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特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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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再回到贝尔法斯特感觉有些陌生。感谢上帝，我再也不用确认汽车是否被跟踪，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人在车底放了炸弹，她想。那都是她上一次在这儿时总会感到担心的事，那是个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
她回想起她的第一次派驻经历，在北爱尔兰部工作的那几个月。她在贝尔法斯特度过了短短的三个月。她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她是多么地紧张，想象着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这种印象来自于小的时候就已经耳濡目染的电视上装甲车和暴民的画面。但她没有赶上“北爱尔兰问题”最严重的时候。她在那儿的时候已是九十年代中期，北爱尔兰正处于和平的边缘。偶尔也会发生宗派间的杀戮，但是总体上，各方一直遵守着脆弱的停火协议。
然而，北爱事务办公室、军情五处情报收集的不同派系、陆军情报部和当时的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英文缩写是RUC，指组建于1922年的北爱尔兰警察武装。2001年，作为“仁慈星期五协议”的部分内容，该警察武装被更名为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及其特别支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虽说这种冲突是非暴力的，莉兹沉思着。有关在北爱进行情报收集的政治策略，她曾接受过短期培训。那时她必须迅速成熟起来，她想起了当时她被分派联络一名工作水平较低的情报员，她察觉一名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特别支队的警官正想为难他。她很快就把他摆平了，莉兹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
沿着斯特拉米利斯路往北开，经过郁郁葱葱的植物园，莉兹把车停在了大学路旁边的一条两边栽着树的宁静的小街上。大学周围是一块不同宗派双方都尊重的平静的绿洲。她沿对角线穿过那片四边形草坪，草坪四周都是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她羡慕地望着那些拿着书、躺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的学生，五月里看到类似夏天一样的情景让人感觉有些特别。面对这样的景象，她感到一阵心痛：如此熟悉、如此无忧。
找了好几处，她终于在一排灰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找到了爱尔兰研究所。利亚姆·欧菲兰的办公室在三楼。
对于跟她见面的时间，欧菲兰精确得几乎有些婆婆妈妈的（上午11点45分），但是当她找到他的办公室、敲门时，却无人应答。这时，从走廊上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我来了。”
从佩吉给她的档案上，莉兹了解到欧菲兰四十二岁，但他稀疏的头发和抬头纹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他穿着浅绿色粗花呢夹克和法兰绒长裤。这种夹克她见过很多种款式，经常光顾她母亲的花店的中年人都穿这样的夹克。但是这一件的做工非常漂亮，这样的夹克看上去绝对没有在苗圃周围一英里范围内出现过。
“欧菲兰博士。”
“是啊，”说着，他伸出一只缺乏热情和力度的手。他用锐利的蓝绿色眼睛看着她，“那你肯定是法尔肯小姐了。我最喜欢的食肉飞禽。”
“实际上是法尔肯纳。”她说。
“那更好了法尔肯的英文Falcon，意思是猎鹰，而法尔肯纳的英文Falconer，意思是猎鹰者。。”他边说边打开了门。
室内豪华、几乎可以说是奢华的装饰让她吃了一惊。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从外面看，这间房子既单调又简陋。房间的一端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做成的装饰性的壁炉，木地板上铺着产自东方的红蓝相间的地毯。墙壁上挂着一些油画、版画和素描，她辨认出其中有叶芝④皆为爱尔兰作家，前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者的“意识流”文学创作手法对现代小说有着深远影响。和乔伊斯④的画像。
房间中部有两张老式单人沙发，欧菲兰指着其中的一张示意莉兹坐下。“请坐，”他的语气很正式。“我去冲杯咖啡。”
利用他冲咖啡的时间，莉兹拿出访谈记录，把前一天晚上草拟的访谈提纲又浏览了一遍。她从不刻板地遵循提问的次序，更喜欢让访谈自然地向前推进，但是她要确保她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回答。
欧菲兰拿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两副瓷质的杯子和碟子，并把它们放在两人之间的小桌子上。他一坐下来，就无精打采地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啜了一口热咖啡，而莉兹在小心打量着他。黄棕色直发，牙齿不太整齐，细长而挺直的鼻梁。像年轻时的彼得·奥图尔1932年生于爱尔兰，在英格兰的利兹长大，十七岁进入演艺圈。，她暗想。
