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2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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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要您答复，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您会怎样回答？
答：我认为此书是由一些民间艺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长期中逐渐积累，逐渐修改而完成的。民间艺人编写成许多水浒故事，这对最后成书，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许多故事编纂成为一书，对于最后成书，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书的作者说成一两个人——罗贯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实，也不公平。
问：对于施耐庵的问题，现在说法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探讨，有人认为无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无此必要。有人说，经过考证，确有此人。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水浒传》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水浒传》的作者，则我们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还有，我们不探讨施耐庵的问题，但是并不反对别人去探讨。我们虽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计划，如果别人进行探讨，有了出乎意外的收获，那也是大好事。
我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讨作者的情况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讨作者的情况已经山穷水尽，再无发展了（对《水浒传》作者的探讨已是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作品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吗？当然不是。了解作者的情况，对于研究作品本身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作品的不同，探讨作者的情况作用也不一样。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了解作者情况十分必要，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写出来的（暂不谈读书的问题）。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传，了解作者对于了解作品确实非常重要。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情况就不一样，它们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编书者或责任编辑，他与作品的内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况，就不十分重要了。更何况《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人还不是真名，而是托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其价值。例如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所写的离愁别绪，委婉动人，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深远，超过了后来的任何一位大诗人。但其作者为谁？已不可考。此后南方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也是如此，虽然影响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谁是作者。
九、关于《水浒传》的版本
问：《水浒传》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请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水浒传》的版本之多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出现的事。这与皇帝极不负责、万事不理颇有关系。明代是个极为专制的王朝，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文武百官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却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万历帝是个懒得要命的皇帝，平时只在宫中享乐，二三十年不上朝，致使百官认不得皇帝，见面时还要太监从中介绍。万历30年（1602）全国13处巡行御史缺少9处，全国各地郡守缺了一半。万历34年（1606）中央六部大员都出现空缺，无人递补，二品官内，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特别可怕的是司法官缺人，大量案件无人审理，犯人长年关在牢里，无人过问。不仅被告被关，有些原告与证人也长期被关，直到关死为止。许多国家大事，皇帝自己不管，又不责成别人去管，各级政府，缺员严重，该管的事，都不想管。雕版印书的事，完全放任自流，私人书坊老板，任意刻印古书。只要能够赚钱，想怎么刻就怎么刻，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万历年人，多好篡改古书。”那时候既不要书号，又不讲版权，只要政府不管，书坊老板就有极大的自由，冒名也好，盗版也好，只要好销，什么书都敢改，什么书都敢出，书籍市场上，一片混乱。那时候出的书，距今已400年，经过无数次的水火刀兵，绝大部分都毁掉了，能够流传到现在的，是极少数。这里说的刻印本。至于手抄本，那当然就更多了。因为400年来，各地的书场还在说书，他们的本子（话本）还在发展之中，改进之中。就全国来说，包括刻印本与手抄本在内，各种各样的《水浒传》真是不计其数。
问：《水浒传》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传世，在您看来，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
答：据我所知，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坏事，至少是麻烦事。因为这给水浒研究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面对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专业研究工作者就有义务作出必要的解释，并向读者推荐最完善的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好事。从400年前流传下来的一批乱七八糟的版本，不管怎么说，总是可贵的有用的史料，经过耐心整理，归纳，分析，就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件古物留下来，还能说明一连串的问题，更何况是文字资料。其中有盗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其中有冒名，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冒名。每解决一个问题，都揭开了一幅历史真相。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版本比做一团乱麻。解决一团乱麻的办法有二：对于无用的东西，我们可以不管它，断然作出自己的决策，这叫做快刀斩乱麻。对还有用的东西，我们需要爱惜他，耐心进行整理、研究工作，这叫作细心理乱麻。这个工作量很大，但也绝不是无限大。每一根乱麻都有来踪去迹，总有理顺的一天。也就是重现了《水浒传》逐渐形成逐渐成熟的原过程。我们应该有决心来从事这一件理乱麻的工作，更何况在今天以前，已有不少学者，包括几位老前辈和一些青年学子，做了不少梳理工作，卓有成效，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
十、关于招安
问：在20世纪20年代那一场有关《水浒传》的争论中，也就是“金圣叹究竟腰斩了水浒没有”的争论中，大家都希望能找到一种“原本”，认为只要找到了原本，问题就能解决。请问，所谓“原本”，究竟是指什么版本？
答：是指《水浒传》最初成书，由许多分散的水浒故事编纂成为一部大书时的最初刻印本。这个“原本”至今都没有找到。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果原本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就证明金圣叹没有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则说明70回以后的部分被金圣叹砍掉了，才成了流行的70回本。争论的结果是，大家接受郑振铎的意见，认为原本是100回，是金圣叹腰斩了水浒。
对于这个结论，罗尔纲先生是不赞成的。但是当时的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郑振铎是中文系教授，罗尔纲先生只是个学生，没有发言权。罗先生后来在《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水浒传》原本究竟是七十回还是一百回，这不是一般版本的争论，而是有关这部著作的性质问题。原本为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便是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如果原本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辽、平腊，那便是奴才传。”
