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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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让荆楚人贵重完全正确，皇帝刘备还是靠荆楚发的家呢。 作为外来政权，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层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 ”。这话不是很妥当，诸葛亮本身是绝对的靠荆楚发的家，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东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劳，从国家利益和唯才是举考虑，刘备也曾对这些人士很倚重。而诸葛亮不顾先主的遗言“违众拔谡”，只重用自己的亲信荆楚集团，首先是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很明显的存在着自己的私心。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后来证明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何宗、费观、王谋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全为国家利益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3。对皇帝颐指气使：诸葛亮借了继承先主遗命北伐的借口，竟说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来，把自己所开之“府”等同于皇帝的宫廷，这是一个臣子应守的本分和礼仪吗？不管有无不臣不忠之心，至少诸葛亮在北伐的出师表里，动不动借先主“兴复汉室”的遗命，一副老子训儿子的样子，完全有违臣子之道。这样对君主的态度，是北伐的臣子要办好事所必须的吗？ 还有，曹操说他平了天下，自己的愿望最多称侯称个将军（不管真心假心，至少这么公开说了）而所谓“忠心”的诸葛丞相呢，还没打过什么胜仗呢，就公开宣称，如北伐成功，他能使皇帝回归旧都，“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九指加九锡），诸葛亮明着说出来的要官的野心，至少比曹操都大。如此狂妄的态度，实在有违一个臣子的本分之道，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伐的口号和借口下才能实施的。 有人会说，诸葛亮一向是被后人如朱熹、岳飞所推崇，已经成为了后世不少人的偶像，因此他对君主的态度和语气没有问题，是封建时代一个臣子应该对皇帝的态度，偶只能无言。我们应该看原始的史料，客观的分析，而不应该用一些后人出于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来分析问题。诸葛亮作为出生低微，又位极人臣，是中国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后都享有完名的权臣，如果用对偶像推崇的态度来说事，那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被推崇的关羽也伟大的丝毫说不得喽？所以偶认为，还是客观冷清的看待三国志等史料的原始记载，不要用后人的一些说法和习惯思维作论据。 4。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如果诸葛亮首次大败是真心的忏悔和贬职，为何还“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这件事姑且算诸葛亮自认除了他自己，他人均无能北伐，而为北伐才不放权的话（“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那么试问，在首次遭受失败后，不认真吸取失败教训，不注重战争后国家人民需要修生养息的需求，没有好的战前准备以及明确的作战计划，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的发动第二次北伐，这又不是乘胜追击，古往今来，实在是少见这样大败後急迫频繁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事例。 如果不用为捞取功劳，以堵众人之口尽快恢复自己的职位，这样的动机来解释如此行为，还有什么明的理由能解释这样匆忙的发动下一次战争的动机吗？最后这次北伐因粮尽无功而返，说明准备不足，正是因为作战准备的时间仓促，动机不纯才造成如此劳民伤财的结果。 北伐还于旧都的口号和所谓气魄，是需要发动每一次战争时，详细的战略计划支持的，诸葛亮在这之前到有很像样子的隆中对，可到自己真的带兵时（刘备在时除了一次进益州，诸葛亮基本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机会）除了第一次稍微像点样，后来的所谓“北伐”却从未见分兵几路，先攻哪里後攻哪里，准备多少天攻下（准备粮食），这样最基本的作战计划，纯粹是骚扰式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有人会说弱小的蜀国如果不持续主动进攻，就会马上被魏国消灭，但史实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北伐曾经中断，蜀国还是完好的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见诸葛亮骚扰式北伐，是立国必须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军权是权力之本，诸葛亮虽已执行政大权，在北伐的过程中却可以全集刘备本没全授的军权，而有了完全的军权（剥夺李严等其他政治对手的独立带兵权）才能保证权利巅峰的稳固。