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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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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水浒之矮脚虎与扈三娘    
  王记水浒之一: 矮脚虎与扈三娘  
  王政六十年前;萨孟武在《中央周刊》上用社会政治史的眼光分析《水浒传》,大文一出,洛阳纸贵。结集而成的《与中国社会》于今天读来仍感觉意趣盎然。 
  但是萨氏眼下溜过去一个极大的“热点话题”未谈,即为什么施耐庵要将大美人扈三娘嫁给个不成器的王矮虎。学界公认,施氏似有“厌女症”。笔下的好女人寥寥无几,而有意刻画的女性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刘高老婆、坑卢俊义的贾氏、害武松的玉兰、卖史进的土娼——有一个算一个,都恶的可以。硕果仅存的人长的美“武艺又好生了得”(会评本第四十七回)的扈三娘却配上个武艺不精且又有“溜骨髓”毛病的矮子,着实让人心里不服。 施耐庵写宋江作媒时说,“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这哪里是作媒,实在是强逼。宋太公任干女儿在前;众头领武力在后;由不得三娘了。“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金圣叹在此批道“(两口儿)三字粥合,为之一笑。”袁无涯批道:“此体人心,尽人性。使人喜欲涕,感欲死。”接下来,“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若说晁、宋众头领是“意气相投”,那么施、金、袁的口径一致简直是帮闲口吻了。这里存疑的是,扈三娘是落在男权的藩篱中了吗? 
  萨孟武分析“梁山革命军”是流氓无产者集团,他们开始的核心伦理观念是“义”,后来被宋江改造成“忠”。但不管是哪种观念,女性一旦踏进去,多少丈青也不管用。照此视点,《水浒》里的许多情节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小霸王周通之强娶刘小姐,黑旋风乔捉鬼之杀狄太公之女,董平甚至因程太守有位“十分颜色”的女儿不嫁给他而一怒杀了自己未来的岳父。即便是女性在战场上打败了男性,到最后,回到文化强权中,女性依然是被征服者。这类情节在说岳、杨家将、薛家将里随处可见。就连神怪小说《封神演义》里也有土行孙强占邓蝉玉。若不是嫌人多添乱,吴承恩兴许会让猪悟能带上高小姐去西天结欢喜缘。极丑(个矮)的男性霸占极美(个高)的女性,能产生极强的喜剧效果,尽管个矮含有性弱势的意味,但是文化强权照样可以使这种日常的不协调变成喜剧的协调以迎合同在文化强权下的众位看官的审美趣味。 朱迪思?劳德?牛顿认为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有大面积的交叉。按她的想法,“如果用"交叉蒙太奇"的策略,把文学文本的阅读跟国会辩论、妇女指南、医学书籍、法典以及"事件"或"物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会产生出新历史主义的高水平文本。但是,如果像牛氏一样停留在这种层面上,女性主义者明显低估了新历史主义的解放力量。比方说,施蛰存当年写过《李师师》和《石秀》,沙陆墟写过《水浒二妇人》以及许啸天的《潘金莲爱的反动》等等。不管怎么改写、翻案、戏说,一入读者视野,首先是逆向的比较作用,后作无论如何也不能覆盖读者原来心目中的人物形象。除非是读者置身于另一个文化圈。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时社会上是不讳妇女改嫁不守节之类现象的,贞操禁锢尚未形成。范仲淹子纯祐早死;范将寡妇嫁给王陶;王安石主持儿媳庞氏与疯儿王雱离婚;邵雍之母曾改嫁;宋祁书张景墓志铭言其妻改嫁而不以为异;这样的例子在《宋史》里比比皆是。《水浒》里的潘巧云也是前夫王押司死了以后才嫁给杨雄的,金翠莲被镇关西用“三百贯钱要了身子”后还照样嫁给赵员外,而且并不忌讳详知内情的鲁达与赵员外相交。总之,施耐庵不可能要求人物在理学大昌之前也服从一套《新女诫》,而且,惯常地把对女性的禁锢全推在理学身上,也太简单化了。 
  这样看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男权意识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社会现实需要形成一种“男权统治意识”。套用一句女性主义的习惯语“将女性从男权千百年压迫下解放出来!”谁将“男性从千百年文化强权压迫下解放出来”?王矮虎本想占刘高老婆(会评本三十一回)但被宋江用“礼义缚了”,没得逞。后来,扈三娘也是被“礼义”缚了,嫁给矮子。后来,宋江本人被“忠义”缚了,饮鸩丧命。后来,施耐庵被“造反”缚了,塑造了人物。后来,读者被“文本”缚了,揭竿而起。能指本身就被“缚了”——不光女性解放不了,只要身处这条“权力-话语链”上,谁也解脱不开。 
  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最后安排扈三娘与王英同死于方腊手下大将郑魔君之手,很有道理。而且写扈三娘是因见王英被杀而心神大乱不防暗器而死,这实是妙上加妙。男人死了,女人如何不死?不然不是太对不起魔君和观众了。那座从天而降的石碣上早刻着“——地位星矮脚虎王英、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慧在微下。 这石碣好沉重!        
