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艳:艺术的张爱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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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起的女子正由丫头侍候着洗漱，右手忙着用手巾擦脸，不意左肩的衣衫滑下。
《青楼十二时》里，除了“巳时”的这一幅外，还有“子时”、“未时”、“酉时”、“戌时”、“亥时”等，都是“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的，而且画家显然为了使人物主次分明、身份分明，丫头一般都画得小一些、矮一些，要么或蹲或跪屈着身体。
综合衣裳溜肩与丫头侍候的画面，看来还是“巳时”最接近张爱玲与“丑时”弄混的画。
由《青楼十二时》，张爱玲觉得日本画家是把“妓女来理想化了”，其原因，她认为“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否则很难理解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神与人之间》里为什么以艺妓来代表圣洁的圣母。
张爱玲的诠释却没有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张爱玲觉得费解的，日本学者却认为道理很简单，池上贞子说：那位艺妓之所以被作为圣母，是因为她“虽然原来出身艺妓，却恪守妇德十分圣洁”的缘故。张爱玲在此纯粹是想得过深，这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她若用自己在那半年前写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对京剧《玉堂春》中妓女的理解，来理解《神与人之间》中的艺妓，就没有问题了，她写道：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
《玉堂春》在京剧史上地位不同寻常，它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也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故事见于冯梦龙编订的《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情史》卷2中亦有此事。剧情为：
明朝名妓苏三（艺名玉堂春）与前吏部尚书之子王金龙春风一度，动了真情。王金龙将钱财挥用尽后，被老鸨赶出妓院。老鸨把苏三骗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好妒，用姘夫赵昂买的毒药下在挂面里，想要毒死苏三，不料却毒死了沈燕林，即与赵昂合谋嫁祸苏三。苏三被押官府，屈打成招，被解到省府太原再审，在大堂上巧遇时已做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龙。于是案情大白，皮氏与赵昂被斩，苏三冤曲得伸，有情人终结连理。
苏三的“良善”或者说“道德”，表现在当王公子最初在妓院挥霍无度时，她就曾劝他银子不要“混花”；当王公子千金散尽时，苏三也并未脸色随之而变，而与他仍旧恩爱不改，后更以私房钱赠予落魄潦倒的王公子，鼓励他发奋读书，这才救了对方也救了自己。
张爱玲在《忘不了的画》里又谈到另一幅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日本画《山姥与金太郎》：
……我也比较喜欢日本画里的《山姥与金太郎》，大约是民间传说，不清楚两人是否母子关系，金太郎也许是个英雄，被山灵抚养大的。山姥披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丰肥的长脸，眼睛是妖淫的，又带着点潇潇的笑，像是想得很远很远；她把头低着，头发横飞出去，就像有狂风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吹得往一边倒。也许因为倾侧的姿势，她的乳在颈项底下就开始了，长长地下垂，是所谓“口袋奶”，蟹壳脸的小孩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而她只是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博浪鼓逗着他，眼色里说不出是诱惑，是卑贱，是涵容笼罩，而胸前的黄黑的小孩子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因为只有一男一女，没人在旁看戏，所以是正大的，觉得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
日本的浮世绘（2）
“太郎”在日语里是“男孩”的意思。因为日本是一个弹丸岛国，人民又渴望强大，所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民间故事，以小胜大的主题不少，“太郎”出现的频率也就较高。金太郎是日本的民间故事《金太郎》中的主人公，据吉林大学于长敏于1996年在日本土浦市阿见中学所做的一项调查，由100名该校中学生写出自己最喜欢的5个日本民间故事，结果金太郎名列第四。因此说金太郎的故事家喻户晓应不为虚。可是奇怪的是我国国内出版的几种日本民间故事集，不约而同地都只有一个“桃太郎”的故事，而未见金太郎的故事；张爱玲对金太郎的来历居然也不清楚，所以才有“大约是民间传说”之猜。而她是与胡兰成同看这画的，胡兰成也可以向借画给他的日本人池田询问，看来对此都不很清楚。
