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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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这种“法”的实质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种“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只能在短期内将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国家永远强盛!
不错,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聪明的天子,这些藩镇、朝臣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至于宦官们,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他们选错了人,竟然“种豆得瓜”,让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虽然宦官们确实斗不过宣宗,但他们手中却有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难道你宣宗还真能“万寿无疆”不成?果然,13年后,唐宣宗病危,宦官们就把他扔在一边,另外拥立了一位昏庸无能的“懿宗”,使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唐宣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眼前,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套制度,确保大唐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国家永远太平无事。不过,放眼历代王朝,像他这样“韬光养晦”而登上大宝的又有几人?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驾崩。根据遗诏,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虽然崇祯帝即位时还不足18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天子”,因为他比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特别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朱由检虽然从小长在宫廷里,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养母李选侍之死。对于朱由检,李选侍可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最后却忧郁而死,朱由检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就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最后忧郁成疾,撒手归西。
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官场红人——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