无尽苍凉论水浒    
  水浒中的“二奶”   
  宋徽宗时代是宋朝经济较为发达的阶段,《水浒》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渭州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也养了个“二奶”金翠莲。 
  看完全本《水浒》,你就会发现,“二奶”何止金翠莲一个,阎婆惜、潘金莲、白秀英皆是,最大的二奶是李师师。 
  李师师是不一样的。一样都是男人的“二奶”,不一样的是她的独立性,与后宫分离开来,不要名分,而且还照旧挂牌营业,这就是宁要自由不要爱情,看得开,或者她就认为世上压根就没爱情。皇帝怎么也不会对钻地道感兴趣吧,就不想把她放在后宫里养着,随时临幸?但李师师就是能让他钻地道,她的“欲擒故纵”玩得可好,不要一下玩得火热,那不会长久,好东西得吊着吃,那会吃一次想一次记挂一次,到底是青楼出身,对男人的毛病摸得清楚啊。这个吊胃口的事当然有分寸,你不见,官家一来,李师师总是甜言蜜意地接待,这叫宠,宠得他在这里比在宫里还快活,目的就达到了。 
  “二奶”李师师的语言可不是“大奶”能比的。言语中有着宋词之美,让我想到柳永的词作,“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旧时青楼女子自幼教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文化层次与修养是比一般人要高,其举手投足间所表露出的优雅,在金翠莲等“二奶”身上半点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女子,怎不叫当时和后世的男人“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 
  “二奶”的见识怕是要比“大奶”高,遇事不惊是李师师让人不能看低之处。李逵进门,脸上的怒气摆着,她一点也不慌张,几句打趣的话,就按住了李逵。去接驾时连那几个没有来路的人都不送走,真是好大的胆子。事实说明真有什么事也惹不到她头上,在别人满门遭祸的事情,她不过是“巧言”几句,就化解了,好一个“二奶”气概。燕青二次再来,明知是梁山贼寇,她照样“谦让”接待,看上了燕青,就敢于大胆追求,自由奔放的性格了无拘束。而且被拒绝后,却又洒脱随意,照样帮助梁山作成“招安”大事。处理大事的举重若轻,堪称了得。 
  次一等的是白秀英了。她倒是个能张扬的女人,可惜张扬过头了,最后落个鸡飞蛋打,白送了性命。白秀英与李师师相比,输得地方太多,她也是个在外面走动的人,应该知道,与一个知县拍拖,拽不到哪里去,在外面吃戏子的饭,观众是上帝,何况雷横第一次来坐的就是青龙头上第一位,没有来头敢吗。她要是个晓事的人,也会先到一边打听一下此是何许人也,再作道理。偏不是这样,由着白老头在那里长自家的势子。这等“二奶”一是没见识二是没修养三是没城府,除了一张好看的脸,其他真是一无是处了,和雷横老娘的对骂,简直就是个泼妇。 
  比较一下,能看出贫苦人家的女儿做“二奶”,是因为生活所逼迫,金翠莲、阎婆惜就是这样。金翠莲受欺压,遇到一个鲁智深,得以解救,却不思悔改,才出狼窝又入虎穴,你今天尚有姿色,赵员外是要钱有钱为你打点恩人鲁智深,过几年你人老珠黄了,可就一脚踢出门,他再换个新“二奶”。阎婆惜遇到的可不是个好人,不说长得丑吧,宋江这人阴坏,他不是有钱吗,将一百两金子给了女人又有何难?即使一时无法归还梁山,也不是件比人命还大的事,说到底还是二奶的命不值钱。 
  从这两家的情况看,当时普通的街坊居民生活不好过,没养个儿子,人老了,日子就不好过。金家和阎家都是唱小曲儿出身,到了异地无法度日,迫不得已只得将女儿给人家做“二奶”,还得奉承着,阎婆一段时间不见宋江上门,就担心哪天宋江的体己钱断了,连拉带拽地把宋江拉进门去。 
  爱情至上且大胆追求的是谁?潘金莲。武松回绝的那一瞬间,在潘金莲的眼里,天地都是暗的,心里比屋外的雪地还冷。潘金莲将自己关在屋里好一阵伤心,哭自己的命运,哭自己的爱情。武大郎回家,“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擦干眼泪后的潘金莲,不再是那个对爱情还有着美丽憧憬的女人了,爱心死了,剩下的就是一个女人躯壳。原先不依从大户主人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愿意做“二奶”,第二个可能是那大户怕是能做她父亲的人了,实在是别扭。使女在那个朝代是下人,低人一等的奴婢,但她追求自己幸福的愿望还是展示出来了。潘金莲嫁给武大郎是带有与大户赌气的成分,进门之后,“见武大郎身材短矮”,实在是悔极了,一个年轻女子,一心想嫁个自己喜爱的男人,这不能是错误吧(但是,水浒将这个错误认定了几百年)。见到身高马大的武松,她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这个被压抑的女子对武松产生爱慕之情又有什么不可理解呢,她是那么欢天喜地地为武松做这做那,真心想把喜欢的人照顾好。但是,在这里她碰上了道德这座高墙,尽管她能无视这道墙,武松却做不到,他服从这个社会,去做了一个道德的守护者。喜爱武松是她的初恋,之后,潘金莲心里再没有爱情。她是个性烈的女人,后来的潘金莲破罐子破摔了,被人说“水性扬花”也好,“爱偷汉子”也罢,她还在乎什么呢,最在乎的人都已向她挥起了拳头,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爱的呵护,她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水浒》中的公人     
