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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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例子表明了这种医学给与医生心理上的影响。我从一位作医生的朋友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他说，长期做外科医生，就似乎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有生命的人，而不过是一个称作肉体的“物质”。
像这样，医生越是精通科学的思维方法，结果就越有危险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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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趋向把人看作物质。我觉得这里存在着现代医学的一个不能回避的矛盾，就是说，现代医学本身改变着运用医学的医生的人格，不断夺去医生对生命的尊严观。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总之，不要把对方的生命看作纯客观，而是把血脉相通的精神交流当作尊贵的东西——这种态度无论如何是很需要的。
汤因比为了做到这一点，医生除了是冷静的技术者外，同时也必须是深情的、有同情心的朋友。但是，果真能够使挚爱和冷酷同时存在于一颗心里吗？对这个疑问，一神教的信奉者们也许要
这样回答：医生应该是为了对神的爱而工作，这样就能同时具有通常不相容的两种感情。
中世纪的基督教医院是奉献给圣人们的。罗马天主教的修女们是通过照看病人来侍奉神的，这在现代也没有改变。如今在西方，无论新教国还是旧教国，护士这一世俗职业原来都是起源于天
主教系统的几个教团所实行的护士业。今天的非宗教性护士所穿的制服，或者英国在称呼护士时使用的sister【修女）这个称呼，都留有这一职业的历史起源的痕迹。再有，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的医疗业是奉献给希腊的医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
池田作为医生的伦理观的依据，需要某种宗教信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医学界呼吁要确立人道主义，也是为了克服刚才谈到的现代医学的矛盾。
在欧美基督教文明中，信仰成为这种人道主义的基础。但如今其信仰本身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若谈我个人的想法的话，我以为医生把佛法的“生命哲理”作为医学的基础，才有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医生的伦理观丧失的问题。因为所谓真正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对生命本质和人性的明晰的洞察为基础的。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的信念，人道主义才可能是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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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您指出了西方基督教今天的衰退，认为取代它的对医学的新灵感或许存在于佛教之中。由此我也想到，对于人类生命，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如果没有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见
解及态度，无论什么人恐怕也决不能成为精神上伦理上十分有资格的医生。
2．关于器官移植
池田器官移植，尤其是心脏移植，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南非的巴那德博士实行移植手术以来，无论是从伦理观点还是从哲学观点，或者作为宗教问题，都是毁誉参半。同样，在日本一九六
八年八月札幌医大的和田教授做的心脏移植手术也成了争论的靶子。一九七一年在全日本医学总会上，医学专家们也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见解：
心脏移植与肾脏移植不同，它是以提供者的死亡为前提的。
人们担心，既然需要保持心脏组织的完整状态，恐怕在确认提供者真正死亡之前，心脏就得被摘除。在日本，引起争议的和田教授也主张，与其两个人死——即心脏提供者和必须接受移植的患者这两个生命的消灭——不如选择一个人的生。他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施行心脏移植手术的。
我认为，像肾脏和角膜移植等，如果医学上的理由充分成立的话，也是可以被允许的。肾脏移植就现阶段的医学技术来说，其成功率大概也还不能说很高。但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可以由医学的诊断来决定作这种手术合适与否。因为这种移植不涉及提供者的“死亡判定”的重大课题。
尽管也可以设想心脏和肝脏的移植，进一步还可以设想大脑的移植，但这类移植却关系着对提供者的“死亡判定”这一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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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以我在考虑了现阶段医学工作者的意见之后，还是认为这类移植在当前的医学水平下原则上不应施行。特别是大脑的移植，由于接受移植的人甚至连自己本质的部分——“我思故我在”都换成了别人的，这是绝对不应允许的。心脏和肝脏的移植，在科学还没有对“死亡判定”作出清楚的解释之前，医学工作者也最好先不要搞。
