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1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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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何许人也﹖人称晁天王。如果不是曾头市中箭身亡，当是梁山的天然领袖，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对于他，难道还要婆婆妈妈地提醒什么“这可是一桩弄不好要杀头的事呀，一定要慎重考虑”云云？真要这样说，倒显出吴用冬烘先生的小家子气，不是做大事的人物。
而三阮则不同。他们“不通文墨”，没有脑袋，全凭意气用事。但他们又是“真有义气”的“好男子”，更何况对学究先生是那样地敬仰和信赖。用小五的话说，就是“那王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我们也去了多时，不到今日。我弟兄三个，便替他死也甘心！”吴用怎么可以藏私、不把事情的性质和利害关系说清楚呢﹖也因此，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
这是真正的肺腑之言。唆使这三个愣头青干这样一件杀头的事，吴用的良心一定受到煎熬。设想如果眼前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他一定会谆谆教导他们走正路。但令人灰心的是合法的途径都被堵死……当然，如果做得机密，计划周到，不出事情，岂不是“一世快活”的目的就达到了，“一世的指望”也就“还了愿心”了﹖吴用确实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
最最重要的是，学究先生虽是“诸葛、陈平”一流人物，但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也食人间烟火。上述对三阮说的话，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说的呢﹖正因为处在不是同一个对话层面上，吴用才无所顾忌地流露了内心真正的隐忧：此一去，恐怕就此走上了不归路。
作为一个文化人，吴用原本应该有很多路可走。可以走科举的路，博取功名；可以到衙门里做个书吏，帮办公文；如果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这些都是想当然。如果处在吴用的位置上，也许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关于吴用是否参加过科举，书中没有提到，但科举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正途，吴用不会置身于外。这从他上了梁山以后不反对朝廷招安这一态度也可以说明。他一定在这方面严重受挫。君是昏君，臣是奸臣，最受信用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以及宦官李彦被时人称为“六贼”。他们相互勾结，排斥异己，广树党羽，贿赂公行，直至公开标价卖官。故民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广为传播。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正直之士受到排挤，人才被埋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么做个帮办小吏吧。恐怕吴用心有不甘，同时也受不了那个鸟气。明朝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说这位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施耐庵先生的心和吴学究先生的心是相通的，他弃官不做，他笔下的吴用难道会谋个每天见了上司点头哈腰满脸赔笑说些违心话的小吏干干？
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是一种洒脱，但前提必须先要有饭吃。作为一名乡村的民办教师，吴用的日子过得比贫苦农民好不到哪里去。且看第十五回：
至二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向晁盖 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连夜投石碣村来。
“银两”是用来请阮氏兄弟喝酒的酒钱。依吴用的性格人品，如果不是囊中羞涩他不会伸手向晁盖讨。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穿上草鞋”，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教书先生，而且又是出客访友，连最起码的体面也无法维持。如果是一介腐儒倒也认命了，谁叫他是一个腹藏韬略、胸有甲兵、决不是终老“三家村”的人物呢！
经济得不到保障，事业得不到成功，空辜负了他满腹的经纶，一身的本领。怀才不遇是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痛。这几乎成为一种宿命。参与抢劫，而且又是主犯，吴用先生不得已采取下下策了。他是把皇帝看透了，把朝廷看透了，兴许，他把所谓的名节也看透了。
文人从贼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吴用将从此被钉在了“贼”的耻辱柱上。但对“成则为王”的贼又当别论，正史从来奉行的是两套标准。
纵观吴用先生一生，他的人格人品是没有问题的，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政治不是那么黑暗，朝廷不是那么腐败，他是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贡献的。耿介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耿介不是一种错，错不在他。落草为寇，是吴用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
“担着血海也似干系”
