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流-河南漫行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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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认识老徐的短短几天里，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对他感到不快。我心想：“你也是个耍嘴皮的。知识分子长，知识分子短，一到来真格的，你连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不料，我的话音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她说：“没啥，没啥。听说老徐家也是七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的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两间扒扒屋，又矮又小，我怕进去转不过身，只在门外站着，等老徐出来后，就开车送他们回来了。”
难道真是这样？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到现在还没能退回来。我便又问：“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二十几年。嘿，提那干啥？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我又一想，他住在那房子里的二十几年，正是他在漂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二十几年。漯河是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二十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德荣，我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挺文静，说起话来却很厉害：“啊，你也听说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听。他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中！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全是好人好干部；可是，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老徐大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他说：“前些时候，我常对一些同志讲：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当一个劳模和一个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她还要陪着挨斗。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我对孩子们说：‘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我和她结婚三十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上次你回家，只把工资交给她，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跟我们一道走了。我还听说：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你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那是没法子。她第一次来，我不知道。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说：‘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谁也没有你这么忙！’我说：‘有，年年有个七月六，天上牛郎会织女。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很难想象：这是市委书记在做家庭访问。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绍鼎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我哪能和绍鼎比！绍鼎是个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哼，你还想当博士？’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总共才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报告老师！’老师说：‘进来。’我才进去，说：‘我迟到了，我检讨。’老师说：‘坐下！下回不要再迟到了。’我这才敢坐下。那时候，工农干部学文化，多认真呀。现在许多人把这些事都忘了。我学着写顺口溜、写剧本，也闹过不少笑话。第一次学写稿时，才认识二百多字，稿子上有不少字都是象形字。有人挖苦我：骆驼的蹄子，还想走猴路！以后我慢慢摸着，总算也摸出了点路。解放初期，学习光荣；文革十年，学习有罪。闹得有些人什么也不敢学，不愿学了。绍鼎，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往后我还得好好跟你学，恭恭敬敬地学。过些天，我就想把工交系统的科局长、厂长、书记们，组织起来，请你去上课。”
张绍鼎也说：“老徐！我也要好好向你学习。我这人，钻点技术，像是还行，就是不会当领导。有时候，我真都不想再当厂长了。”
“那咋中！”老徐立即打断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来。现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来。要给三中全会长志气！”
屋里出现一阵沉默。好像每人都在心里称着这句话的分量。过了一会，老徐才又继续说：“当领导说难也不难。你们厂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些。有的得从上面解决，从制度上解决；也有的，要从你这里解决。你也要学点领导方法，要有点肚量，有点气魄。周瑜会打仗，就是肚量狭小，诸葛亮把他气死了。刘备这个人，论武的，不如五虎上将；论文的，不如诸葛亮庞统。他只有一个本事，会用人。刘备的江山越哭越稳，他摔了个阿斗，不光收了赵子龙的心，还收了文武百官的心。他那一手我们不能学。可是，空城计你也想去弹琴，过五关你也要去扛个青龙偃月刀。什么事你都自己出面，那咋中！你现在是厂长了，也得学会用人、用干部。第一步总得把你那些科、组长团结起来吧，然后再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你们得注意均衡生产。一季度仙女散花，二季度张良品萧，三季度穷追韩信，四季度夜战马超。年年都是如此，这样下去可不中。一定要搞出个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司机催促老徐，说是有人还在等他。我们只好同张绍鼎一家告别。回去的车上，老徐又同我单独说了一番话。他问我：“你喜欢打球吗？”
我说：“喜欢。你呢？”