汤因比您的谈话包括三个问题，我想逐一论述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原则论，即一般器官或某个特定器官的移植是否值得欢迎。第二是认为移植原则上可行的话，其实施从医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现状来看是否可行。第三是其实施从现在的伦理
标准和伦理的行为水平来看是否合适。
关于第一个原则论问题，我考虑判断的基准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应当对维护人权表示最大的关怀。尤其维护人的尊严这一点最重要。人类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
夺走。因此，即使是为了维持他人的生命，也不能违反某人自己的意志击利用他的生命，否则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
但是也可以设想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人死后，如果顺利地移植成功的话，就能向活着的另一个人提供健康的心脏，使那个人的牛命因此而得救——…在这个意义上，某人的心脏是还活着的。再有，还可以设想某人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例如希腊神话中也有这样的故事，王妃阿尔刻斯忒斯自愿代丈夫下到冥府中去。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例子，为了要救出别人而自己被淹死或烧死。其次还可以设想，一边有一个已死的人，他的大脑当时还可以移植。另一边有一个脑损伤但还活着的人，这时，后者知道自己的人格或许会改变的条件下，请求移植前者的大脑。
在以上设想的三种情况中，我想无论哪种场合，移植大概都符合人类的尊严，或说人类的尊严实际上要求这样做。假定是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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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我觉察到自己已开始衰老，或神经错乱。这时，假如我能断定用别人的健全的大脑换掉自己不中用的大脑，从而既不给自己又不给别人造成负担，相反能使自己做出贡献，那我一定希望移植。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比较简单。在下面的一，些情况下，目前还不宜做移植的尝试。即首先根据内科及外科的知识和技术，还不能设定一个完善的医学标准判定出死亡的瞬间。其次，移植
的结果究竟会如何，还不能用医学来预测。最后是这个领域的外科技术尚不十分完善，成功的希望极小。
第三个问题恐怕是最难的。若对照过去的经验，一般认为医学知识和外科技术今后大概会提高的。从这个可能性来说，即使当前某种特定的移植在医学上还不能认可，但不久的将来会得到
承认的。这种设想确实是合乎道理的。但从同一个经验来说，伦理的基准或伦理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不能指望今后会和医学技术一样得到提高。因为自我们的祖先作为人类开始走路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哪怕提高过一点点儿。
池田如不进行包括心脏在内的器官移植，就不能保存生命，这种情况在现阶段确实存在。碰到这种情况，如有合适的提供者，是否进行移植是个问题。作为前提，我相信重要的还是要采取慎重的步骤，在决定移植手术应否进行之前，首先不光是担当手术的医生小组，而且其他领域的专家，如免疫学家、哲学家、法律学家等要进行充分的协商。协商的结果，即使决定施行手术，届时，负责摘取提供者器官的医生和负责移植的医生当然要明确地分开，并且关于移植手术及其以后的经过都要有详细的公报。把这定为一项义务，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措施。
汤因比某项特定的移植原则上符合道理，而技术上也认为切实可行的时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应否试行这项移植——这个判断确实应由一个集体来做出。在这些不同立场的人们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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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各自的伦理标准不同，维护其标准的程度也有差别吧。进一步说，对于该情况每个个人的关系也是形形色色的。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和器官提供者——假定他还活着——与移植手术当然密切相关。而且双方的亲属和朋友也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和进行移植的外科医生自然也都毫无例外。专门的顾问（会诊医生、顾问医师），法律家代表，公共机关的代表，可以说关系略浅一些。当讨论移植应否施行时，各人所取的伦理性的行动大概会受到这种关系深浅的左右。
池田当前阶段，由于器官移植关联着提供者的死亡，还是需要贯彻原则上不搞移植这个基本方针。
我反对现阶段搞器官移植有两条理由，一个是“判定死亡”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是克服被称为移植“关键”的异体排斥反应的医学手段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但是即使能够控制异体排斥反
应，我认为医学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也不是器官移植，而应当是人工器官的研制。
汤圆比器官移植在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一般性问题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进步能增加入的能力，人的能力一加强，就面临一种责任，要在没有先例的事情中进行选择。随着这种选择范围的扩大，结果就产生了以前未曾有过的伦理上的各种问题。
3。普通医生与专科医生
池田不用说，以近代科学的思维法为支柱的西方医学构成了现代医学的主流。但是这种医学也像精神身体医学家所主张的一样，分析人的生命，不断地专科分化的结果，忽视了真正意义
