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流-河南漫行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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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祥后来还被调出岳滩，当了一段脱产的公社副书记。不管他是多么想为群众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那么一个“小不点”基层干部，又怎能挡得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来的一股又一股“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什么都要“大办”、“大跃进”的强台风呢？他无法在公社里起到应起的作用。而当他1962年又背着背包返回岳滩当支书时，岳滩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却已经由80万斤降到20万斤了。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已经由一元二角降低到一角多。大量土地被夹在两旁的河流吃掉，村庄离河最近处还只剩下50米，不少社员正准备外出逃荒，或者索性迁移到别的村去。
刘应样回到岳滩，带领干部群众，响亮地提出了“向河要地，向地要粮，向副业要钱”的口号，稳住了人心。从1962年起，他们又脚踏实地继续奋斗，甚至在文化革命闹腾得最乱的时候，刘应祥晚上被揪出来站在桌子上挨批判，白天也仍和社员一起拉石头、下河坝。十多年中，他们下了一道又一道大石坝，从河口里夺回来1200亩耕地。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小麦生产的科学办法，把小麦亩产提高到八百斤左右，以后便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应全国各地的邀请，他们还先后培养和派出了近百名小麦技术员，到河北、山西、安徽、贵州、新疆等十多个省去传授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有的就在那里落了户。林、副业的队办企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大队的产值由过去的七万多元，提高到80多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由穷转富的大队，这样一个受到社员群众拥护的基层干部，小麦专业人材，干着干着，便又有人出来指责他们搞资本主义。1971年，洛阳地委特地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岳滩来背着刘应祥搜集了48天材料，一心要把刘应样打成只讲生产，不讲阶级斗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材料搜集齐了，他们才召集社员开会，先指定一些人进行批判，然后让刘应祥站起来交待。
刘应祥也豁出去了，说：“社员同志们！工作组领导叫我交待，我就说几句。咱们岳滩位在伊河、洛河的夹河滩里，过去十年九淹。每人只摊五分地，现在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凭着社员自己出力出汗到山上拉石头，用种树和搞荆条编织积累点资金，下了16华里大水坝，把小麦从亩产百把斤搞到七、八百斤。这就是咱的资本主义罪过。试问，不这样干，岳滩人还能活下去不能？！”
他这一交待，会场一下子乱了。有人跳起来说：“应祥说的对。今后还得这样办！”工作组长原来还在神气活现地主持会义，这时气得“噗通”坐在地上，当天就打起背包回到地委告状：“刘应样反对地委工作组，目无领导”；“岳滩是个生产党，刘应祥是个技术书记。”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爆发，那任地委不久就换了班，刘应祥和岳滩大队才稍稍喘了口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前省委迫于形势，不得不抓抓生产。刘应祥也被调到省里，在农业组里挂了个名，有了点跑腿权。但这时，他月工资才四十多元。他必须按月寄给长期患病的爱人及孩子20元。所以，尽管他平时不烟不酒，不滥花一分零用钱，仍然不得不把每天三顿饭的菜金严格控制在一角六分之内，每天早晨只吃一分钱咸菜。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的才智才开始有了较充分的发挥机会。可是，仍然有人不停地在向他吹阴风、放冷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省委成立，他才真正得到重用。省长刘杰把他当成老师，虚心向他请教。他被正式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成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在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方面的主要参谋之一。省委还具体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把他长期患病的爱人调来郑州，他的工资级别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我和刘应祥同志曾经多次在一起促膝长谈。从他的上级、下级以及周围的同志中，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一些小故事。我对他善于从纷坛复杂的事物中，找出本质的东西；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他那不得不使人叹服的记忆力，都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报出河南农、林、牧、副备业的历年统计数字。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曾经花过多少苦功。有人告诉我：自从他担任省农委负责人以来，全省一百多个县，没有一个县不曾留下他的足迹。去年秋季，河南一些地区前涝后旱，小麦直到11月份才种齐，春节前后还有400万亩麦苗没有出头，有1400万亩缺苗断垅，每亩麦苗头数一般都比往年少五万到十万头。四级干部会上一片悲观情绪。刘应祥从豫东平原到伏牛山区，从黄河两岸到淮河之滨，全省十个地区一个挨一个地察看，针对小麦播种基础差，一部分麦苗瘦弱发黄、分蘖少等问题，帮助干部社员对麦苗生产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他指出：小麦分蘖少、麦苗稀，确实是增产的不利条件；但也可以充分利用株数少、通风透光好的特点，主攻大穗，达到增产的目的。他还拔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麦苗，拿回来放在省委常委会议的桌上，向常委们汇报，如何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抢救，帮助省委下决心，一下子拨出2000万元，加强田间管理。这对河南省在今年出现大灾的情况下没有造成大减产，起了突出作用。
