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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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浒传》时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用诗的描写代替了诗的评论。中科院文研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已经指出：“一般地说，《水浒传》地韵文部分史执行描写地任务，《三国演义》不同，它只是评赞而已。
《水浒传》的576首诗中，以人物诗和景物诗占大多数，一百单八将都有描写，其他重要人物也都又描写，比如高俅、方腊、玄女娘娘，有时就连小角色作者都乐于用诗去描绘一番。第57回中写鲁智深的“自从落发寓禅林”一诗，写他的全人，个性跃然纸上。再如梁山好汉如阮氏三雄、宋江、张横等人的一些自白诗，既表现了他们造反的共性，又凸显出鲜明的个性。写女性的诗多落俗套，远不如《三国》写貂禅，唯独24回写王婆和49回写顾大嫂写出了性格。描写梁山群像最多的则是在76回和82回。前者用25首诗来描写梁山将领，后者则用一篇长长的骈文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队列写出。
《水浒》中写环境的诗仅次于人物诗。几乎每到一处，便有一首诗来描写。和散文互相衬托，包含了很深的意味。
《水浒传》中写战争，写杀人，写水斗，写比棒比枪比朴刀比箭，写酒，写树，写剑写马写风，写金铃吊挂，还有各式武器，都要用诗来描写一番。《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些诗词的价值，袁无涯和胡应麟都认为它们起了“形容人态”，“顿挫文情”的作用，是整部《水浒传》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水浒传》之后的长篇小说里，诗歌日趋成熟，也都有各自的突破。比如《西游记》中人物以诗歌来对答，以及宗教诗歌的大量使用，《金瓶梅》中出现了描写世情的诗歌，《红楼梦》不仅以诗入小说，甚至以诗话入小说。但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传》对小说中诗歌的描写作用的奠定有极重要的影响。从《西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描写有了一套固定的格式，大体上是显写环境，次写人物，再写打斗等等。虽然打斗的场景描写比《水浒》要多要好，但不能说这不是脱胎于《水浒》的描写方式。《金瓶梅》中大量的描写，《红楼梦》中谶语式的诗词，都或多或少受到《水浒传》诗词的影响。
论《水浒》（李希凡）
一
《水浒》，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但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宋史》有三处记载宋江农民起义的事，其中《张叔夜传》记载最为详细：
……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其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令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但是，历史记载中这样一个简单事件，在文学作品里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这说明：水浒英雄产生在农民斗争的中间，人民照自己的意志给以渲染和修饰，使得故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间的艺术家采集了它们，编成“说话”演唱的内容，并进行了更大的艺术加工。像宋罗烨《醉翁谈录》所谈到的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可能都是平话中个别人物的英雄传奇。而到了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它所记述的宋江三十六人的事迹，就更加接近水浒基本情节的规模了。元杂剧有《黑旋风双献功》、《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宋公明劫法场》等，王国维《曲录》里也录有二十二种水浒剧目。可以设想在佚去的话本和剧文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们都在《水浒》成书以前。毫无疑问，元明两代连连爆发的农民起义斗争，有给水浒故事添加了现实的血肉。先是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到了小说里便成为千军万马了。
对于这次农民起义，小说确实是做了极大的艺术夸张。和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军相比，宋江起义军的规模不可能超过方腊，这从历史记载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上所说，《水浒》这部小说是根据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加工创造成功的，很显然，无论是在传说阶段，还是在作者的集中再创造阶段，它都大量地概括了同类史实。宋江这支起义军的千军万马的大聚义，虽然不尽符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它却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社会多次起义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所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才产生了《水浒》这样的小说。
《水浒》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人民。有名的“花石纲”，使人民破产，激起“饥民并起为盗”。《水浒》选择了这个时代，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略地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历史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的。
《水浒》一开头，并没有铺叙千军万马的场面，而把高俅发迹的一段小故事作为全书的引子，因为高俅的发迹，正是封建王朝腐朽生活的写照，高俅的画像正是“六贼”集团的缩影。金圣叹曾这样评价这一高明的笔法：“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的看法未必符合实际，但在《水浒》作者，这确实是用心的杰构。高俅出场后，王进因高俅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因高俅诬陷而发配沧州道，杨志因高俅的斥退而流落东京城；在全书中，高俅始终和蔡京、童贯狼狈为奸，作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而展开活动。安置在小说开端的这个引子，概括地表现出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
不过，渗透着《水浒》情节的梁山起义的壮阔的历史背景，不仅只是高俅这一特定时间而展开，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延伸开去，勾画出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人物怎样在他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水浒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义军的行列，这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徽宗王朝腐朽统治的危机和必然覆灭的命运。正是在不同人物通过不同道路汇聚梁山的每一个特殊情节的构成里，作者创造了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从每一个或每一组性格传记里，广泛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同时，这样的情节构成，又是这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像林冲、鲁智深、李逵、宋江、杨志、石秀、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和他们相关联的“传奇”性描写，都充分表现出艺术情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它们千姿百态地展开了不同的被逼上梁山的生活画面，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引导了小说主线的发展。他们个人性格的完成，并未终止在个人的生活命运里，而与农民起义运动的整体命运相联系。这个时代的典型社会矛盾所造成的结果，是“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斗争规模，它不再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式的个人斗争，而是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摧毁县、州、府政权，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消灭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类恶霸地主势力，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规律。也只是在《水浒》这样的情节构成里，才使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与农民起义运动相辉映，成为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极少有的歌颂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文学杰作。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2 论《水浒》（李希凡）