上的人类疾病。就是说，西方医学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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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掌握了很多有关疾病本身的知识，却把现实中苦闷的人忘掉了。这大概是实情吧。
．汤因比遗憾的是，在西方过去的三百年间，医学与一般科学走的道路一样，即向着分析、选择、专科化的方向发展。
专科医生只停留在对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研究治疗上。顺便说一下，我父亲的祖父是耳科专科医生，他是伦敦耳科的创始人。专科医生除了自己专门治疗的器官和疾病以外，不管患者的
全身综合情况。与此相反，普通医生对患者是全面检查治疗的。
但是他们常被专科医生称为“万金油”或“艺多而不精”，受到轻蔑。
在美国，近代西方医学的这种专门化倾向现在几乎达到了极点。在这个国度里，普通医生差不多消失了。许多的专科医生在同一屋顶下，开设了各自的诊室，患者就在各专科医生之间转来转
去。这样，倒霉的当然是患者。病人不知该首先找哪一科看，因为没有普通医牛给他们诊断。以前有一次在美国，我和妻子到一个大学里去，妻子患了恶性喉炎，但是校长夫人想了好久也不知该叫我们去看哪一科好。
池田如果是性命攸关的病那可就糟啦。专科医生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问题是病人并不仅因为患病部位而痛苦，整个生命都在痛苦。当然，原因肯定是器官或细胞组织的病变．但这种物
质性的肉体的变化并不是就那样直接联结着活生生的人的苦恼。
并且也小能认为，这样的病变就是病人的一切。
西方医学甚至有这样愚蠢的行为，由于过于执著只属一部分病人的病变研究，而把苦闷的人类生命本身弃而不顾，相反还促使病情恶化。说得极端一些，用外科的药物学的方法，病虽然治愈
了，但那时病人已死亡了。像这种常识无法想像的情况也能够发生。
汤因比正因为能发生这种事态，所以我希望普通医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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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够受到重视。
普通医生一般被称作“家庭医生”而受到欢迎，这确实是一个恰当的称呼。普通医生既不是单纯的技工，也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者。他们是自己病人家庭的朋友、可信赖的友人。并且，普通医生是把患者作为人来理解，与患者处于互相尊重和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所以能充分发挥其医术。
普通医生不像专科医生那样常用过于自信而冒职业上的风险。他们很懂得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医生的知识和医术的限度，所以当他们断定力所不及时，就去找合适的专科医牛。当然，当需要
这种专科医生协助的时候，他还必须清楚找哪一位合适。
在医疗中，诊断是很重要的。最初诊断病情的是普通医生：
或许这个诊断不完全，或许也有误诊的时候吧。但这是必不可缺少的第一步，而且，普通医生的工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普通医生与专科医生不同，他们很了解患者及其环境。
作为一个专科医牛，如果不参考只有这种“家庭医生“’才能提供的知识，采取措施，那就是盲目地使用自己的医术。结果往往对患者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池田在日本，这种“家庭医生”也日渐减少了。这是可悲的现象，这种专科分化的方向大概是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医学必然要走的道路。但是汉斯·塞莱的stress学说（非特异的反应）和精神身体医学看到了西方医学的这种动向，他们试图克服其弊病，从整体上来对待人的生命。我以为，这是医学工作者为了建立为人类的医学而进行努力的结果，对这些新的方向应给与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我觉得由东方民族的智慧和经验所形成、发展起来的东方医学的存在价值，现在也应当重新加以评价，因为东方医学重视对人体的综合诊断，它是在这种一贯认识的基础上，经历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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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历史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
在今日的中国，学习西方医学的医生和熟悉东方医学的医生已经互相合作，开展医疗工作。日本也在对东方医学的思想方法进行重新评价。虽然还没有达到人人如此的程度，但在医学工作
者中，正在出现一些要学习掌握东方医学的人。
东方医学重新受到注意的原因，其一大概是由于近代西方医学的弊端越来越显著的缘故吧。另一个原因是，东方医学不把疾病和病人分开，而是从始至终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就是
说，虽然追究肉体上的病变，但不局限于此，而是把视点放在人上，始终是要恢复人的健康体。
西方医学主要是追究肉体的病变，为了治疗这个病变而使用外科方法或药物。但是东方医学认为，归根结底患者本人是矛盾的症结，而在精密观察病人的状态之后，努力去恢复病人的健康体
魄。换言之，是把个人的形形色色的病情作为“症’’——这可以认为是症状群——来理解，加以分析，从生命整体的观点来决定治疗方法。而且，在处置“症”本身时，要在环境和宇宙自身的规律，如气候、风土等的相互关系上来确定其位置。把为此而采用的原理体系化，就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是要把宇宙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