8月10日，正好是一个周末。我听说刘应祥要回岳滩看看，就和他一同前去。因为工作忙，他已经将近半年没回岳滩了。从郑州到岳滩所在的偃师县，约有三个小时汽车的路程。我们到时已经深夜，一些干部和社员听说应祥回来，都纷纷来找他。经过三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我很快就睡了。醒来时，才知道他和岳滩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在一起研究怎样尽快实现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差不多整夜没有休息。
一大早，我们一同去看了岳滩大队的造纸厂、养蚕场、饲养场等，回来吃早饭时，一位公社负责人突然同我发生了一场有关宣传、文艺问题的小小的“遭遇战”。他听说我是受北京一家刊物的委托去采访的，就很率直地对当前宣传、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现在宣传存在的问题多了，宣传成绩少了；揭露的坏干部多了，表扬好干部少了：宣扬个人富裕起来的事例多了，宣扬集体富裕起来的少了。他还对电影、电视、画报上出现的一些谈情说爱的场面很反感，说这没有照顾下面干部和群众的习惯，引起男女青年在婚姻恋爱上的新问题，有些人没结婚就同居，自己还觉得挺光彩，别人对他们也没有办法等等。他说得挺气愤，后来还说：“上面这样宣传，我们咋干？动不动就说什么干部犯了错误，什么干部被撤了职，闹得干部疲疲沓沓，不敢做工作。现在不少人都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
这位同志，曾经长期在部队工作，1958年复员转业回来，文化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时，还说他是走资派。我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同情，也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意见，可又实在不敢苟同他的许多看法。我委婉地同他作了一些争沦，很想说服他，又总觉得自己的话没说到点子上，缺少说服力。
刘应祥没有直接卷入争论，只引导他和我一道研究：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现在的干部比从前难当了？他说：“从前当干部，抓工作靠三条：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行政命令。现在这三条都不灵了。这三条，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靠手里那点权势压人。搞了三十多年，我们应该有这点教训：倚势压人，越压越糟。现在如果因为这三条不灵了，就觉得工作难做，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多少年来，都是干部说了算，群众听干部的。干部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还说一抓就灵。那样抓法，干部越敢干，群众越遭殃。现在反过来，让干部听群众的，干部要为群众谋利益。这就得要有点真本事了，真本事就是要让人民富起来。不研究党的政策，跟不上新形势，不中；不学科学，光靠行政命令，搞瞎指挥，不中；光忆苦，没有甜让人家思，也不中。这样，有些人当然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能让这么多人懂得干部难当，这就是个进步，是个大变化！”
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八个样板戏上连一对夫妻都没有，男女青年就没有婚姻恋爱问题了？成绩、缺点，好干部、坏干部，都应该宣传。过去却只能讲好的，不准讲坏的。再不就是说起好来，什么都好；说起坏来，什么都坏。我们河南，这30年有40％的生产队，社员干了一年，一分现钱也分不到。问题那么多，还能不让人家说？报纸宣传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那个报纸长不了；报纸宣传本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就会帮助解决问题。”
当天上午，岳滩公社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今年小麦生产的经验。刘应祥又去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大家都说要富裕起来。啥叫富？从前有人说：‘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也以为那就是好生活。到国外一看，才知道那还不算是好生活。人家有小汽车，有别墅，吃的是牛肉、牛奶、乳制品。他们是资本主义，生活还那么好；我们是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比他们再好些。这些年，我们搞的是‘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光荣’。集体富不起来，也不许社员个人富。革命就是叫人者跟着你吃苦受穷，谁还愿跟你走？我们河南有好多地方的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半包前进烟’（前进烟是河南一种最低价格的卷烟）。长期这样干下去，就把社会主义名声搞坏了！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越变越富。岳滩比过去富了些，也只是吃饱肚子。在全省我们还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搞了这么些年，才只恢复到50年代水平，社员每人平均年收入100多元。我们的粮食生产，夏秋两季已经搞到亩产1400斤了，比法国、西德都要高。和国外比，和本省几个最好的大队比，我们还只算是个高产穷队。我们的思想，要是还不敢再解放一些，还躲在老框框里不敢往外多走一步，就没法真正富起来，2000年每人每年平均1000美元，就没法实现！”
