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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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当皇子时,颙琰有好几位老师,其中朱珪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最深,他对朱珪也最为敬重。颙琰即位后,朱珪正在遥远的南方担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一听到嘉庆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急忙把自己编撰的诗册送呈嘉庆“御览”。不久,乾隆准备将朱珪召回京师,担任内阁大学士,辅佐儿子嘉庆。嘉庆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恩师,表示祝贺之意。
不知怎地,这首诗竟然落到了和氖掷铩:瞳|看后,非常妒忌,担心朱珪一旦受到重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立即跑到太上皇那里“告密”,挑拨离间,说这是嘉庆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虽然把皇位让了出去,但他还想独揽朝纲,尤其不愿意见到儿子向恩师卖好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很不痛快,便咨询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董诰的意见。董诰担心这事会牵连到嘉庆,急忙叩头奏道:“圣主无过言!”乾隆这才冷静了一些,思虑了许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就告诉董诰:“汝大臣,善为朕辅导之(指嘉庆帝)!”
不过,乾隆虽然放了嘉庆一马,却把气都撒到了朱珪的身上。那朱珪正在广州翘首期盼来自京师的佳音,不料突然接到一道上谕,给了他“当头一棒”:
“前因大学士缺出,朱珪科分较深,学问素优,人亦端谨,是以降旨令其来京,原欲将伊补授大学士。乃节据魁伦奏到,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是朱珪于署理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咎实难辞。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抚办理尚无贻误,兹特加恩,仍令补安徽巡抚。”
朱珪的好梦眼看就要成真,却被和岵逡桓埽烂纹扑榱瞬凰担古谩凹Ψ傻按颉保恿焦阕芏降母呶簧系湎吕础W魑甲樱飓曈钟惺裁窗旆ǎ恳仓荒芙媚胀探亲永铮】墒牵约吻炖此担庹媸且桓觥扒缣炫ā钡南ⅲ劭醋哦魇Ρ槐幔约喝次弈芪Γ运院瞳|当然是恨之入骨!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突然殡天!现在,在大清国里,是嘉庆说了算了!第二天和偷姑沽耍桓镏澳梦省<柑旌螅瞳|被指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
经查抄,“贪污之王”和牟撇媸嵌嗟镁耍衿髦楸Α⑽餮笃嫫鞫嗟檬皇なT诓槌保阉娜坎撇嗔形�109号,其中已估价的26号就价值白银23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价的83号,又有8亿多两,合计达11亿多两。当时,朝廷每年的国库收入不过7000万两,和募也偷值蒙瞎�16年的全部收入!在他死后,这些财富全部没入皇宫,所以民间就有“和梗吻斐员ァ钡难栌铩�
对于“和窒蟆保芏嗳瞬荒芾斫猓何裁丛谇〉纳肀呋岢鱿趾瞳|这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其实,和肭∈且幻队脖业牧礁雒妗U乔〉某栊藕妥萑荩瞳|才有机会揽权滥用,这对乾隆后期政局的败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也认为:乾隆晚年,“大臣(指和┦殉杪艺衿扔诩⒑涑苫雎摇薄�
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郭成康教授认为:在康雍乾盛世,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专制,“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
总之,和窒笫羌俗ㄖ频幕嗜ü姨逯频牟铩:瞳|之所以能够“恃宠乱政”,关键是因为他得到了乾隆的宠信!所以,和摹翱可健薄∫凰溃砩暇偷固耍�
“贰臣”的悲哀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贰臣”一词,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
可见,“贰臣”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因为痛恨钱谦益,乾隆皇帝下令在《明史》中增列《贰臣传》。从此,“贰臣”这个特殊的词汇公然进入官方撰写的史书中。
根据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文人们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境界”。但是,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社会,一旦进入“权力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是刚直不阿,则为当权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特别是在改朝易代之际,他们经常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忠于旧王朝,还是投靠新王朝?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其实,中国历史上“贰臣”的面孔早已反复映现,数不胜数。从名相管仲开始,“贰臣”们的身上总是带着耻辱的烙印,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耻,甚至“恬不知耻”地以苏武自比!