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除了意图调李严，想集军权外，其他的确实还有为国立功之心，那后来多次没有明确战略谋划的“骚扰”式北伐，则大都是他为了集权和树立威信的意图捞功，不论国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与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绩工程”，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他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因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经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通过上面对诸葛亮相关行为的分析，诸葛亮这样谨慎的人，为何会如此不顾国家实际的利弊和承受力，这么不谨慎的一次次发动战略目的不明确的战争，原因恐怕只有用他希望在战时状态中保持和享受集权，并希冀获取和他地位相当的功名，这样完全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纯个人出发点，才能解释得通。虽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权中，他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但却始终没能安心。同时，他需要不断行使权利维护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说服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老干那些“劳师动众，伤民伤才”，对国家来说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释得通了，诸葛亮北伐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是他要那样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会问，诸葛亮在刘备刚死后，就已经开府治事，“事无巨细，先决于亮”，已经有了大权，他还有必要通过一次次的北伐，来集权吗？
其实不然，诸葛亮掌权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时未必完全具备，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的掌握了刘备并未全授的军权，才有了对皇帝颐指气使的特权。而且行使权力本来就是一个享受，那些曾有权的有几个想得开愿意歇下来。为何以前的那些老红军，七老八十的还不愿退下来？就想着整天没事找事，诸葛亮不断骚扰式的北伐，而且打二十的小事都要亲自决定，难说不是享受在军中“指挥”的特权。而且军权是保持政权的更本，诸葛亮只有通过一次次北伐，牢牢抓住军队，才能保持他权力巅峰的地位。 当一种过度的集权，失去制约，就会出现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绩工程”的普遍情况。作为诸葛的侄子诸葛恪，后来劳师动众，北伐攻打新城，也是出于差不多的情况，正因如此，他才会炮制出《後出师表》（已有历史专家考证）来，因为他和诸葛亮一样，把北伐不是作为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个人权利上的砝码，只是诸葛恪的运气不好，或水平不及老叔，北伐大败不算还搞不定内部的反对者，要是他也学学老叔，用向宠这样类似的手下，取代掌管宫廷的孙氏警卫军，还有失败后需要假装自贬几级，这些方面，如果他能像老叔好好多学学，最后未必会身败名裂。这方面讲诸葛亮确实是伟大的政治家，无人能及。 同样，后来的姜维也有类似倾向，如果不搞个“九伐中原”他的大将军的职权和作用价值又如何体现？类似的，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为了所谓表面的“政绩”不顾实际的情况，更甚至不顾伤害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事到我们现代社会还在发生，这是集权下的必然产物，不见前几年，一些地方搞得“数字工程”“政绩工程”最后弄等财伤民怨，从深层次而言，不都是接了诸葛亮和姜维的衣钵了吗。
我们现在反视两千年前，用诸葛亮的行为和结果，分析他潜在的动机，可以让后世的人，更明确的认识到集权的危害，只有以诸葛亮，诸葛恪等人为戒，对一把手的职权进行制约，贯彻统治阶层内部的民主评议，决策者行为的利弊评估，才能更好的减少“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数字工程，多一些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 最后再说点题外话：我这个通过诸葛亮的行为，来分析诸葛亮北伐未必“全是私心”，却还有其他如“集权”“捞功增加权势砝码”等，为个人私利的动机存在着的相关文字在他处发表后，曾引起不少靠习惯思维崇拜诸葛亮的fans 的非议，有的人胡乱在此文头上套上“北伐就是集权”的名义，妄图用其他一样北伐的岳飞，戚寄光等人来偷换概念，还有的人说，说诸葛亮不好就是哗众取宠，其实，我这片文字并不是纯粹针对诸葛亮的伐亮文字，原是想谈一些想法，从诸葛亮的北伐有集权造功的个人动机，引申到现在的一些“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的现象，还谈了另两个人物姜维同诸葛恪，所以分析这样的问题也有些现实意义。 另外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通过史料记载分析问题，而不应被习惯思维世俗说法所左右，如有的人一说诸葛亮就认为他是“大公无私”“生活简朴”的模范，但史实未必全如此，诸葛亮临死说家里只几百棵树十几顷，这就和他自己宣称的已受待遇“位极人臣，禄赐百亿”很矛盾，难道这些禄赐的百亿，在身前都花完啦？如此的话生活非常的腐朽啊！如果诸葛亮真的很“简朴无私”的话，人民这么穷困，国家打仗也要好多钱，诸葛亮能像吕蒙那样退点“百亿”的十分之一也好啊？可惜没见过他退一分，所有的开销全是国家报效（具仰于官）高官厚禄安然享之，至少比不上吕蒙退钱的“无私”。
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这除了他有非常好的排斥异己架御权力的能力外，三国志曾引孟子之言说诸葛亮“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就是说诸葛亮有本事（或者宣传攻势厉害），可以害了你苦了你杀了你，你都不会怨。（李严就如此）所以虽然诸葛亮在统治期，确实在不断的劳民伤人（因频繁战争伤自己人）但老百姓对他还是有好感，后世的人也为之敬佩，同时这也说明诸葛亮作为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他的言论多有前后矛盾，言不由实的情况。他表面的言论和行为也有好大的欺骗性，因此必须根据拨开那些唐而黄之的口号与政治手腕，才能看清他的本质动机与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本文写了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诸葛亮隆中对之重新解读