那天的会议，是在岳滩大队的一座楼房下的大院里召开的，来的人足有好几百。刘应祥说话时，干部们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声议论。刘应祥接着往下说：“岳滩地少人多，光搞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一亩地都1400斤了，还能高到哪里去？要想富，就得和全省、全国一样，把政策再放宽。要允许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要让社员群众都能想出些生产致富的门路。集体致富很好，个人致富，只要不剥削人，我们也提倡，不要觉得什么都是集体好。有个说法就很教育我：奴隶社会就是集体生产，难道我们还得学习奴隶社会？在岳滩搞生产责任制中的五定一奖，我看可以。还要注意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林业、家庭牧业。家庭牧业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养牛、养猪、养长毛羊、长毛兔、养貂、养蚕、养鸡，都很赚钱。对国家和社员都有好处，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呢？一家养可以，几家合养也可以。一句话，就是要把被束缚住的手脚解放出来。有人说：‘应祥，你现在说得好，说不定没几天这政策又要变了。’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方面的苦头，我不比你们吃得少。可我现在相信：不会随便变。原因就是大家都吃够了苦头！中央和省里都有这个决心。我们的政策，现在一要稳定，二要完善。不稳定不得了，人心都变乱了。完善也算是变，那是越变越好，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变才变，不是上面脑子一热就变。早晨我又去看了蚕厂，这个蚕厂可赚钱了，去年一年的纯收入就是22000元，今年还要多。我们的蚕厂，现在还只能卖蚕茧出去，这是殖民地出售原料的办法。六斤蚕茧缫一斤丝，卖30元；用三两丝织一个被面，就卖17元。我们种了60亩湖桑，以后社员家前屋后都还可以再种些湖桑，蚕吃剩下的桑梗，可以养长毛羊，长毛羊可以剪羊毛，织毛毯。蚕蛹还可以养貂，一只貂好的就卖100元。丝绸毛皮，现在到国外有多少卖多少。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办？要办，就逼着我们走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道路。联合企业一家一丁。当然不中。到时候是得变。可是，这个变的条件是一步步创造出来的，我们要量力而行，要让群众看到实利后催着我们走，不能光是自己热情冲动，不顾客观可能，去办群众不愿办的事，更不能去办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刘应祥还帮助大家算了好几笔可以生产致富的细账。他的话，像是一把盐撒进了热油锅里，尽管主持会议的公社负责人一再要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整个会场像是开了锅一样。大家就在那炎热的院子里热气腾腾地议论开来……
来到河南，我也看到不少落后现象，看到“四人帮”遗留下的问题是那么严重。有时我不禁暗想：在这么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几时才能真正富起来？听了刘应祥的话，我好像也坚定了信心。我离开北京前，一位朋友向我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还是经济管理人才。刘应祥不就是一个优秀的农业管理人才么？我当时还想：假如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允许刘应祥有充分发挥自己管理才能的机会，岳滩一定远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党啊！请爱惜这些人才，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第三章 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一、假如焦裕禄还活着……
1964年5月14日，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焦裕禄同志，在郑州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刻，想的仍是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现在，离开焦裕禄去世已有16年。这16年，兰考人民是怎样过来的？目前情况又怎样呢？
7月底，我随同刘应祥同志专程前往兰考，从现任县委第一书记习文及其他县和公社、大队的同志那里，得知了兰考这16年来一些惊心动魄的事。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公正地照出了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冒牌英雄的原形，其实不过是一堆历史渣滓和人间鬼蜮。
1966年，焦裕禄的事迹刚刚宣传了几个月，文化革命的风暴便在中国大地席卷而起。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我在这里只向读者介绍一下：有一个打着焦裕禄亲密战友旗号，却又在疯狂反对焦裕禄的罪恶累累的小丑，曾经给兰考带来何等样的灾害。这个人就是张钦礼。
在兰考，曾经奉行过这么一种划分人们政治身份的公式：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过来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张钦礼，这个曾经长期担任过县委领导职务，在文化革命中又曾窃踞县里全部大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的人，竟然在会上公开说：“我要把老保（指反对他的人）碾成面，团成弹，装在炮筒里，打到东海喂老鳖！”还说：“玩猴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