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他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博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因为会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他出身低微，父亲是个银匠。善于市井应对，自号“李浪子”。后来位至宰相，老百姓目为“社稷之贼”。史书上并未说高俅善于踢球，可能高俅是“沾了名字的光”，把李邦彦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态度的问题。《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
《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知识。《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歌颂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犯上作乱，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像《水浒传》正面歌颂这种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水浒传》首先提出来的。 《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它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水浒传》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其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的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出去，其社会效果只可能是负面的。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
（转自：榕树下）
绪论
从《水浒传》这本古典名著可以看出中国绿林事业的文化根源所在。那就是根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绿林豪侠事业与绿林文化思想体系。所谓的绿林文化是种俗文化与雅文化相结合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形而上的政治利益的表现特征，同时还具体包含了散落在民间形而下的绿林文化人格崇拜的思想体系。同时它的思想渊源又是儒、道、墨三家思想的结合，虽然具有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但同时也表现出这种绿林文化丰富的文化特征。本文具体结合《水浒传》原著对其表现出的绿林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其实绿林文化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的侠客、义士就是这种绿林文化的雏形。它的文化渊源来自于代表小生产阶级的墨家思想，但是它是种散落在民间俗文化和雅文化的有机结合，所以它的思想渊源还有来自儒家甚至是道家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可以说儒、墨、道三家思想的互补，以及民间俗文化对其形而下的理解便是本文说要论述的绿林文化的内涵所在。
闻一多先生《关于儒、道、匪》一文（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土匪。”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危害作用较大，所以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仍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水浒传》所描绘的是北宋王朝，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宋朝是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下坡路的时期，由于宋朝官僚机构臃肿繁冗，办事效率很低；对外却软弱无能，每年向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贡的“岁币”，不仅成为当时政府的经济负担，还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自尊心。内忧外患的社会体系，自然这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绿林文化意识就会在民间抬头。而《水浒传》所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一、《水浒传》与绿林文化的政治特征。
“逼上梁山”是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水浒传》这部小说反应了宋朝社会“遍地不公”的社会现象。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在政治上有像蔡京、童贯、高俅那样的奸臣当道，混乱朝纲。梁中书给他岳父的蔡京准备的生辰纲就是民脂民膏十万贯（第十五回）；身居高职的高太尉本来只是一个“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的“破落户”（第一回）。而在衙门内贪污受贿现象又是屡见不鲜。如武松发配到孟州时，那里的囚犯对他说：“好汉，你新到这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报你知道。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第二十九回）。可见贪污受贿腐败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民间私抢民女（如镇关西），偷奸害夫（如潘金莲），以强欺弱（如蒋门神）的现象也不是个别。在这样弱肉强食、遍地不公社会背景下，其中的弱者只能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2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然而梁山好汉的社会基础是及其复杂的。他们中有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流浪汉、奴仆，更有小知识分子、在野下级军官、大商人、遭遇不幸的衙役和宋王朝派来征剿义军失败投降的各级军官。前者他们并非自身遭到欺凌、迫害才铤而走险的，而是不满于社会上的不平事，挺身而出，救助受欺凌、迫害的良善弱小，剪恶锄凶，才处在了为官府所不容的地位上。鲁智深便是这类人物的突出代表。在这个形象的性格中，除了有多数梁山好汉所共有的济困扶弱的豪侠精神，还有着无视宗教戒律的任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合成与现实秩序、法度的对立性；更具有主动反抗精神的，是晁盖、吴用，他们是出于对聚敛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不满，联络贫苦到难以为生的渔民阮氏兄弟等人，劫夺了大名府留守梁中书送给当朝大师蔡京祝寿的财宝——生辰纲。这已不是个人的报复性的抗争，而是超越了个人的利害，虽然采取的是原始性的劫掠方式，但却有着视赃官之财为“不义之财”的觉醒，这种劫掠行动也被表现为正当有理的行动，可以说鲜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心声。他们的被“逼上梁山”更多是因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不是因为生存无法保障，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而后者的则可以认定是所谓真真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他们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现实危险到他们的生存需要。比如林冲原是京中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美满的家庭，他没有也不会有自发的反叛意识。最初妻子受到朝中权贵高俅之子的戏辱，他忍让了下来；继而被高俅设计陷害，刺配沧州牢营，做了囚徒，但是他仍抱有幻想，等待服役期满，和家人团聚，重新过其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失去对人生的希望。最后在高俅非将他置于死地不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他才奋起反抗，杀死高俅派去杀害他的爪牙，雪夜投奔梁山；武松是打虎英雄，县衙门的都头，由于亲兄长被地方恶棍害死，而县官又循情不予审理，才动手拼搏，斗杀西门庆，刺配孟州后，仍然安于做囚徒，直到又因施恩而打不平，醉打了蒋门神，后又中了张督监的诡计，再次被判刑发配，在张都监设计在押解途中要将他杀死的时候，他才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血溅鸳鸯楼”，杀死张督监全家；宋江上梁山的道路更曲折。他为县衙押司，却喜结交江湖豪杰，由于放走劫取生辰纲的首犯晁盖，从而与梁山好汉有了关系，又导致了他为掩盖犯“法”的真情，不得已杀死了外室阎婆惜。他潜逃在外，坚持不肯上山落草，宁愿回家就捕。在被解往江州的途中，还坚决不同意梁山好汉解救他，直到发配江州又题诗遭祸，受到权势者的陷害，被押上法场，被梁山好汉解救出来，实在无路可走，这才随同上山，做了绿林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