写到这里，智取生辰纲已接近尾声了。“黄泥岗事发”，逼得晁盖们一不做二不休，“一发”上梁山“入了伙”，索性把事情搞大了。
大家都知道了，通风报信的是宁愿充军流配也不肯上山为贼、及至后来被逼上梁山还念念不忘招安、报效朝廷的郓城县押司，人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
押司，宋时地方官属吏，办理案牍、官司等事务，所以何涛才会把捕盗公文给他看。
正是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泄露案情，致使案犯全部逃脱。这个中原因岂是一句“江湖义气”和“兄弟交情”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不可信的就是“义气”和“交情”。一部江湖志，真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没见几个，出卖朋友和朝朋友身上捅刀子的倒不少。施耐庵这么写，他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因为在官场上，更无“交情”和“义气”而言。
宋江在郓城县衙供职。
县衙（县政府）是封建王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中央政府通过它来体现政府意志、管理百姓、完成各项任务，它集行政、司法、教育、民政救济、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等各种权力于一身。它就是缩小了的中央政府，一个封建王朝的缩影。要研究制度腐败，县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封建时代的县衙，除了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少数在编的拿国家俸禄的官员，其余的属吏和衙役有些仅有一些口粮银（一年才几两银子），大多数连口粮银都没有。这些为数众多（小县几百、大县几千。明末的《虞谐志》中说常熟一县的衙役竟然有上万人之多）的人员，就是靠搜刮盘剥老百姓生活和发家致富。积弊重重，陈陈相因，其搜刮盘剥内幕之黑、机关之巧、方法之多、用心之狠、手段之辣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县府第一把手知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有“灭门的知县”恶谥。那点知县俸禄虽不菲但不足以致富。清官海瑞平时自己种菜吃，老母亲做寿才买了几斤肉，在官场上曾引为笑谈。死后大殓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因此，刮起地皮来，第一把手也是一号种子选手，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这样的政府，又遇到灾荒，你要老百姓不为寇为盗也难。
作为一个老练的属吏，宋江洞察其中—切。他肯定对“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和“官逼民反”有更深切的感受：政府官员未必比盗贼更道德，贪官口袋里的银子未必比盗贼口袋里的银子更干净。而官员又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全都打得一手漂亮的擦边球，即便豁边打成界外球也不要紧，无非是重新分赃，把多捞的拿出来上下打点好就没事了。他实在不忍心看晁盖“性命”就此“休矣”。于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于良知，通知他赶快逃走。就是为了这件事，又犯下了人命案，守法公民注定是做不成了，从此成了“贼配军”。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后周世宗后裔、大财主柴进。他的心更是向贼没商量。王伦、杜迁、林冲、武松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庇护。宋江亡命他庄上避难，这位过着“体面生活”的柴大官人说出的话更无法无天：
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官府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是出于政治目的﹖书中看不出，也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大志。虽说赵家的江山是从他柴家手中夺过去的，他人还在但心未必不死。因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后，宋朝对于降服的各国君臣都予以优待，使之不发生复仇的举动，而对后周及其子孙更加优厚。施耐庵写《水浒传》已是元末明初，既然“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李逵语）这样的碍语都可以写，如果柴进有政治目的，他没有必要掩掩盖盖。那么是出于经济目的﹖恰恰相反，凡是流配沧州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来，我自资助他”。他有的是钱。世受皇恩的柴进都这样同朝廷离心离德，饱尝朝廷寡恩薄义的人民就更没有这个义务同朝廷同心同德了，最终唾弃它就一点不意外了。
平心而论，赵宋政权还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它施行的也不是暴政。如果是，轮不到金人灭亡它，人民就将它推翻了。但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和人心向贼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表明除了在根本制度上，赵宋政权在许多环节上都出了问题。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着各种危及政权根基的矛盾。在内患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下，决策层主动以降低效率和对外忍辱求和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若干年后，战斗力急剧衰退的赵宋在与辽、西夏、契丹和金的对抗中惨败。公元1127年，金兵渡过黄河，俘获了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文武大臣、嫔妃宫女三千多人和各种财物北上。北宋灭亡。时值靖康二年，史称“靖康之难”。北上途中，颠沛流离之际，赵佶这位误为人主的当年的风流天子、眼下的亡国之君仍不失词人本色，做了一首《燕山亭》：