关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就笔者所见，这些论述大都集中于隆中方略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它为什么会失败，责任该由谁来负，以及该如何评价诸葛亮的才干等方面。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大体不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论的范围。笔者认为《隆中对》研究中还有未尽之处。在下面的论述中，将隆中方略看作一个逐渐成形的战略思想体系，结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演变，对有限的史料进行分析，力图勾画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在此基础上，再对一些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从而对《隆中对》进行重新解读。
一 隆中方略是诸葛亮十年隐居生活的结晶。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一则诸葛亮素有远大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一远大抱负，必需有一定的方法策略。这就是隆中方略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再则诸葛亮17岁即能脱离刘表的庇护，独立隐居生活，在隆中待时，一呆就是十年。也说明他人格上的成熟独立，已具备了酝酿隆中方略思想的心理条件。三则当时天下战乱，学者名士荟集荆州，当地文化繁荣。为隆中方略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笔者认为隆中方略思想应当发萌于诸葛亮开始隐居的公元197年，而最终出炉于刘备三顾草庐的公元207年。其间的十年中，隆中方略思想有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按《三国志》的记载，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由于隆中方略思想在其酝酿过程中，更主要地，是表现为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不大可能形诸文字。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史料直接寻出它的形成脉络。但隆中方略思想体系是由几个小策略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先分析这些小策略可能出现的时间，它们的演变情况，以及它们在整个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为，再综合得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
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这无疑是整个隆中方略思想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内修政理，还是外结好孙权，都需要有一定的地盘作基础。而有否北伐，这是判断隆中方略是一个统一全国的方略，还是一个只求割据一方的方略的标准。我们首先来分析跨有荆益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情况。
首先，按照一般的规律，当一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它就包含了其成熟状态时的基本特征。因此，当隆中方略还处于酝酿阶段的时侯，它就应该包含了它成熟状态时的基本思想：跨有荆益，待机北伐。
其次，当时荆州地区的豪族主要有：蒯、蔡、庞、黄、习、马等大姓。诸葛亮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和蒯家的蒯祺，而他自己则娶了黄家黄承彦的女儿。而且，由于这些大姓之间的互相通婚，诸葛亮又间接地和习家、蔡家也搭上了姻亲关系。诸葛亮和这些大姓结成了姻亲集团。考虑到诸葛亮隐居时已17岁，而汉代婚龄较低：男子14至18岁，女子13至17岁。这种姻亲关系的形成，当在诸葛亮开始隐居后不久即已形成。与此同时，诸葛亮与荆州名士集团的代表人物或为师，如庞德公和司马徽；或为友，如庞统与马氏兄弟，具有亲密的关系。（这些荆州名士后来大多随刘备入蜀，与诸葛亮共立于一个朝堂之上，成为蜀汉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可以说，诸葛亮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才会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因此，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时，以荆州为本位，是有其集团利益为根据的。 再次，从当时（197年）的外部形势（也是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思想的基本依据之一）看，天下割据方兴未艾：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占据扬州的一部分，张绣占据南阳，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刘璋占据益州，张鲁占据汉中，李傕等先后占据司隶，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在这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一种新兴势力想要保护和发展自己，最终统一天下，必需要有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