“我喜欢看球。”他说。“我曾经建议一些当领导的、管干部的，不妨抽点空子到球场边去走走、看看、想想，在那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当干部要学学篮球运动员。有的运动员只是满场跑，不犯规，很卖力，体育道德也好，就是投不进球。咋办？只好换下来。不换，那场球就输了。还要学学裁判员，亲哥哥、亲弟弟，谁在场上犯了规，也得照吹哨。犯了五次规，天王老子也得下场。更要学学场外指导，换人不讲情面；下来后，又很关心。先给一碗水，再讲为啥要换他：盯人不紧，投篮不准，体力不够了。对他说出个原因，让他歇歇、想想，再找个机会换他上去。场外有啦啦队，啦啦队里有不少老运动员。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在场外当啦啦队，给青年队员鼓劲。英雄出少年，篮球场上不能总是几个老头子在跑。那些老运动员们，很有自知之明，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篮球场上人很多，看看想想，很有意思。还有足球场，也该去看看。有人不踢球，光踢腿，我看得叫他们踢腿派。观众看了，准嘘他。现在各个单位，都有一些踢腿派。要经常有人嘘嘘他们才好。我这人没别的长处，就是还愿意多想点事情。各处走走看看，用脑子想想，都有启发。”
亲爱的读者，关于徐庆耀同志，我还应该再向你们介绍些什么呢？如果说还有什么重要补充，那就是：他在漯河的那个家，是否真像他的司机说的那样简陋？说实在话，直到那天晚上我离开他时，对这一点仍然有怀疑。这些年，我和许多容易轻信的同志一样，都曾经上过不少当。有时你听到一个人的某一次谈话，觉得真是精彩之至。可是，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行为，却又发现：实在糟糕之至！因此，过了两天，当我去到漯河采访时，便特地约请地委书记者赵一道去他家看了看。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还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惊讶而又崇敬的心情。当某些干部削尖脑袋，不惜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来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搞一套舒适的住宅时，那里有这么一对共产党员夫妇，他们在二十几年之久的时间内，只要愿意张张口，伸伸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住进一套好的住宅，可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住在那两间像我这样的大个头走进时不得不稍稍弯下腰来的小屋里。他们家的实际人口，最多时还不止七个，而是八个。因为他们夫妇还要负责抚养老徐的一个在1960年死去的哥哥所留下的女儿。
当我从漯河再次回到许昌时，还看到过一次老徐。我们没来得及谈话，他就又匆匆忙忙被别人拉走了。我注视着他那胖墩墩的背影，尽管他实际上要比我矮好几公分，可我却觉得他好像又高又大。在他的面前，我简直成了个侏儒！我在默想着：从这个童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尽管党在建国以来，曾经犯过那么多令人痛心的错误，可确实也培养出了多少真正算得上是人才的人啊！
四、一根建设事业的顶梁柱
这样的人，我这次在河南还不止见到一个。下面我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大公司的经理，一个被人认为不像个书记的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直到今天，似乎还很难有人说出个统一的标准。可是这些年，人们已经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中，看惯了某些“斗争书记”，“运动书记”，或者是只凭本本和上级文件办事的书记，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管的书记，如此等等。按照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这些类型的书记一上任，总要把上面新近发下的文件念一念，讲一点毛主席怎样说，上级党委负责同志怎样说，以及诸如什么“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共同努力，继续前进”的例行套话。因此，在1977年7月，当河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各下属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得知公司里新来的两位党委负责同志要把他们找去开会时，谁也没有想到会突然受到一次相当严格的口试。
“五建”原属纺织部，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之一。它下属三个各有千名左右职工的土建工程处，其中两个工程处在文革初期夺了施工地区公、检、法的权。第一工程处在三门峡不光夺了市公、检、法的权，还把公安局长关了40多天；第二工程处在湖北隋县夺了公安局的权后，随便抓人、关人。当地群众说：不怕公安局的人，就怕“公安二处”的人！在全公司内部的4000多名职工中，挨过本单位人棍棒、鞭子的竟有546人之多。直到这两位新来的党委负责人前去走马上任时，揭批查工作仍没有很好开展。有些打砸抢人物甚至还留在领导岗位上，人们思想涣散，生产当然也很难上得去。那些还窃踞着领导职务的人，对于生产、业务和党的原则几乎一无所知：说空话、讲大话、搞阴谋诡计却各有一套。河南省委的盖子当时又还没有揭开，有的人觉得上面后台还在，并不太把这两位新来的公司党委负责人放在眼里。可是，既然换了一任党委负责人，而且粉碎“四人帮”毕竟已经将近一年了，这些人还是都很想听听这两位新上级的第一次上任讲话。有的要研究研究他们带来些什么新精神，考虑“五建”的工作会不会有个新局面，自己该怎么干？有的要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新招数，考虑采取什么新对策！
在公司会议室里，这两位新上任的党委负责人，和大家见了面。一位是年龄较大的党委书记彭扬，还有一位是副书记胡学政。老胡那年才只四十六岁，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实际岁数还要年轻些。人们都在等待着彭扬同志讲话，彭扬同志却让年纪较轻的胡学政打头阵。
胡学政开始说话了：“我们刚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还没有发言权。只好先请大家来介绍点情况。”
胡学政首先问机械工程处主任：“你们那里有多少吨位？”
“吨位吗……这个……这个吨位……”被点到的这个处主任怎么会知道吨位数字呢？前几年“四人帮”一再批判“只谈吨位，不突出政治”的修正主义，他连吨位这两个字都不许有人提到。他只好承认：“我，我不知道吨位数，只知道全处有多少台机械。”
“那也好，请你把这些设备的完好率谈谈。”胡学政又说。
“设备完好率？哦……这个……这个设备完好率嘛……这……这……”这似乎是个新名词，设备就是设备好了，怎么还有个完好率？他只好又说：“我过去是个汽车司机，文化水平不高。”
“你是司机出身，那你总该知道：你们的汽车，现在每行驶一百公里耗费多少公升汽油吧？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差多少？”胡学政仍然心平气和地问。
“这……”
真可惜，这个他本来该知道的问题，他偏偏又回答不出来！
胡学政要他立即回去拿一份详细统计表来。可以想见，这个工程处主任怎么可能马上就拿出来呢？可是他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会议室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胡学政接着又问一个建筑工程处主任：“你们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平均消耗多少工日？”
回答倒很干脆：“不知道。”
“听说你们一个玻璃工，现在一年要用31把玻璃刀，怎么用的？”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