罗先生认为当时的讨论过于草率，结论下得过早，这一点我完全赞成。任何学术问题，不经过广泛讨论，只由少数专家闭门作出结论，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也不赞成罗先生把招安问题看得过重。一本书究竟是英雄传还是奴才传，不能只凭有没有招安情节来作结论，而要看这本书的总体精神。
问：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招安事件的？
答：首先我觉得《水浒传》是倒了霉，在所有的明清小说中间，我们不要求任何一部小说的主人翁去反皇帝，唯独要求宋江和梁山好汉去反皇帝。在《三国演义》中，许多英雄人物不断地换老板，换来换去丝毫也不影响他英雄人物的身份。水浒人物就无此自由，只要受了招安就成了臭狗屎，永世不得翻身，这算什么道理！
“招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不再杀人流血，这不是坏事。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农民人数虽多，但是始终是个弱势群体。农民起义总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奋起反抗的。动乱事件大部分是由天灾所造成，小部分是由苛政所造成，即所谓“逼上梁山”。如果天灾已经过去，生产得到恢复，或者由于某些苛政的废除，老百姓有了生路，大家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这总算是好事。造反不是应聘，不是自己报名参加，千百万人一旦生路断绝，起义的队伍如海潮汹涌而至，你想参加也得参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退潮之后，要把所有参加造反的人全都杀掉，既不人道，也不可能，招安赦罪，有何不可？有些含冤受屈的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一旦平反，亦可赦免。总之，有个招安的办法，不把亡命之徒逼上绝路，自有可取之处。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在作战形势不利之时，也常常把接受招安作为一种斗争策略、缓兵之计，暂时找到一条生路。
如果滥用“招安”，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例如有些地方官对盗贼进行招安是受贿买放，官匪勾结；有些农民领袖蜕变为野心家，“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有些惯盗惯匪长期脱离生产，匪性难改，成了老油子，今天接受招安，明天又造反。凡此都是个人的犯罪行为，不是“招安”这种办法的过错。特别是在敌国外患入侵的时候，在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对农民起义的队伍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让他们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力量，这样的大好事在真实的历史中确有过好多次。元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宋江受招安后出征辽国，获胜立功，这虽非史实，却也反映了老百姓有此良好愿望。
总之，老百姓并不歧视受招安后为国立功的英雄。他们先是打击贪官污吏，获得老百姓的好感，招安后又能为国立功，成为双料英雄。对于“招安”一事，老百姓并不反感，这和个人的叛变、变节、逃兵、投降等可耻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只要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
十一、关于张国光的“双两说”
问：目前要开展水浒的研究工作，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之外，是否有什么干扰和阻力？
答：坦率地说，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来，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造成最大的干扰，就是张国光所提倡的“双两说”，也就是“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这种“学说”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一点基础，全部是虚拟的。所用语言完全是一派政治语言，建立这个“学说”的根据也都是政治人物的言论与政治著作。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请容我先说几句题外的话。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敦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作为人文学者，能不能为人“解惑”，是他的学力如何，是否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解惑”，并不是照着课本回答问题，而是要去解决别人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学者。
试以罗尔纲先生治学的实例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草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事情的经过，正如梁启超所介绍，当时盛传太平天国同时有两个领袖，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突围，洪大全被广西疆吏擒获，向清廷献俘，在北京凌迟处死。咸丰帝都受骗了，谁还翻得了这个案。罗先生如果是不负责任的人，别人问到这件事时，他只要点个头，说一声“太平天国是有两个领袖”也就没事了。但他经过仔细探讨，于1954年夏写了一篇《洪大全考》，终于揭穿了这场由清朝官员所设计出来的大骗局，使这一件百年疑案水落石出。从此，再也没有人去提洪大全这个名字了。梁启超认为很难解决的难题，终于被罗尔纲先生所解决。所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的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一书，第一篇文章就是《洪大全考》。
再举一例，在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料中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为沈懋良，自云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南京城内生活10年，为赞王蒙得恩的近侍。在逃出南京后，凭记忆写成此书。其中“逆踪七十二则”，为许多学者所引用，连老一辈的专家简又文也上了他的当。后来罗尔纲先生以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是一部大伪书，就再也没有人去引用其中的文字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一生就只知道默默无闻地做学问，凭自己深厚的学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作出一个又一个新结论，维护了真理，推动着学术不断地前进。而有些冒牌学者，从不埋头做学问。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外同行学术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举动，并且随时窥测政治动向，以便及时拿出能为政治服务的“研究成果”。张国光的“双两说”，正是这样的“成果”。
请先看一看高日晖《近二十年批评综述》一文对“双两说”的介绍（此文发表于山东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按张国光的观点，金圣叹删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则变成了革命派，金圣叹所有‘诬蔑’宋江的言论都是有意为之的一种‘保护色’。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础上，所以问题的焦点是金圣叹是否真的如张国光所说搞了一个‘保护色’，而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原来这种“双两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只是张国光个人主观臆断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说“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光说金圣叹如何如何，应该由他举证。他如果举不出，则这种说法就是无根据的，荒唐的，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把“双两说”的内容介绍得更清楚一点，不妨再举两篇文章作证。
一是傅隆基《评“两种，两个宋江”说》一文，首发于1982年第1期《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后被收入中华书局1994年版《水浒研究论文集》。文中说：“根据张先生（指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两个宁江’说，就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前的一切《水浒》版本，无论是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都是‘鼓吹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反动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人民的斗争只能起‘腐蚀作用’。而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水浒》就由‘反面教材’变成了‘由武装反抗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教科书’了。在原来的《水浒》中，宋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