关于金太郎的身世，有的说他生于一个山民家中，有的说他母亲本是天皇的侍女，因与一名侍卫产生了私情，后来在山中生下了他。若抠起字眼来，也可以说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并不矛盾，因为生于山民之家也不一定就代表他是山民之后。
金太郎孩提时就力大无比。故事之一是他把黑熊高高举起来又重重摔下，被他打败了的黑熊从此俯首贴耳听命于他，每天把他砍下的柴禾驮到他家里去；故事之二是有一次山林着火，金太郎无处可逃，竟把一棵参天巨树推倒，搭在两个悬崖之间，使他和他的母亲可以从上面走到安全的对岸去。
金太郎力大无穷的“神性”的来源，也有两种说法。一是他从小与野兽生活在一起。可以设想，假如他与长臂猿一同练习攀缘，自然臂力是可以过人的；而假如他与羚羊为伍，跑跳一定是无人能及的。二是张爱玲所说，是山灵（山姥）抚养的结果。
综合来看，金太郎有两位母亲，一是生身的母亲，一是养育他的母亲（山姥）。而在所有的画作里，画的都是他与养母在一起的情景。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母亲在给儿子喂奶的过程中，是有性的意味交流的，何况养母养子。所以张爱玲说：“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她真的是目光敏锐，连画中的暧昧与微妙意味都读得出来。她又觉得山姥与金太郎有“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而果真金太郎后来当上了源赖光的武士，取名坂田公时，成为源赖光打天下的四大金刚之一。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写道：“我从池田处借来日本的版画、浮世绘，及塞尚的画册，她看了喜欢。”而日本的版画是也包括浮世绘的。浮世绘中，也不只一位画家一幅作品以金太郎为题材，所以张爱玲见到的那幅《山姥与金太郎》很可能也是浮世绘作品。
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画有《金太郎与野兽》，喜多川歌（麻＋吕）画的金太郎则有多幅，可是没有一幅完全符合张爱玲所描绘的画面。最接近的一幅，虽然有“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也可以说金太郎有“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的表情，但是没有山姥“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博浪鼓逗着他”，眼色里也似乎没有诸如“诱惑，卑贱，涵容笼罩”，而只有专注与享受，乳房也不是所谓长长地下垂的“口袋”，而是坚挺鼓胀的浑圆。尽管如此，我们由此已经差不多可以感受到张爱玲所描绘的画中人物的神情了。
张爱玲之所以喜欢《山姥与金太郎》，是因为她觉得此画面中的母与子神情自然，真实地存在于天伦之中。而欧洲诸国的圣母画则不然，张爱玲觉得画外总有一圈看客，使得圣母对圣子所有的动作表情都成了表演：“有时候他身上覆了轻纱，母亲揭开纱，像是卖弄地揭开了贵重礼物的盒盖。有时候她也逗着他玩，或是温柔地凝视着怀中的他，可是旁边总仿佛有无数眼睁睁的看戏的。”而圣母之所以做戏，张爱玲认为除了“当众”的缘故外，还与圣母平凡的出身有关：她因平凡而被推为皇后，所以不禁要保持平凡，于是要做戏了。
显然张爱玲对“浮世绘”这个词颇有感觉，六十年代她将《十八春》改写时，在取名“半生缘”之前，曾考虑用“浮世绘”作题名，后因觉得不大切题而放弃。
奇装炫人的张爱玲（1）
当年，曾有一幅漫画见诸报刊，题目叫“钢笔与口红”，画的是3位正走红的上海滩女作家：潘柳黛身上盘曲着一条蛇，这自然是指她人“妖”或是作品的“惑众”；苏青是一手挟着书稿一手拎包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指的当然是她一边写作一边作书商；张爱玲则身穿一件古装短袄，旁边有一行字，写着：“奇装炫人的张爱玲”。漫画家的看家本领是抓人的特征，可见张爱玲的着装的确是她最显著的特点。
张爱玲对于衣着的偏爱，除了作为女性通常的爱美天性外，可以简单归结为是受了她两位母亲的影响或刺激，一位是她的生母黄逸梵，一位是她的继母孙用蕃。
黄逸梵爱做衣服，惹得丈夫咕噜：“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可见黄逸梵对衣饰的爱好一定不浅而衣服数量也一定不少。小时候的张爱玲有次看母亲对着镜子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母亲的动作一定不只别胸针那么单纯，这才会使年幼的女儿深受感染，以至“羡慕万分”，恨自己不能快点长大，并发誓“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那时的她离8岁还远着呢。在同期她所怀着的一个理想是“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
应该也就在此后不久，母亲因与丈夫不睦，愤而离家留洋，行前伤心，“伏在竹床上痛哭”。那时的张爱玲还对离别之痛木然不觉，却注意到母亲穿的是海一样颜色的“绿衣绿裙”，以及衣裙上镶缀着的“抽搐发光的小片子”。
