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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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寝室。餐厅也设在掩
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
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
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
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
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
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
的大本营，我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5 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这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1940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是想
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一描述，用
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Ⅱ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在这里生活的都
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
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
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
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
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
整个身心倾注在战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
军人独具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
真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他
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1939年11月
23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谁要与我作对，我就
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
：“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
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
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
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的差异。
生活在Ⅱ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已。那里的军官
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
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
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
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两样。
国防处在24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后进行审阅。
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此为基础，准
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
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
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对强大
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危险的赌注，
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
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
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
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帅部这
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不考
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纳尔维克问题上，他
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
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
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
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
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
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
派往前线高级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重要的
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是，从这些接
触中。 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高级顾问之称的力
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
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
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
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
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
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
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
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
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
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
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
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
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
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
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
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
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
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
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
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
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
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
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
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
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
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
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
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
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
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的胜利”。
第四部 突变时期
第一章 概况
1941年12月上旬，苏俄红军在罗斯托夫取得胜利后，一夜之间在其他战线也取
得了主动权，东方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本营陷入从未有过的震惊之中。甚至在同
一时期，隆美尔将军从北非向1941年3 月的出发阵地后撤一事，都很少引起大本营
的注意。然而，希特勒对东方发生的威胁性灾难却视而不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
才于12月11日对美宣战。
这样，希特勒又一次未与国防军进行任何协商，个人独断专行，开始了两线作
战。如果按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数个月内，将俄国的“军事力量”摧垮再集中国
防军的兵力解决西——那么现在只能是首先解决在战争潜力上占压倒优势的东方敌
人，克服目前东线的严重危机。而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要使战争计划完全适应新的
形势。然而，希特勒依然习惯于“即兴发作”，仓促定下决心，致使德国第6 集团
军于1942年11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在同一时间，隆美尔军在北非失利。
这一年，希特勒不仅在战略战役指挥领域已经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而且战争
形势骤然恶化的迹象越是明显可靠，希特勒越是在内部将注意力集中在从形式和人
员上，进一步削弱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使其完全顺从他一个人，经希特勒这一摧
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变得支离破碎，所剩无儿，希特勒却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
为其无止境的权欲服务，德国国防军指挥上的混乱不堪也在所难免。
第五部 衰败时期
第一章 时代特征
到1942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
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
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11月20日
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
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
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
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
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
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
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
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
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
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
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
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
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
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
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
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
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
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月事件。大约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
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
1942年末至1943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
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
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
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
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
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
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从这
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
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
的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
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
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
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
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
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
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密切联
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当时，空军的
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1943年春，由卓越的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