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书贼-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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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海伦娜·舒密特会伸出因关节炎而弯曲的手把钱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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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因加特纳家那只翘着胡子的猫总会和主人一起来应门。它叫小戈倍尔，希特勒得力助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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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镇长夫人，赫曼太太，她总是披着一头柔软的头发冷冷地站在她家空旷阴冷的门厅里，孑然独立，一言不发。
有时，鲁迪也陪她一块去。
“你能挣多少钱？”一天下午，鲁迪问道。天快黑了，他俩正走过商店，准备回汉密尔街去。“你知道迪勒太太的秘密吗？有人说她藏着糖果，只要价格合适就……”
“你就别打这钱的主意了，”莉赛尔像往常一样把钱捏得紧紧的，“对你来说无所谓——反正你又不用向我妈妈交差。”
鲁迪耸耸肩膀说：“这可值得一试哦。”
一月中旬，学校里的老师着手教他们写信。教完信件的基本格式后，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两封信，一封写给一个朋友，一封写给其他班里的某个人。
鲁迪给莉赛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小母猪：
你的球还踢得和以前一样臭吗？但愿如此，那样的话，我就能像奥运会上的杰西·欧文斯一样从你身边冲过去了……
玛丽亚修女看了这封信后，“和蔼可亲”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玛丽亚修女的问题
“你想到走廊上去站站吗，斯丹纳先生？”
不用说，鲁迪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把信撕掉又重新写起来。这次，他写给一位叫莉赛尔的女孩，想问问她有什么爱好。
莉赛尔在家里完成写信的作业时，才发觉要是给鲁迪或别的哪头蠢猪写信真是太可笑了，这样的信毫无意义。她一面在地下室里写着信，一面和爸爸搭话，爸爸又在刷地下室的墙壁了。
爸爸带着一股油漆味转过身来问：“什么破事？”这样的字眼是德国人能说出来的最难听的话了，可是爸爸说起来的时候却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我可以给妈妈写封信吗？”
沉默。
“你为什么想给她写信呢？你每天都要受她的气，”爸爸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他是在打趣她，“还不够你受的吗？”
“不是这个妈妈。”她咽了口唾沫。
“噢，”爸爸又转身刷起墙来，“好吧，我想这样得了，你把信寄给那个叫什么来着——寄养处那个带你来这儿，偶尔来瞧瞧你的人。”
“是亨瑞奇太太。”
“对了，寄给她，她可以把信转给你妈妈。”即便这样，他的话听上去还是不可信，他并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因为亨瑞奇太太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来访中，绝口不提她生母的情况。