  《水浒》中的公人一个没有给读者留下好印象,他们基本是一副恶势力帮凶的嘴脸。 
  董超薛霸倍受青睐,先被高太尉委以重任,押送林冲,后梁中书再看好,押送卢俊义,均要他们半途谋人害命。人一旦有了歹心,其一言一行都是邪恶的,野猪林一节,此二人着实让每一个读者恶心,不齿,真是坏到了“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让人深恶痛绝的地步。 
  在押送林冲上路之前,张教头已经“将出银两,赍发两个防送公人已了”,二人也亲眼看见林冲与娘子相别的场景,竟然没有一丝感动。随后高太尉的心腹陆虞侯一出现,他们立马能“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同样的还有飞云浦押送武松的两个公人,连施恩的酒食银两也不要,一心要武松性命。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是非善恶标准,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行之事是没有一个规则的。但他们并不缺乏“主见”,你见押送路上,总是林冲掏钱款待,敬重有加,但二人牢记陆虞侯的指派,并且变本加厉地加以落实。这个“主见”从何而来呢,是从自身的“得”出发的。保护自身是生命的本能,这个本能他们一出生就具备了,可在后来的人生成长过程中,他们再未得以增长对人对世界的认识。高太尉一出现,他们就要考虑自身了,“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如果林冲不死,他们就完蛋了,后来“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所以,杀林冲对他们来说,确是件非做不可的事情。如果没有高太尉的指派,在自身没有受到威胁时,以得利为目的,收下张教头银两,他们会善待林冲,不是他们有善心,是银两的作用。后来谋害卢俊义,李固并不会给他们身家性命带来威胁啊,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证明吧。 
  底层的公人是最现实的,能够掂量出显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差别,并能很好地加以平衡,从中享受着微小的却是最具体的收益。刺配林冲是开封府,他们也是开封府的公人,但是,他们就能丢开“开封府只叫解活的去”,因为他们明白,中央高太尉的潜规则大于地方政府的显规则。如果顺利地将林冲卢俊义结果了,董超薛霸在衙门里能不比以前更好混吗,他们本就是能混之人,刺配北京后,梁中书就见“他两个能干”,留在府中使用,若不是没有文化,混个朱仝那样的节级还是可以的。杀潘金莲时跟随武都头的土兵,自然知道杀人犯法偿命,却先是“前后把着门,都似监禁的一般”,后是绑了王婆,再“取一床被来,将妇人(潘金莲)头包了”,其行径,完全可以定为杀人从犯。押雷横在勾栏前示众的一班禁子,不顾平时都是一个衙门里的熟人,在乎的是什么,是知县的脸面,是自己的利益。他们都知道,公平地论,县都头打人,不从维护治安的面子上说,也只能算是民间纠纷,赔礼道歉,付医疗费就够了,但是,他们明白,县衙的显规则大不过知县的潜规则。 
  明哲保身是他们的道德。从押送宋江的两个公人来看,他们本身骨子里的恶,如果没有外界的施压利诱,一般不会彰显出来,会忠实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在看到因杀阎婆惜而刺配的宋江,有与梁山贼寇勾结、与生辰纲有牵连的更加违法事实后,并没有以国家大义为重,到江州向蔡九知府报告,这是他们与黄文炳相比的短视之处,是小民的局限性使然。 
  这些公人的作为,让我们看出当时的社会法制状况,那是一个没有是非、不讲善恶的社会,也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大是大非”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里,多数人没有羞耻,公义沦丧,一切以孔方兄为尺度。上层阶级为所欲为,以纲之名,搜刮民间财富,被盗或丢失了,押送的人还被判犯法,男盗女娼,高俅能为衙内的三番五次置林冲于死地;没有大是哪来小是,下层百姓生灵涂炭,无处申冤,武大郎被害死,西门庆贿赂银两,立即武松就告状无门,周通强抢民女,刘太公无处可告(很显然上访是不灵,蔡九和高俅们哪里会管这些事,他们只对危害赵家和自家的人和事有兴趣),“只得与他”。法制对强权和强盗来说,是形同虚设,不过是整治弱小百姓的工具。 
  同样是被公人押送,林冲逆来顺受,因为他还抱着服刑后与妻子相聚的愿望,换作武松就不同了,因为对统治者不再报有任何指望与幻想时,对统治者的畏惧,也就没有了。武松在飞云浦大喝一声“下去”,那一声是多么沉着,不留余地,听着是多么痛快,读者心中的怨气出了。       
  拉山头     
  “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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