为了衣服，成年后的张爱玲竟对自己5岁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在母亲走后，父亲的姨太太老八曾为她“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幼小的张爱玲竟因此真的觉得喜欢老八要胜过亲娘了！
未成年的张爱玲因为对未来有许多明确具体的向往，因此老是盼望着快快长大，于是也就总觉得那时的日子“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温暖而迟慢”，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当她发现因身体长高而使漂亮的衣裳穿不下时，就嫌日子过得太快了。比如她八九岁时母亲从国外归来，一定是带了些国外的衣料，在给女儿做的衣服中，就有一件“葱绿织锦”的——显然黄逸梵偏爱绿色。张爱玲却因“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衣服“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这竟使她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甚至“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张爱玲在生母的影响下，对衣裳的喜爱膨胀，而就在她步入青春期，爱美意识大觉醒的年龄，偏偏继母来了，听说张爱玲身材与她差不多，带了两箱子旧衣裳给她穿。那些衣服虽然料子很好，毕竟旧了，有些领口也破了，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穿这样的衣服，令张爱玲感到十分难堪：“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的确“永远不能忘记”，晚年的张爱玲还旧事重提，耿耿于怀。可见着衣一项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心理了。
张爱玲逃出父家不久，一次舅母对她说，等翻箱子的时候找一些表姐们的旧衣服送给她穿，张爱玲听了连忙说“不”，并且一边就红了脸，眼泪也下来了。看来的确是落下心病了。
正是生母与继母在张爱玲穿衣问题上的一正一反的刺激，纵然她原先是一个不好穿着打扮的人也不可能不变的了，何况她是天生的“衣裳迷”。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如此：“……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黄逸梵对穿衣的态度也有点与众不同。女儿中学毕业后，处于嫁人或升学的岔路口，黄逸梵竟提出了一个“很公允的办法”要女儿挑选：要么升学没有钱买衣服，要买衣服打扮自己准备嫁人就没学费升学。其实张爱玲与母亲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两样都要，黄逸梵本即是个学校迷。尽管张爱玲先选择了升学，但一入学，就以获得的奖学金“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
也就是自那时开始，在香港那样各色人等五方杂处的环境里，张爱玲将心里对衣裳的嗜好释放出来了，对早年的穿衣不幸进行报复。一涉报复，自然不免走得过远，逾出了正常偏好的范围。
所以张爱玲穿衣的主要目的，似乎并不在于通过别致的衣裳，彰显其长，隐藏其短，衬出自己的美来，而唯奇而异之、与众不同是求。她的目的似也只在于引人注意。张爱玲自己对此并不隐讳。有次遇人相问，她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话是没好气，但所说显然未必不是真心实情。她对胞弟张子静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这可能与她童年少爱、被家庭忽略有关，也与她想“出风头”、亟盼出名的愿望合拍。
后来回到上海，她竟可以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而毫不害羞，而她是知道在传统的观念里，奇装异服是伤风败俗的。
张爱玲的胞弟当年这样写他的姐姐：“……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的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成名后的张爱玲，更将自己在衣饰上的兴致更加率性表现，将出新出奇推向极致。女作家潘柳黛对此有一段十分生动的记录：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混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奇装炫人的张爱玲（2）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的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俩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
……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