莉赛尔没有问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立刻动手写起信来，不愿再琢磨心里逐渐产生的不祥的预感。她花了三个小时，前后修改了六次，终于完成了这封信。在信中，她对妈妈讲述了镇上的许多事情，她的爸爸和手风琴，古怪又有趣的鲁迪·斯丹纳，还有罗莎·休伯曼的“光辉”事迹。她在信里骄傲地谈到了自己已经学会了读书，还学了点写作。第二天，她就把信寄给了亨瑞奇太太，信封上贴着一张在厨房抽屉里找到的邮票。然后，她就开始了等待。
在她写完信的那天晚上，她偷听到了汉斯和罗莎之间的谈话。
“她干吗给她妈写信？”妈妈问道。令人惊奇的是，她说这番话时语气平和，忧虑。你能想象得出，这一点让莉赛尔大为担忧。她宁愿听到他们争吵不休。大人们要是说悄悄话，就表示有可疑的事情发生了。
“她问我，”爸爸回答，“我又不能说不让她写，我怎么能那样说呢？”
镇上的步行者（3）
“老天爷，”妈妈又悄悄说，“她最好忘掉她妈。天晓得她妈这会儿在啥地方呢。鬼才晓得他们拿她妈咋样了。”
莉赛尔躺在床上，身子紧紧缩成一团。
她想念着妈妈，反复思量着罗莎·休伯曼的话。
她在哪儿？
他们对她怎么了？
可关键是，“他们”是谁呢？
石沉大海的信件（1）
故事跳到1943年9月，地点是休伯曼家的地下室。
一个十四岁大的女孩正在一个黑色封面的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她虽然很瘦，身子却不弱。她已经经历过许多事情了。爸爸坐在她旁边，手风琴就放在他的脚边。
他说话了：“莉赛尔，你知道吗？我差点想给你写封回信，在信后边签上你妈妈的名字。”他伸手挠挠大腿，那儿的石膏刚被拆掉，“可是我没写，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一月份剩下的日子，再加上整个二月份，莉赛尔天天都要去查看信箱里有没有她的信。有几次，她的举动让养父的心都快碎了。“对不起，”他告诉她，“今天没有信，嗯？”事后，她终于明白了，一切都没指望了。要是妈妈能写信，她早就会和寄养处的人联系了，或者早就直接和自己或休伯曼夫妻联系了。但是，没有任何音信。
雪上加霜的是，二月中旬的一天，莉赛尔收到一个海德大街的老主顾，潘菲胡佛夫妇的信。夫妻俩的个子都很高，他们站在门口，把信递给她，并用忧郁的眼神望着她。“给你妈妈的信，”男人说着把一个信封递给她，“告诉她我们很抱歉，真的十分抱歉。”
这天晚上，休伯曼家又不得安宁了。
即使莉赛尔躲进地下室去写给妈妈的第五封信（它们中只有一封被寄出去了），她也能听见罗莎在上面不停咒骂着潘菲胡佛家的这群猪猡，还有可恶的恩斯特·沃格尔。
“他们得一个月都撒不出尿来，他们准会被尿活活憋死。”她听到妈妈嚷嚷着。
莉赛尔继续写着信。
等莉赛尔的生日到来的时候，她没有收到生日礼物。没有礼物是因为没钱买，那段时间，爸爸连烟都不抽了。
“我早就警告过你，”妈妈指着爸爸的鼻子说道，“我让你甭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把两本书都给她，可没用，你哪肯听我的话，对吧？”
“我知道！”爸爸缓缓地转过身，对女孩道歉，“对不起，莉赛尔，我们没钱给你买礼物。”
莉赛尔却一点都不在意。她不吵不闹，也没有跺脚发脾气。她独自品尝着失望的痛苦，决心干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情——自己给自己弄件礼物。她要把给妈妈写的信都攒起来，装到一个信封里，再用收到的洗衣费中的一小部分把信寄出去。她肯定要挨打，多半是在厨房里，她不会有半句怨言。
三天后，计划实现了。
“钱的数目不对，”妈妈把钱数了四遍，莉赛尔靠在炉子旁，这儿暖和一点，也让她的血流速度加快，“怎么回事，莉赛尔？”
她撒了谎：“可能是他们给少了点。”
“你没数吗？”
她招供了：“是我把钱花了，妈妈。”
罗莎走过来，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她离那些木头勺子太近了，“你干了些啥好事？”
莉赛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把木勺就抡过来打在她身上，就像上帝在她身上踩了一脚一样。她的皮肤上马上留下了红印，火辣辣地灼痛起来。妈妈发泄完以后，莉赛尔趴在地板上，抬起头准备解释这事。
她的眼前直冒金星，不得不眯缝着眼睛。“我拿钱寄信了。”