北行道上见杏花 裁翦冰销，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它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哪里是在写杏花，分明就是北宋王朝的一阙挽歌。
南渡以后，时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盗匪问题便不突出。但每隔一段时期，这种周期性的盗匪问题就会重新突出。这往往都是纲纪与道义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体制无法保证公正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实现的时候。当然，任何朝代、任何政治制度下，包括太平盛世也会有盗匪，也会发生刑事案件，但这并不是“问题”。一旦成为“问题”，为政临民者是难辞其咎的。
注释：
〔1〕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69页。
阮小七：愤青的天真烂漫情怀
有心理学家，把人的性格分为红、黄、蓝、绿四种色彩，以期从色彩学角度入手，来深入的解析人的复杂性。读之，不免悠游暇想，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鱼氏水浒评论色系谱。因为，若用色彩学的观点来看，梁山好汉的个性也是赤橙黄绿蓝靛紫，可以大致分分类的。比如，李逵、鲁达，生猛好动，是属于赤色系谱；宋江、宋清，性情模糊浑沌，让人难以厘清，属于紫色系谱；那些构成梁山好汉道德陷阱的女性，都有妩媚、艳丽，属于蓝色系谱；而三阮等人，自嘲反讽而富于力度的色调，属于灰色系谱，与晁吴的端庄、稳重的橙色系相搭配，彼此为对方添色，在水浒中涌出一股亮丽的色彩。
三阮是水浒中的边缘人物，带有浓浓的草根气，一直与社会有种疏离感，因而，每一次读三阮，心情都很特别，感觉他们像是水泊梁山里的先锋青年，以极其前卫的姿态特立独行于江湖之上。
水浒里面很讲究人物组合，兄弟组合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三阮，这一兄弟组合，是不可作混沌一处解的。相比那些面目模糊的好汉，三阮的性格相当明晰，他们与杨雄、石秀不同，杨石是不打不相识，而且两人之间却仍有利害冲突在内；与宋江、宋清两兄弟也不同，宋氏两兄弟，一直给人污浊混沌的感受。他们构成的是一种三角关系，而非单纯的线性，因而显得形象饱满，有质感，绝非一个单薄的剪影。
三阮，给我的感觉质朴、亲切，在一片灰色的精美色块中，调和出特有的和谐，有如抚摸着了毛衣厚实的纹络。虽都属于灰色系谱，但在三阮的个性色彩中，仍存有差异，绝不雷同。阮小二老成持重，临事镇静，是沉凝的深灰；阮小五精明强干，做事干脆，是滑腻的青灰；阮小七坦率朴实，天真爽直，是利落的银灰。
那些萍聚好汉的故事，嚼起来木渣渣的，而三阮，则汤汤水水的，有滋有味许多，如生猛海鲜般的，构成了水浒前半部喧哗的部分。在石碣村三阮灭官军一节，是我最爱看的故事，也是感觉最为放松的。完全是纯粹的、毫无紧张感地欣赏他们与官兵的斗智斗勇，就像少时看《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一样，集神奇、智慧、浪漫于一体。
三阮中，最喜欢的是阮小七，而最出彩的也是他。他虽出身贫寒，武艺并不高强，在梁山上排名也很一般。但是，他却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梁山好汉中的一道风景。他在阮氏兄弟中排行最小，想必就像所有的老幺一样，天真烂漫、心直口快，表现起来，很有点儿像水乡里的“愤青”。我想像着他的性格，就像水浒里处处可见的村醪水酒、脾性的烧酒，说话、举止虽然俗了点，但滋味醇厚、亲切怡人。
有一段时间，曾经为了建立一份数据库资料，把水浒的精彩语言从头至尾给梳理了一遍，发觉水浒人物口中的妙语箴言还真不少，就是表达共生死、真豪情的也有好几处。比如，李逵对卢俊义不肯上梁山，性急的大叫“我舍着一条性命，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每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鲁智深在野猪林里救了林冲之后放心不下，执意要送林冲，曾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见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都曾让我赞不绝口，口有余香。
但，最为脍炙人口，深烙心上的，仍是阮小七的那句话“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虽身为女子，也觉得，若是让自己来说这般斩钉截铁的话，应是毫无顿挫之感，朗声而出的。正因如此，金大才子才会这样评价阮小七：“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而且，进一步想来，应是因其性情的天真烂漫，才有如此快人快语。而他的心直口快，竟锻造的似金子一般，让《水浒》散发出纯金般的质地。一时间，对阮小七的感觉，也就淹没在金对他直白的评语中。
关于阮小七，金大才子还有一段挺有名的评论，说是同样的一种性情品性，在不同人物身上，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就拿粗卤来说，“鲁达粗卤是性急，……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相比焦挺，阮小七的气质自然是好的。但是，他为何悲愤无说处，又是怎样的悲愤无说处，却让我想了好一阵子。据我推来，这也应和他的快性也有关。因为心直口快，而易得罪人，因而，诸多愤事，也易郁结于心。但，如此一来，一个烂漫无遮口的愤青形象，倒也就此立住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理由是，三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