“你来这儿找我是为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我猜。”他的发音很优雅，没有一点北爱尔兰人刺耳的喉音。
“是的。迈克尔·拜恩丁。”
“你来自国防部。”他仔细地注视着她。
“是。他第一次申请加入国防部时，你给他写了推荐信。你一定还记得他吧？”
“记得很清楚，”欧菲兰说。他抬起食指，仿佛要发布什么通告似的。“我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但时间不长。我离开牛津大学到这儿来的时候，他更换了导师。”
“这是常规做法吗？”
“什么？你指的是我到这里来吗？”他为自己的故意曲解而轻声一笑。“实际上，这要视情况而定。就他而言，我感觉他很可能想换一个导师。当然，我也不想继续指导他。”
“你们关系不好吗？”
欧菲兰耸耸肩。“不太好，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的总体思路我不赞成。”
“关于他的论文？”欧菲兰点点头。她好奇地问：“论文写的什么？”
“查尔斯·斯图尔特·巴内尔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领袖（1846—1891），曾任英国议会议员（1875—1891），并领导了爱尔兰自治运动。。”
“具体关于巴内尔的哪个方面？”
她的兴趣似乎让他惊讶。“他的政治演说。它们如何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政治，或者正相反。常见的论题。毕竟只是文学硕士。”
“不过你说你不喜欢他的思路。”
“是的，我认为他完全搞错了。当然，我本人属于科纳·克鲁斯·奥布赖恩爱尔兰作家、外交家。1969年进入爱尔兰议会，反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曾称之为‘自命不凡的芬尼亚’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和爱尔兰的一个以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为目标的秘密组织。的史学家一派，在我眼中，巴内尔首先是一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他似乎在玩味他的用词，说话时头脑里似乎在给他的话语加标点。他继续说：“拜恩丁只是在英国议会民主的背景下看待巴内尔。他似乎相信如果巴内尔足够幸运，是一个英国人的话，他就能完成伟大的事业——在爱尔兰海的另一边。”
“而你却认为巴内尔本来就很伟大？”
莉兹在等他的回答。
“绝对如此，”他说，声音中第一次有了一些激情。“但我和拜恩丁之间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观点不同。我是说，如果我的学生都同意我的观点，我就不会那么忙了。不是的，根本问题在于——我该怎么说才不失礼呢？——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不那么优秀。”
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对此又作了详细说明。他以一种温和的语气解释说拜恩丁不善于做研究，思维和书面表达都不清晰。简而言之，一名牛津大学硕士生应有的基本研究能力他都不具备。
这真是毁誉的经典之作，却又包藏在明显带有惋惜的语气之中，以至于莉兹过了好一会儿才想明白其中恶意损毁的用意。就连欧菲兰自己也感觉再难支撑其伪善的幌子，他给出了一个毁灭性的结论：“得知他的论文被接受，我深感震惊。”
“我明白了，”莉兹保持中立。她拿起桌上的铅笔。“我还想问一些有关他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
“问吧，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能帮你。我对他并不是十分了解。我在圣安东尼学院⑥牛津大学下属的学院名。，而他在另一所——我想是奥里尔学院⑥，从各方面讲都是一个小学院。”
“你知道他的朋友多吗？”
欧菲兰摇摇头：“不，我不知道。”
“或者女朋友？”
他停顿了一下，微微一笑。“他有女朋友——不止一个。”
“真的吗？”
“是的。他来见我的时候，她们往往会等他。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至少有两个女孩。我记得当时还在想‘这么痴情’。”
莉兹礼貌地笑了笑。“他参加俱乐部或者参加某项体育运动吗？”
欧菲兰摊开双手表示对此不太清楚。“那些事我恐怕不会知道。”
“政治呢？他感兴趣吗？”
欧菲兰看上去在思考。“事实上，是的。比我的大多数学生都要感兴趣。他喜欢作无谓的争执，喜欢引用《每日电讯》报上的内容来反驳我，好像那是什么不带偏见的信息源一样。”
“那他是个保守党了？”
“是。但当时我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意见相左的是有关爱尔兰的问题。他会拿些英国新教的垃圾来反驳我，也许只是想惹我生气。他这么做通常都会奏效。”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莉兹佯作核实她列出的问题，但是她想了解的有关拜恩丁的情况欧菲兰都已经告诉了她。
试试看吧，她想着，把手伸进公文包，从一个文件夹中抽出另一张纸来。“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给你读几个名字——他们和拜恩丁大约同期在牛津大学读书，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认识其中一些人。”
她开始缓慢地读出嫌疑人名单上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同时用眼角的余光观察欧菲兰的反应。但他安静地坐着，表情冷漠，双手搁在腿上。