接下来，莉赛尔能感觉到的只有积满灰尘的地板，还有衣服仿佛不是穿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以及突如其来的醒悟——她的妈妈永远不可能给她回信了，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是给她的第二顿痛打，同时也刺痛了她的心，持续了许久，许久。
头顶上罗莎的样子变得模糊起来，不过，当罗莎把她的纸板脸凑过来的时候，她的样子又逐渐清晰了。胖墩墩的罗莎颓然地站在那儿，手里像拎棍子一样拎着把木勺。“对不起，莉赛尔。”
莉赛尔十分清楚，她的养母不是因为打了她而道歉。
红印慢慢扩散开来，她的皮肤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她趴在地上，趴在尘土和污秽中，昏暗的灯光照着她。她的呼吸平静，一滴浑浊的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抵着地板，感到自己的前臂，膝盖，手肘，脸颊，小腿都挨着地面。
石沉大海的信件（2）
地板冰凉，尤其是脸颊挨着的那块地方，更是凉透了，但她却不能动弹。
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她就这样在厨房的餐桌下面趴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爸爸回到家拉起了手风琴的时候，她才站起身，清醒过来。
当她写到那晚的情形时，心里一点不恨罗莎·休伯曼，也不恨自己的妈妈。对她来说，她们只不过是当时那个环境下的牺牲品。在她眼前不断闪现的是那滴浑浊的泪水。她觉得，要是屋子里是漆黑一片的话，那滴眼泪就会变成黑色的。
“可屋里的确是黑漆漆的。”她自言自语道。
尽管她清楚当时灯是亮着的，也无数次试图回忆起那个场景，但在内心却总是这样一幅图画：她是在黑暗中被殴打的，她躺在冰冷的黑漆漆的厨房里，甚至连爸爸的音乐都是黑色的。
连爸爸的音乐都变成黑色的了。
奇怪的是，这样的想法仿佛给她带来了某种安慰，而不是痛苦。
黑暗，光明。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当偷书贼逐渐悟出一切真相后，她陷入到无边的噩梦中不能自拔。这件事至少让她做好了某种准备，为她在元首生日那天，出于困惑和愤怒所做出的举动埋下了一个伏笔。
莉赛尔·梅明格做好了准备。
生日快乐，万岁，希特勒。
许多快乐会由此产生。
1940年，希特勒的生日（1）
从三月份一直到四月份，莉赛尔每天下午都要去看看信箱里面有没有她的信。这期间，在汉斯的请求下，亨瑞奇太太到家里来了一趟。她的解释是寄养处也和波拉·梅明格完全失去了联系。可是，那女孩还是没有放弃，你可以想象那情形：她每天兴致勃勃打开信箱，里边却空空如也。
德国举国上下都开始筹备希特勒的生日，莫尔钦镇也不例外。这一年尤其特别。随着德军的节节胜利，希特勒的地位日益稳固，莫尔钦镇上纳粹党党部希望这次生日庆祝会能更为隆重。他们将举行一次游行。大家一起游行，在音乐的伴奏下唱歌，还要点上一堆篝火。
莉赛尔在莫尔钦镇上送衣服的时候，纳粹党徒们也在四处活动收集燃料。有那么一两回，莉赛尔碰巧遇到有人敲着别人家的门，问这些人有没有不需要或者打算扔掉的东西。爸爸拿回家的《莫尔钦快报》上面宣称，要在镇上的广场为庆祝会生一堆火，当地所有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都要参加。这次活动不仅是为了庆祝希特勒的生日，更是为了庆祝他战胜了敌人，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对德国的遏制。“所有的东西，”报上这样写道，“那个时期以来的东西——报纸，海报，书籍，旗帜——我们的敌人用于宣传的任何东西都要送到慕尼黑大街的纳粹党党部来。”
甚至连正在等待改造的舒勒大街——著名的黄星之街——也最终被彻底搜查了一番，以便找出点什么，随便是什么东西，好以元首的名义来烧掉。如果说某个纳粹党徒仅仅为了增加燃料的数量而去印出一千多“毒书”或“毒海报”来，那也不足为奇。
一切准备就绪，四月二十日的庆祝会将成为一次盛典，这一天将充满火焰和欢呼声。
还有图书偷盗事件。
