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流-河南漫行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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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招待所小餐厅里，我被介绍给刘杰同志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以及刘杰同志的爱人、河南省委副书记、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同志等。第一次和这么多一个省的负责同志在饭桌上相遇，我感到有点儿拘谨。饭菜端上来了：北京风味的捞面条。再有，就是当作盖浇菜的一碟豆芽，一碟豆角，一碟西红柿，一碟炒鸡蛋。伙食这么简朴，出乎我意料。这是偶然的呢？还是经常如此？过了几天，我发现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便找了个机会问了炊事员同志。他们说：以往的伙食是相当好的，那时表面上是每人每天一块钱，实际上却是实报实销，亏多少补多少。十几个人的食堂，有时一个月竟补助二三百元。党的《准则》公布后，段君毅和郭坦同志都提出要严格执行伙食标准，其他同志一齐响应，这样便把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一元二角，超支部分一律不报。这个食堂就餐人数少，伙食很不好办，上个月亏损五角多钱，还得在这个月找回来。
段君毅同志哪里去了呢？听几位负责同志在饭桌上谈话，才知道：今天一大早他就和胡立教同志一同到地处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向一位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去了。他们并说，这位中央负责同志还要到郑州来。我不便多问，只好低着头一个劲地大口吃着面条。
刘杰同志亲切地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到河南？已经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印象和意见？我坦率地说了些对河南省的初步变化的印象。乔明甫同志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把膝盖紧紧抵住胃部，感慨地说：“山河未变两鬓斑。这些变化实在来得太晚了，把我们这些人的头发都等白了！”
我们正在说话，又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同志。他走到桌前拿起空碗筷就盛面条，听到树成同志又一次谈到河南这个文化摇篮缺文化时，突然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碗边，挺有韵味地低声哼了句：“啊，摇篮！……”李宝光同志打趣道：“老板！你该把过去丢掉的二胡、风琴抬回来了！”
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被称作“老板”的同志。宝光同志笑着介绍道：“这是我们省的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院长李福祥同志。他过去也是个文艺爱好者，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这个老板，在河南可出名了。批林批孔时，全省掀起了一股追查黑茶馆内幕的风浪，说他家一个月就喝了四斤茶叶，开了个黑茶馆，把一大批老同志召拢在一起大讲黑话，大骂那些‘中央首长’。那次风浪牵涉面很广，不少老干部都被整得很苦。长期在河南工作的现省委两位书记戴苏里、李庆伟同志也都被说成是黑茶馆的黑后台。”
三、王若飞同志的生前难友
宝光同志的话，把我带入到对于那个黑暗岁月的回忆中。我联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乔明甫同志写的《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还听说他在文革时期又坐了八年牢，便在饭后匆匆忙忙找到明甫同志，说是很想有机会和他谈谈。
当天下午，乔明甫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到我住的房间。我们随便地聊了起来。
他的语调很轻松，声音爽朗。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容，深陷的眼窝，默算着他的年龄：他是1936年夏天，在山西太原陆军监狱和王若飞同志成为同狱难友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4年，他至少也该有65岁左右。
“河南地处中原，是我们国家的心腹之地。闹得不好，也会成为心腹之患。”明甫同志开门见山地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河南省的重要性，“‘四人帮’横行时期，在那一小撮人眼里，河南曾是他们的‘解放区’，是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地位仅次于上海和辽宁。所以，河南揭批‘四人帮’、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任务也特别重。”
一谈到林彪、“四人帮”，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又习惯地把一只脚踏在床沿上，用膝盖紧抵着胃部，继续说道：“从河南这个窗口看全国，我们的历史教训很多。解放后，直到1957年，河南都搞得很不错，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党的威望一年高过一年。从那时起，我们的脑子越来越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越搞越左。1958年来了个烧光、吃光。大办钢铁，把山上和社员家前屋后的树全烧光了；大办食堂，把一点余粮也吃光了。人民遭了大难！结果我们反而又去整基层干部，把账算到他们身上。好不容易从1961年开始，才慢慢恢复过来，到了1965年，又搞运动。十年大乱把好端端的一个党，搞得凄凄惨惨。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搞了30年建设没搞出什么名堂，哪有时间搞工作呀，力量都花在整人上了。我自己参加革命40多年，坐过国民党三年牢，又坐过‘四人帮’8年牢，前前后后共坐了11年大牢。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平均每四天多一点，就有一天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道：“你知道田家英同志吗？”
我说：“听说过。”
他又问：“也知道赵汉同志吗？”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充满感情地说：“都是些很好的同志啊！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死了！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本来都还可以为党做很多工作的！”