突然，就在她快要读完的时候，他一跃而起。“对不起，请稍等，”他说。“我想有人在门口。”他走过去打开门，把头伸出去。“赖安，我马上就来。”
他走回来，说：“请原谅。”接着又坐了下来。
莉兹读出了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斯蒂芬·小笠原。”
欧菲兰摇摇头，略带歉意地微笑着：“我恐怕一个都不熟悉。”他再次抬起食指，这一次似乎是要更正一下说法。“那并不意味着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个老师都会告诉你，学生们来来往往——你不可能记得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这完全可以理解，”莉兹说。“好吧，非常感谢，占用了你的时间。”
“别客气，”欧菲兰说。他和莉兹一同起身，陪她走到门口。“要是还需要我帮忙，尽管说，”说完，他打开门向外望去。“小赖安好像已经走了。”
十三
今天轮到他关店门。因为是星期四，他到七点半才熄灯，最后巡视了底楼的三间房子以防有人沉浸于书本中而被他锁在里面，然后关紧前门，钥匙在丘伯牌的双保险锁里转了几下。
自从那个伊玛目第一次到店里来，到今天刚好一周。当时，索海尔故意呆在储藏室里清点存货以免他自己紧张的神情过于明显。令索海尔惊讶的是，阿布·赛伊德没有上楼，而是在主店面外的办公室里呆了近一个小时。没有人去找他，而当阿布·赛伊德再次露面时，他径直走出书店，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车。
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那三个年轻人没出现？索海尔绞尽脑汁，想弄清楚是不是他搞错了。但是，不，他确定那个伊玛目和那些年轻人之间有个约会。然而约会没有如期进行，不明就里的他好像经历着难以满足的饥饿感的折磨。他感觉严重辜负了简、西蒙以及他们那个没有明说的情报部门，他肯定该部门就是军情五处。
有没有可能，那些监视人员——他知道他们肯定在附近——被发现了？一想到此他就感觉肾上腺素迅速攀升，上下班的路上，他自己也曾竭力寻找任何外部监视的迹象；午餐时间，他步行到公园去吃三明治时，他也会往四周看看。尽管他观察得也很仔细，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那么那个伊玛目究竟会有什么理由怀疑事情有变呢？说到这事，还有那个店主人，对于索海尔他还像往常一样有些冷淡，但是，是不是客气得有些谨慎？事实上，最近索海尔的同事阿斯旺倒一直是店主人注意的焦点——阿斯旺问他现在是否应该把楼上的录像带拿下来时，店主人脾气暴躁地说他该多听，不要问这么多。
要不然就是，他现在开始感觉更加紧张，有人怀疑索海尔并不像他装出的那副样子？寡言、真诚、严肃、努力工作帮忙养家的年轻人。他竭力地想理智一些：这个形象并不是装模作样；索海尔原本就是这样，其他人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想象成其他样子。
他等公交车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回家途中，一半时间他只好站着。他通常都能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来读点书。他正在读《英国民事侵权行为：案例分析》。因为就算他有充分的理由延迟一年读大学，他觉得他最好还是不要把时间都浪费了。他喜欢该书的严谨和不带任何水分的简洁。就其抽象的概念而言，这本书几乎是一本理论书籍。但是，不同于他白天置身其中的伊斯兰文学，英国法律书籍似乎不可能在狂热者的手中流行。
他想知道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必担心他的言辞或者脸上的表情。重新回到以争论而不是暴力表达不同观点的环境中学习。工作中周围的那些人最让他感到不安的就是他们对暴力的认同，对失去生命无动于衷的接受，甚至欢呼，仿佛生命不是真实的存在，仿佛人只是一些符号。
这并不是说英国就没有暴力。在他和他父母生活的那个地区，英国民族党英国极右派政党，主张暴力。几乎赢得了一个议会席位。他自己曾两次被叫嚣着种族主义污言秽语的白人青年追逐；还有一次，在离他家不足一百码的地方他被两名醉汉敲诈，掏走了身上的钱。但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明显违法了；他们不能宣称法律站在他们一边。
他和往常一样提早下了车，以便在到家之前能走上一会儿。每周总有一天他晚上到家都会迟一些，在家里，妈妈肯定给他留了晚饭，他妹妹恐怕已经洗过澡，准备上床了。
夜幕已经降临，他沿着街区里的大路加快了步伐，接着拐进了一条小街。街尾有一条长长的小巷，一边是仓库，另一边是一排商店的后身。这里灯光暗淡，有点阴森森的。他妹妹就是在大白天也不愿意从这儿经过，但从这儿回家可以节省五分钟，他想都没想就拐进了小巷。就在他匆匆往前走的时候，他时不时感觉身后有人，但当他转过身去，他看到的只是仓库在远处街灯的照射下投下的长长的影子。不要这么紧张，他告诉自己，然后又想起如何让简和西蒙失望的事。也许还有——他知道这听上去太过自负了，但却是事实——国家。
正是带着这种失望的感觉他抬头看见一个人影靠近了。他立刻警觉起来，直到看清来人和他有着同样的深色皮肤，他松了一口气。当这个人越走越近时，索海尔感觉有些熟悉。来人满脸笑容，即便光线很暗，索海尔还是能看清他的牙齿，那人大声招呼道：“索海尔！”
索海尔不由自主地对他笑了笑，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朋友。这个矮个子男人的脸肯定很熟悉。我知道了，索海尔想，他就是那个第二次没在书店露面的家伙。但是，他到这儿干什么？
十四
就是这儿了，在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