那天早晨，在休伯曼家一切如常。
“那只蠢猪又在看窗子外头了，”罗莎·休伯曼骂道，“天天看，今儿你又有啥好瞧的？”
“噢。”爸爸高兴地回应着，窗子上头的旗帜遮住了他的背，“你该来瞧瞧这个女人，”他扭头瞟了妈妈一眼，又对莉赛尔咧咧嘴，“我真想跑出去追求她，你可比不上她哦，妈妈。”
“猪猡！”妈妈冲他挥舞着木勺。
爸爸继续看着窗外，凝视着那个假想中的女人和那一排真真切切的旗帜。
那一天，莫尔钦镇的大街小巷都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而张灯结彩。有的地方，像迪勒太太家，连玻璃都被擦得锃亮，簇新的纳粹党旗迎风飘扬，那符号就像镶嵌在红底白心的毯子上的珠宝。而有些人就把旗帜搭在壁架上，像是在晾什么东西一样，可没有人管它。
起初，休伯曼一家差点大难临头，因为他们找不着旗帜了。
“他们要来找茬了，”妈妈警告她丈夫，“他们要来把我们抓走了。”又是一个“他们”。“我们得赶紧找出来！”爸爸差点就跑到地下室去在废旧的床单上画一面旗帜了。谢天谢地，旗帜终于钻出来了，原来是藏在柜子里的手风琴后面了。
“这个破手风琴太碍手碍脚了！”妈妈转身喊道，“莉赛尔！”
女孩很荣幸地把这面旗帜钉在窗框上。
后来，小汉斯和特鲁迪都回到家来吃饭，就像过圣诞节和复活节时一样。现在，该详细介绍一下这两个人了。
特鲁迪，人们又常常把叫她特鲁黛尔，只比她妈妈高几厘米。她继承了罗莎·休伯曼的缺点，走路时老迈着鸭步，除此之外，其他方面要比她妈妈好一点。她在慕尼黑的富人区做女佣，住在那户人家里。看上去，她已经腻烦了小孩，可对莉赛尔至少还能笑着说说话，她的嘴唇柔软，声音轻柔。
小汉斯的眼睛和个头都像他爸爸。不过，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的银光可不像爸爸一样充满暖意——那光芒是属于元首的。他比爸爸略胖些，一头金发，皮肤就像米白色的油漆。
他们俩是一块儿从慕尼黑乘火车回家的。到家不久，父子俩又开始剑拔弩张了。
1940年，希特勒的生日（2）
汉斯·休伯曼与儿子对峙的缘由
在小汉斯眼里，爸爸属于旧德国——那时候别的国家都可以任意欺凌这个国家，而它的人民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长大以后，小汉斯发现别人把爸爸叫做“犹太人的粉刷匠”，因为爸爸要替犹太人刷房子。接着就发生了我马上要提到的这一幕——汉斯快要加入纳粹党的当口，他却失去了这次机会。所有人都清楚他不应该刷掉犹太人商店外墙上那些谩骂犹太人的话。这种行为既有损于德国，也对那些犹太罪人不利。
“那他们还是没让你参加了？”小汉斯旧话重提，这是圣诞节没有谈完的话题。
“参加什么？”
“当然是纳粹党了。”
“没有，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忘了。”
“你没再去试试吗？你不能光坐在这儿，等着新世界来接纳你，你得走出去，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虽然你过去犯过错误。”
爸爸抬起头来。“错误？我这辈子犯过不少错误，可没参加纳粹不是错误。我向他们递交了申请的——你知道这件事——可我不可能天天跑去问他们。我只是……”
此时，一股寒风袭来。
它随着空气吹进窗户。或许，这是来自第三帝国的和风，里面积蓄着更为强大的力量；或许，这显示出欧洲还一息尚存。不管这是什么风，它从怒目圆睁着的父子俩中间吹过。
“你从来不关心这个国家，”小汉斯说，“至少是不够关心。”
爸爸的眼睛慢慢变得柔和起来，可这并没有消除小汉斯心头的怒气。不知为什么，他看着那女孩。莉赛尔把她的三本书都堆在桌上，正在读其中的一本。她的嘴在无声地蠕动着，好像在和谁说话似的。“这孩子在读什么垃圾啊？她该读读《我的奋斗》。”
莉赛尔抬起头。
“别理他，莉赛尔，”爸爸说，“读你的书吧，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可小汉斯没有就此罢休。他走近一步，说道：“你得选择，要么支持元首，要么反对他——我看你是反对派。你一直都是。”莉赛尔观察着小汉斯的脸，注视着他薄薄的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