿的景色一样好，我们就赢了。当然了，价格也得合适。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2）
每逢南非的夏季，亚当就住在山下一栋刷着白漆的大农舍里；到了冬天，他回到英国继续享受夏天。他已经在农庄里修起了度假屋和马场。今天，那儿有本地学校的一些孩子上骑术课。隔壁是一间时髦的崭新办公室，亚当把它的地下室修成了带玻璃幕墙的私人品酒吧，就算放在伦敦肯辛顿的安静小街上，它也不会显得扎眼。
亚当有整整一柜子的红酒给我看，包括南非得奖最多的一种：他的山地罗齐尔赤霞珠。就像一个在欧洲打过无数场战役的老兵，它得过那么多的奖牌，你简直都看不见下面的标签了。它的售价是每瓶145兰特，相当于19美元，不过我觉得在中国市场还是稍微贵了些：中国人大概愿意为法国红酒出这么多钱，可南非红酒太新鲜了些。
我要找的是一种更便宜的东西；那种我在塞恩斯伯里能以英镑（10美元）买上一瓶的酒就很好。亚当恰好有这么一种。他从“里夫湾”一格里抽出一瓶又轻又甜的果味美乐来。这种酒有很浓的果汁香味，很像是樱桃、覆盆子，甚至一点点巧克力味。把它带到中国去很理想，价格也不过才30兰特（每瓶4美元）。遗憾的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它的瓶子有个大问题。中国市场才刚刚接触红酒概念，势利眼还挺严重的。这就包括人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红酒，就应当有个软木塞，可亚当打算卖给我的这种酒用的是丝扣式瓶盖。大多数经验丰富的红酒鉴赏家会嘲笑这一点，说不定现在就在大喊：“开什么玩笑！”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没错，我并不打算跑去对整个中国红酒市场宣传丝扣式瓶盖的优点啊，所以，我得弄个软木塞来！
这就给我们摆出了一道小麻烦。亚当的红酒分为三个价位。你大概在大多数红酒零售商的货架上看到过，有些红酒品牌分为便宜和贵的两种版本。有时候他们把好些的那种叫做“珍藏品”或是“特藏品”，要不就把品牌名字稍微改一下，以区别红酒之间不同的品质。在亚当这里，他把便宜的品种唤作“里夫湾”，中档的叫“罗齐尔湾”，最高档的叫“山地罗齐尔”。够微妙吧？没错，可这很重要。对一个想要建立品牌的红酒生产商来说，绝不能把便宜的红酒卖高价，从而败坏高品质红酒的名声。所以，他们会按不同的“价位”来卖，以确保零售商和餐馆按正确的档次出售自家的酒。我想要一种“里夫湾”价位的红酒，又需要酒瓶子使用软木塞，可软木塞是“罗齐尔湾”价位的红酒才有的。
我不大清楚自己在中国会碰到什么状况，所以我非常苛刻：我要鱼与熊掌兼得。我向亚当要一种容易喝的酒，但摆在货架上跟法国红酒挨一块儿也不能太丢份儿。我还希望它够便宜，万一我到了中国，发现那儿没它的市场，亏本出清也容易些。我相信这趟买卖是台真正的印钞机，我打算至少往它里头投上个15000美元。如果价格合适，我会买上几千瓶。
我们一边品着酒，一边想办法，我毫不怀疑最适合中国的红酒是丝扣式瓶盖的美乐，可别担心——罗齐尔湾赤霞珠也是一种很好的果味红酒，在南非拿过很多奖项。它的颜色是浓郁的洋李子色，味道喝起来像是黑莓和黑加仑绝妙地混合起来，没有太多的单宁酸味，又微微地带着一点模糊的辣味。我觉得它对中国似乎太复杂了些，但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