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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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又称兄道弟的亲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执法需要而无奈斩杀马谡，那应该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心怀感激才对，但事实上他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厌恶，并不惜进行行政处罚：　
　　“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三国志》《蜀书》《李邵传》　
　　这充分说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马谡去死，不然就不会对劝阻杀马谡的人厌恶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死，而在判决马谡死刑时却又“为之流涕”，马谡死后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惟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死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这也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　
　　因为此刻的诸葛亮，需要让马谡来承担起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如果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死，显然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一来对他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才对此一字不提。而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死，暂时解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　
　　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在我看来完全不象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执法严明过于孙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例证，相反地如果联系他纵容、变相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做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成功地暂时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以及象魏延、吴壹这样军中的宿将和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们，留下了对他军事能力进行质疑的把柄。因此他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没有达到，甚至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鉴于此，无论是出于他对蜀汉政权战略判断上得出的需要，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诸葛亮都必须再次开始北伐来摆脱这样的局面。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确实是个出色的御手，虽然北伐战车已经停不下来，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这使得他在最后还是成功地达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辉煌的顶点。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但是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　
　　次年的建兴七年，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还，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他们对此肯定是不会没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的，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但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是肯定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要将“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所矢的的位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没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13）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有点前后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意足，但后来却话锋一转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颠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么居心的建议后，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非但矛盾还迹近于大逆不道，“虽十命可受”，就是说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称王受九锡的待遇，那犹如直说称帝了。　
　　这样的说话出自诸葛丞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自觉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视刘禅的态度。陈寿对他的评语，有几句是相当中肯的：“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14）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利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15），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这两则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百姓们对北伐不支持是比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个问题，乃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对申韩之术习之精而用之果，史称其对官吏“用法峻严”，而且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效果就是直接导致蜀汉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后，政治上整个统治机构出现了“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经济上则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这样的后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实际统治者、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一个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军事能力，在长期以来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发展到最后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视而不见，或者被斥为不可信的资料，这是不客观的。对我而言，历史的真实总是被隐藏在拆开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　　　　　　　　　　　　
瑜不掩瑕…论诸葛亮的失误　　　　　
　　公平客观地讲，我认为诸葛亮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存在较大的失误。当然这是在三国鼎立前十几年所提出的，所以其中存在些许失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关羽军的毁败和刘备争夺荆州的失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隆中对”中“若有荆、益”之说的影响，所以我还是把这点算了进去。　
　　第二：错误地支持刘备发动彝陵之战，至少是没有明确劝谏刘备。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以为我在说胡话了。的确在《三国演义》中孔明是说道：“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若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圣驾？”但我翻阅了《三国志》，书中却一个字也没讲到诸葛亮曾经苦谏过刘备，相反赵云的谏词倒是清楚得很。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小说中为了颂扬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做必要的加工和修饰是完全可能的。《三国志》作为一部重要的史书，如果诸葛亮真得曾经苦谏过刘备，书中必定会有记载。还有一点可证明：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其中“秭归蹉跌”就是指以后的彝陵之战，从“难可逆见”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没有想到刘备会在彝陵之战大败而回，起码可以像第三次重分荆州那样，两家各得到一些利益。　
　　第三：对刘禅问题的处理方法上有一定的失误。从《前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刘禅的处理态度。他让刘禅在对待“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时，“事无大小”都要向郭攸之、费YI、董允、向宠等人，“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实际上就是让刘禅什么事情也别干，什么主意也别拿。当然这从一时看，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诸葛亮这样做的做法是欠妥的。试想：如果一个一切要依靠群臣，自己毫无主见，怎能当个好皇帝？而且诸葛亮死后，蒋琬、费YI又继续执行诸葛亮的做法，大约要到费YI执政的晚期，刘禅才开始处理朝政。我们知道，刘备死时，刘禅已经有17年了，到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时，刘禅已有21岁了。费YI死于公元253年，也就是说从刘备死时的公元223年到公元253年这近30年的时间里，刘禅做了个“无权皇帝”。同样的，孙权在接掌东吴时，也是20岁，他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成长为一名卓越而老练的政治家、外交谋略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孙权是通过自已的实践，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反观刘禅，本身资质就不如孙权，再不给他多加实践的机会，他又怎么能成为一个有为之主呢？　
　　第四：对马谡的使用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其实对于诸葛亮在如何使用马谡的问题上，我有些独到的看法，我会在以后向大家做出阐述。但是，蜀军由于在马谡的问题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也把这点算了进去。　
　　第五：用刑之失。街亭失守，诸葛亮斩马谡，又杀了李盛、废了黄袭，还把李邈、遣还成都，对于收藏马谡的向朗也“免官还成都”，永不重用。（参见《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违众议而用马谡是诸葛亮本人，而且北伐也确实需要像马谡这样可以出谋画策人材，像这样不给别人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就以明军纪给斩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认为这也是不妥的。　
　　第六：诸葛亮处理政务有着严重的失误。也是我个人认为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无论是政事还是军事，不分巨细，事事操心，公事私事，不论大小，事事过问。甚至于要亲自核对帐簿，乃至“流汗竟日”；“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者不至数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氏春秋》与《杨戏传》裴注引《襄阳记》）这本身虽然反映出诸葛亮勤劳不计个人得失的品质，但他做为蜀汉政权的“第一把手”，更应该多带些战略问题，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全局相关的大事上去。而且这样做还有三个坏处：其一：过多地过问琐事，势必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抓小事多了，势必会影响到抓大事上去；其二：诸葛亮如此勤劳忘我地工作，势必会影响到另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无法发挥出他们自已的主观能动性，刘禅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三：事必躬亲对诸葛亮本人的健康也十分不利。诸葛亮死时的年纪并不大，只有54岁，相比曹操死时66岁、刘备死时63岁、孙权死时71岁而言，确实算得上是英年早逝。。诸葛亮就是由于过度的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健康而过早地去逝的。　
　　当然诸葛亮虽说有此6失，但不能否定他本人是三国时期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诸葛亮他的高尚品德，恪守诺言，扶弱抑强，忠于职守，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所学习，所称赞！！！　　　　　　　　　　　　
诸葛亮权倾朝野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