我停下记笔记，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口水，声音逐渐低沉：“我前些时候，刚去北京参加了安子文同志的追悼会。解放后，我和他一起工作了13年，他最了解我，我也了解他。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同志还有赵汉同志和我等五个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一下子全被宣布为‘三反分子’。安子文同志和我，还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8年。再以后，他被送往安徽软禁，我也被送到洞庭湖的一个岛上。这两年，我调来河南，他回到北京，彼此仍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我知道他被‘四人帮’折磨成一身重病，可总还盼望他会一天天好起来。不料，今年6月24日，国务院一个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安子文同志病危，要我赶往北京和他见个面。我一听，心就揪了起来，当即动身。等我赶到，他已在几小时前去世了！他在生命垂危时，还喊过我的名字。我们就差那几小时，却没能见最后一面。我有很多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听他身边的同志说，他在去世前，看过《刘小奇同志最后的二十七天》那篇文章，整整哭了一天。他不是哭自己，他是觉得刘少奇同志死得太冤，太惨！”
我听到他的话音里有些哽咽，忍不住抬起头来，发现他的脸颊上已经挂满了泪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组织部长流泪。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搞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是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现在才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同志。一个好的组织工作者，恰恰应该是最富于人情味的人！谁说共产党人不应具有人情味呢？我眼前这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同志，他在国民党监狱里，戴着铁镣手铐，受到严刑拷打时，没有哭泣过；为了向反动派表示抗议，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绝食五天五夜，粒米滴水没有进过口，也没有哭泣过，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胃至今还留下了后遗症，吃饭、说话时不得不经常用膝盖抵着胃部，好抑制胃痛；今天，他却为一位刚刚去世的老上级、老战友哭泣了！有谁能责怪他的软弱呢？！这眼泪不是水，是火，是一股股愤怒的火焰！
我也流下了热泪，低声向他说道：“明甫同志，我的家乡在安徽。我有位朋友就住在安子文同志被送往安徽淮南软禁起来的地方附近，他说那里的群众到现在还很怀念安子文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者一辈革命者的功绩的！”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泪痕，逐渐平静下来。他说：“是啊！我们的人民群众实在好！战争年代，他们养活了我们，用手推车把我们送过黄河，送过淮河，送过长江；前些年，他们跟着我们一道受罪，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改；现在，我们刚有些改变，他们又热诚地拥护我们。文化革命中的不少往事，我都强迫自己忘却了。只有我在洞庭湖的那段遭遇，还常常想起。刚去时，那里的年青人不敢接近我。因为上面说我是个‘大反革命’。渐渐地，便有人偷偷摸摸地来到我的住处，以后更越来越公开化了。厨房大师傅看我有病，便单独给我做饭。农场党委书记的女儿，看我衣服脏了，趁我不注意就偷去洗了。周围农村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就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代管，我住的地方成了托儿所。孩子们都叫我‘乔爷爷’！我离开那里时，群众送我，他们哭，我也哭。我还想过：将来我退休时，再到洞庭湖那里，就在那里度过晚年！可正因为想到这些，有时心里反而更加难过。我们这些人，革命一辈子，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给群众带来好处，现在头发都白了，快去见马克思了，这个心愿还未实现！我这个人，现在说话办事都很容易激动，不愿再讲官话套话，我还常常办错事，要抓我的毛病可多了。可我越来越相信：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成立时，我曾用个人名义给胡耀邦同志发了个电报，表示拥护。我都这么大了，还想升官吗？不想了，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对中央现行政策的态度。按现在这个路子，这些政策，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可是许多受到群众欢迎的政策，执行起来还有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人明里暗里反对，这场斗争不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的！”
……
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经听到的关于乔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贬的议论。比如说：他的脾气很倔，和秘书、警卫员的关系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书下令：不准阻挡任何一个想见到他的人，还为此发了些脾气。有一次，他还独自一人跑到机关干部宿舍里，和省经委一个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谈了一晚上。他甚至还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一样，直接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取消警卫员制度。批评他的人说：“这未免有些标新立异。”他反驳道：“怕什么？不能再人为地把我们和群众分开了。”还比如说：他为了一个普通服务员父亲的急病，竟然通过个人关系，几次给北京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要他们代买一种在郑州不好买到的特效药，这显然也违反了某些常规。当然，表扬他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说：在他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倡议和支持下，郑州市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少年宫。它建成之后，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设过程中，他不仅事事关心，有一次还冒着大雨亲自去工地检查进度，和建筑工人们谈心。……这些褒贬，可能都各有道理。我了解的情况还较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却要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总希望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多看到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应该是个人，而不应是个神！
