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世范-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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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
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
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
三
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
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
前言
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
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
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
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
《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
《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
袁采的《世范》面世以来，流传甚广，故版本较多，我们依据《四库全书》所收《袁氏世范》为底本，进行校注。对于原书中的讹误之处，随手改正，不再另出校勘记。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译文采用译述的方法，旨在充分阐明其道理。同时，在每一篇之后，加点评文字，或录历代立身处世的故事，与正文相参；或剖析原文，以解读者之惑。另外，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一段原文之前都加拟了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一并注明。
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点校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修远于1998年11月3日
《四库全书·世范》提要
臣等谨案：《袁氏世范》三卷，宋袁采撰。考衢州府志，采字君载，信安人，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仕至监登闻检院。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采尝宰乐清，修县志十卷。王圻绩《文献通考》又称：其令政和，时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今皆不传。是编即其在乐清时所作，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题曰：《训俗》。府判刘镇为之序，始更名《世范》。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于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明陈继儒尝刻之秘笈中，字句讹脱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宋本互相校勘，补遗正误。仍从《文献通考》所载，勒为三卷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袁氏
性格不可强求一致
【原文】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译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
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
人宜将心比心
【原文】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为父者曰：“吾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亲之道，每事尽善，则为子者得于见闻，不待教诏而知效。倘吾前日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将以责其子，得不有愧于心！”为子者曰：“吾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异于吾之父，则可以俯仰无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负于其子，亦何颜以见其父？”然世之善为人子者，常善为人父，不能孝其亲者，常欲虐其子。此无他，贤者能自反，则无往而不善；不贤者不能自反，为人子则多怨，为人父则多暴。然则自反之说，惟贤者可以语此。
【译述】在社会生活中，父与子之间，有的彼此不思虑自己的职责，却责备对方，这是导致父子不和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父与子各各都能反思一下自己，那么就会相安无事。做父亲的应该这样说：“我现在做人的父亲，从前曾经是别人的子女。大凡我原来奉事父母的原则是每事求尽善尽美，那么做子女的就会有所闻见，不等做父亲的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会明白怎样去对待父母了。倘若我过去侍奉父母未能尽善尽美，却去责备孩子不能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有愧于自己的良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