“贰臣”的悲哀:钱谦益失节降清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考中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没过几个月,因为父亲病故,他只好回乡守制。结果,他在家乡常熟一呆就是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复原职。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出任浙江主考官,被牵扯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罢官(皇权专制政府就是这么不讲理)。天启四年(1624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参与编撰《明神宗实录》。
因为钱谦益平时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关系不错,所以,他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不久,阉党大肆整肃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被革职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才官复原职,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钱谦益的声望高,又有才学,所以他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中。为了排挤钱谦益,礼部侍郎温体仁竟然翻出7年前的科场舞弊案,诬陷钱,使他有口难辩。可气的是,崇祯又偏听偏信,竟然将钱谦益革职。在干掉钱谦益后,温体仁终于挤进内阁,很快就升任首辅。
尽管如此,温体仁对钱谦益还是很忌惮,担心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出面,诬告他58条罪状,将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无端蒙受冤屈,一面上疏朝廷,为自己申冤,一面通过亲朋好友,找到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原来,钱谦益曾为天启初年的大太监王安撰写碑文,而曹化淳正好出自王安门下。曹化淳迫于情面,不好推辞,只得插手此案。结果,真相大白:此案是温体仁一手导演!直到这时,崇祯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宠臣温体仁竟然在背后结党营私。所以,他当机立断:立即罢免温体仁,释放钱谦益。但是,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很差,没能官复原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随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因为钱谦益名气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为礼部尚书,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
不过,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只顾自个儿逃命,把百官都丢在南京。面对强大的满洲铁骑,钱谦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束手无策。当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一死殉国。可是,钱谦益却暴露出贪生怕死的弱点,于五月乙酉率领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降清后,钱谦益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总裁。不过,国破家亡,钱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在仕途与名节之间徘徊,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月后,他就借口有病,请假回到家乡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为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行径,正反映了钱的痛苦和无奈:作为一个“失节者”,他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想以抗清举动来洗刷自己曾经降清的污点。最后,钱谦益却落得了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下场:在明朝遗老遗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叛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又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贰臣。
后来,经过柳如是多方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出狱后,他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退隐林下”,但在暗中仍然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保持联系。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里却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盐台顾大人来恳求钱代他写几篇文章,许给“润笔”(即稿费)1000两白银。可是,这时钱已经无力写作,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觉得很为难。无奈,钱谦益就来了一个“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黄反锁在书房内。最后,黄宗羲“被迫”写了几篇文章,这才帮钱处理后事。
据说,在临死前,钱谦益还在为自己的失节行为痛悔不已,说出了一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后来,黄宗羲写了一首《南雷诗历》,来纪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为他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失节降清,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蔑视,因而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失之偏颇,对钱谦益也不公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钱谦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中,他显得过于优柔寡断,近似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钱谦益接连遭受挫折,而他又一心要“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摆脱,最终扭曲了他的心灵。
在皇权专制时代,钱谦益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贰臣”的悲哀:“草间偷活”的吴伟业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有三位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其中,吴伟业有一首诗:
“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读起来,这句话很酸楚,也很凄凉。可以想见,在“江左三大家”当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位。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早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就很聪明,后来又拜在名师张溥的门下,文章大有长进,学业精益求精。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殿试时,崇祯御笔在他的试卷上批了8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认为他的文章很合乎“上意”。随后,皇帝又特许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这简直是轰动江南的一场婚礼。所以,他的恩师张溥很得意:“天下好事皆归子!”对此,吴伟业也有点得意忘形,自视甚高: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崇祯九年(1636年),吴伟业才28岁,就被任命为湖广乡试的主考官,可见崇祯对他多么信任!崇祯十年(1637年),他被任命为东宫讲读,这是多少饱学之士做梦才能做到的位置。次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亲临,询问《尚书》大义,并赐给他“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在这一阶段,吴伟业真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
对于吴伟业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老师张溥,另一位是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末的党争,后者促使他接受清朝的征召。这两件事虽然相隔多年,但就吴伟业个人而言,后来他投靠清朝,正是他当初介入崇祯时期党争的必然结果。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政客们喜欢附庸风雅的话,那么,文人们也大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虽然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当一位“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皇帝清除阉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张溥乘机发起“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俨然一派“反对党”的派头。
一般来说,中国的文人不善于玩弄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的名人,也经常在政治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他不明白的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文人的命运都捏在皇帝的手心里:当他需要知识分子出声时,文人才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时,文人们最好闭紧嘴巴,别自讨没趣。在历史上,那些被杀掉的文人,大多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专制帝王多么爱护他们,而“不合时宜”地发出声音的结果。
在老师张溥的鼓励下,吴伟业竟然头脑发热,以为自己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便上书陈词,甚至利用皇帝召见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批了一通。
可是,吴伟业不明白:中国的皇帝独裁成性,他们在左手给知识分子自由的时候,右手也随时准备收回自由;何况,崇祯又是一个疑心很重、喜欢朝令夕改的人!
所以,没过多久,复社就受到朝廷打压,张溥也遭到指控,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时,吴伟业害怕了,觉得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就主动当“逃兵”,跑到南京当了一个国子司业,虽然是冷板凳,但毕竟离开了政治漩涡,至少能睡一个安稳觉。
令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像吴伟业这样一位文学名家,又深受崇祯的“知遇之恩”,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舍身取义,或者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隐姓埋名,坚决不肯为清朝服务呢?至少,他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保存明朝的衣冠,躲在大山里读书。
不过,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里,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许多人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宁愿跪下来求生,也不愿意站着去死!
吴伟业虽然身体不太好,向来多病,可他的入世之心却很重,虚荣之心更强。也许,他一生下来就有“鸿鹄之志”,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吧!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荣华富贵,所以他既不能“杀身成仁”,也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也只有“忍辱偷生”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让吴伟业后来“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竟然受不住诱惑,接受清朝征召,去北京做官,也毁掉了自己一生的清誉。
原来,明朝灭亡后,清廷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为了笼络汉人,也在进行“文化征服”,积极招诱天下名士。当时,“江左三大家”里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投降清朝,不知怎么的,清朝政府偏偏没有注意到吴伟业。
顺治十年(1653年),在钱谦益的授意下,由吴伟业出面发起,江南九郡的文人齐聚虎丘广场。在上次崇祯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会上,吴是以榜眼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场的,充其量只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虎丘大会,他是大出风头,成为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泰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