四、一位向前看的省长
在河南，我还曾先后和其他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过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未免太长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约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刘杰同志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再报告给读者。
刘杰同志的革命经历颇有点传奇色彩。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高材生，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还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是六朝古都开封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书记；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共过事；接着，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作出过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时，由于他和河南的这些历史渊源，才又被派来河南。
从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范围，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最后再从天上回到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在这好几个方面都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许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名人物打过交道。因此，当我和他有所接触，并且陆续从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曾和他开玩笑：“刘杰同志，你的这些经历，如果在西方，简直可以靠写回忆录发财了！”他听后也笑了，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前看。”
一向前看”，这是刘杰同志的一条行动准则。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工作又很忙，可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外语丢得久了，文化革命中，挨批斗受审查时，有了些空闲，又捡了起来。据熟悉他的人说：他现在的外语程度，比他大学毕业的孩子还要好。来到河南，因为是省委的常务书记和省长，要抓全面工作，他又在学习一些过去不懂的东西。比如：他正在学习系统工程学这门管理的科学；还向小麦专家学习小麦方面的知识；也向水稻专家学习水稻方面知识。他从来不曾反对别人用自己个人的遭遇控诉“四人帮”的罪恶，认为那可以激励斗志。可是，关于他自己曾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诬陷、迫害，他却从不愿谈。至于他曾经做过那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就更不愿多谈了。
在我们的好几次谈话中，只有一次算是例外。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天。他又一次向我谈到河南能不能在2000年实现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他突然想起在二机部工作期间，苏联撤走专家时的心情。他说：“苏修把专家撤退了，我们怎么办？有的苏联专家说：‘你们也要搞原子弹？甭想！等着卖废铁吧！’这以后，总理经常问：‘刘杰，什么时候响呀？’当时我要是自己钻进原子弹里就能够让原子弹爆炸，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他的个子不高，背稍稍有些驼，说话声音很轻，眼角唇边都带有几分笑意，穿衣服很不讲究。乍一看，怎么也难把他和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省长联系起来。可是，谈着谈着，你就会被他那亲切的语调所吸引，你会觉得这个表面看来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躯里，蕴蓄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那一次，他还向我说：“我搞过几年科学组织工作。搞科学，最讲究实事求是，有时却又不得不冒一点险。第一颗原子弹上天，就是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先确定1964年10月要上天的完成期，倒着往前排日程表的。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了，震动了世界。现在要治穷，要在2000年实现每人每年平均产值1000美元的计划，办成了也会使世界震惊。当然，这次困难比那次还要大。因为，十年动乱把人心搞散了，党的威望也比那时低得多。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是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力量重新拧在一起的。”
就在今年6月和7月那个热浪滚滚的季节里，他带了八九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从伏牛山到大别山，跑了一个多月，一个一个专区，一个一个县的深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共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