二
自然，文学作品的创作，终究不是历史的写照，它需要创造感人的艺术形象。在《水浒》的情节构成里，作者集纳、吸收了民间传说与平话中水浒英雄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梁山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广泛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复杂的社会面貌，创造了那些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和鲜明形象。如前十六回林冲、鲁智深、杨志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以及其后的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都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章节。这些人物由于个人的生活地位、社会身份以至于命运际遇的不同，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独特的个性，丰富着每一个艺术个体的生命。
从出场先后来看，继九纹龙史进之后，是花和尚鲁智深。从渭州经略府的提辖官到梁山泊头领，这便是鲁智深的性格斗争生命史。鲁智深的被逼上梁山，不是由于现实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结果。鲁智深虽是“粗鲁”之人，可由于他一身好武艺，统治者还需要来帮护。他本来可以“逍遥自在”地做他的提辖官，然而，他却不能忍受他所生存的社会，对他所看到的不合理的社会压迫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当金氏哭诉镇关西的暴行时，史进和李忠都比较漠然，鲁智深却有强烈的反应，他立刻就要去打死那“腌脏泼才”，虽然被人三番五次的劝住，还是不肯干休，终于三拳打死镇关西。出家当和尚后大闹五台山，被遣往东京的路上遇到小霸王强娶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又打了周通；瓦官寺那伙道士为非作歹，又拼杀了他们几个。后来听说林冲娘子受了高衙内的欺侮，林冲还“不怕官，只怕管”，鲁智深却“怕他甚鸟”，终于大闹野猪林，到二龙山落草了。鲁智深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是明澈的：“……只今满朝文武，夺是奸邪……就比俺的直裰作皂了，怎洗杀干净？”因而他坚决反对招安，被迫招安后始终郁郁寡欢，当捉住方腊后宋江向他致贺时，还愤愤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与鲁智深相比，林冲、杨志虽也出身下层军官，但在与压迫作斗争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色。
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的小康之家，只因为高俅的儿子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于是一连串的厄运便降临道他头上。先是被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些被害；到了牢城营，还梦想着在此年逃灾避难，可是鹰爪又向他伸来，火烧草料场，欲置之于死。林冲忍无可忍，这才挺身而出，手刃寇仇，反上梁山。在这段复杂的经历里，林冲最初始终忍气吞声，想从妥协中找到“挣扎着回来”的机会，但他毕竟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英雄形象的创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林冲，最终把武艺与生命一起都交给了农民起义运动。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第七十五回）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本来能搞好和上司的关系，“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花石纲遭风打翻了船，不能回京赴任，后来听到有复任官职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虽然被高俅“一笔批倒”，但因为梁中书“留在厅前使用”，满以为又前程似锦了，于是“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他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表现得多么买力！还是那个老念头：“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但是，“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终于使这位杨提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有去二龙山落草。杨志的遭遇，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比起林冲来就比较难于引起读者的同情了。
从以上三人上梁山的道路可以看出，《水浒》的确反映了巨大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徽宗王朝统治的危机。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3 论《水浒》（李希凡）
在《水浒》的历史画卷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例如阮氏三雄，不仅在“劫取生辰纲”中起了骨干作用，就是“火并王伦”、“活捉何涛”，也主要是他们的战功，他们的出场确实带有劳动人民造反的典型特色。三阮出身于道地的渔民，处于乱世，生活的潦倒，境遇的惨淡，小说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有力地烘托了他们义胆包天、敢于反抗的性格。此外如解珍、解宝、顾大嫂、石秀等人，也写得十分出色。在这里，我们只谈谈两个最突出的英雄形象——武松和李逵。武十回（从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是《水浒》中最有名的章节，其中如“打虎”、“杀嫂”、“打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都是突出刻画英雄形象的精彩篇章。作者笔下的武松，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理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渗透在武松性格中的古代英雄的力、勇、智，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理想。人民渴望充溢着武松这样的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的人民，想起而反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力、勇、智。而比起其它水浒英雄来，武松的力、勇、智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表现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他适应着周围的复杂环境，也采取了复杂的斗争方式，这突出地表现在惩罚西门庆和杀嫂的情节里。
在《水浒》成功的英雄形象的创造里，黑旋风李逵是唯一不具有性格传记的艺术典型。从酒楼会宋江的出场，到劫场、上梁山、回家探母、受招安、被毒死，李逵始终是这个李逵。《水浒》作者偏偏没有特别单独描写过他。他的性格的表现，总是交织在同时着重描写别人的画面上。从李逵一出场，就突出地显示了他性格的特征。见宋江时的卤莽，赌场的赖帐，江边的抢鱼，酒楼上的闯祸，生动地反映出他纯真、浑厚的性格。李逵毫不虚伪，即使一时“猴急”做出了“不直”的事，也正反映出他的真和直来。他胸中永远燃烧着对不公平社会的仇恨怒火，随时斗付之于行动，不能忍受任何压迫和欺侮。他绝对忠实于起义军的利益。为了山寨，任何事情都走在前面，不怕困难，不畏生死。他不能容忍敌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弟兄做违反替天行道的事情。在“元宵闹东京”之后，他和宋江闹的一场小误会，就生动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性格特色。
难得的是，《水浒》作者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基础去塑造他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如实地带着他们那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面貌。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也交织着复杂多样的性格特点。打虎的武都头，还可以受惠于张都监，把他看着恩人。如果张都监真是赏识他，而不是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