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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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喷薄欲出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欧洲刻苦研读八年的徐悲鸿，带着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也带着他的热情与渴望，从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给怀孕的妻子找房子。随后蒋碧微也回国，托运回了徐悲鸿视为珍宝的装满几大箱子的书画，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绘画作品，还有他临摹的欧洲名画。
正在上海艺术大学担任文科主任的田汉，请徐悲鸿到艺大做美术演讲。徐悲鸿渴望改革中国美术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汉的共鸣。
一九二七年岁末，在霞飞坊徐悲鸿家，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日后在中国艺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师，在数次深谈之后，决定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南国社”，并起草章程。后来，他们又决定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培养时代需要的艺术人才。田汉是院长兼文学部主任，欧阳予倩是戏剧部主任，徐悲鸿是绘画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国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田汉致辞，把徐悲鸿与欧阳予倩介绍给大家。他讲述学院的教学方针与大体规划后说，“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师生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此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经历八年欧洲艺术历练的徐悲鸿，不再是旧日的徐悲鸿。八年的卧薪尝胆，八年的兼容并蓄，八年的励精图治，已使得他的艺术激情过于饱满，简直随时可以喷薄欲出。徐悲鸿那几幅撼动国人的大画，正是集中地产生于其后的一段时间。
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名声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原艺术大学校址，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窟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似乎急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徐悲鸿画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却不是一代枭雄刘邦，而是一个站在刘邦对面的失败英雄。当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际，率众抗秦的齐国后裔田横，率五百人困守一个孤岛（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如田横来降，可封王或侯，如不来，便派兵围剿。刘邦对田横显然是看重的。田横带两个部下离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离京城三十里，田横举刀自刎。刘邦用王礼葬田横，封随田横来的两个部下做都尉，两个部下埋葬田横，然后也自杀。刘邦派人去岛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鲜明地展现在画布之上。他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悲莫悲兮生离别！徐悲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刻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
也许还是一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徐悲鸿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国第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主题油画：高198厘米、宽355厘米。徐悲鸿对每个人物揣摩于心，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去。除了教课，他就置身于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后来又带到南京中央大学继续完成，他时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画笔。
田汉之子田海男说：“《田横五百士》画中的田横，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为主画的。”徐静斐说：“我记得我父亲画《田横五百士》，有一个妇女抱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那是我母亲和我给他当的模特儿。我父亲画了几十个人的素描，然后根据素描再画。画了两年多时间，那么大的一幅，也是我父亲的代表作。”
历时两年多才最后完成的这幅大画《田横五百士》，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说了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西方人还用一盘散沙的观念看待中国的时候，徐悲鸿画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坚韧之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现了徐悲鸿夹着画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应邀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此时蔡元培已经辞职，在上海闲居。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执掌北平大学的李石曾，曾与蔡元培、吴稚晖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他推举徐悲鸿的。
徐悲鸿一个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学不到三个月，就无奈地辞职了，他留下了筹划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种种设想。至于徐悲鸿辞职南归的原因，其实不复杂。因为改掉北京大学名称的动议激怒了学生，他们愤而抗争。徐悲鸿不愿面对空荡荡的教堂，也不愿站在学生对立面，权衡之下，他提出了辞呈。
当“南国”给了徐悲鸿一间宽敞的画室后，他把所有的画具也搬到“南国”，每天在“南国”教课之后，抓紧接着作画。
徐悲鸿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不仅因为他执教南京中央大学，还因为他曾经为保存南京的古城墙奔走呼号。
今天，南京人提起绵延在紫金山下的城墙，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经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砖石结构的南京城墙，明代建造33公里，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现存最长的古代都城城墙。现在依然壮观的南京古城墙，却曾经差点被拆掉。最主张拆除的，正是当时独掌军权的蒋介石本人。
一九二八年的南京，随着国民政府定都于此，众多办事机构迁入，急需建造办公用房，于是各部门纷纷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拆除南京城墙，认为既然古代城墙已失去其军事意义，不如拿城砖建造新房子。大兴土木在即，许多部门官员都盯着城墙，毕竟城砖是厚重而结实的最佳建材，可以古为今用，节省不小的经费。
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京陆军军事学校已抢先行动，准备拆一段离学校很近的明代城墙。蒋介石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别人，他得注意公众形象，便指示学校起草给国民政府的报告。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馆的办公室，曾写出《南京明城墙》专著的学者杨国庆，给我看他收集的当年一批城墙文件档案复印件。其中有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报告、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徐悲鸿先生的电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市长刘纪文，将一份呈文上送国民政府。其中说，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和南京市特别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墙，所拆的城砖用于修建陆军军事学校的校舍。南京特别市政府查无此事。刘纪文否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参与，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蒋介石的提案。
蒋介石自然不爽，他让何应钦重新草拟一份报告，承认保护古迹的重要，重点保护台城一带的城墙，因为是六朝的古迹，具有保存的价值。但他主张拆除的是明代的这段城墙，从太平门一直到神策门，没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蒋介石签署的这份军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敢怠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会议下发232号文件，决定同意南京特别市政府拆除这段城墙。这是正式发文，依此可以拆除这段城墙，并且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务局派员和陆军军事学校共同商讨如何拆除，这段城墙具体位置从太平门到神策门。批文下达以后，当时南京市各大机关高度重视，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批文，拆除城墙以解决政府机关办公建房的用砖问题就好办了，于是打报告给南京特别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砖。
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特别市政府感觉到压力太大，写了一份报告给国民政府，提出这么多机关要城砖，究竟满足谁？这些城砖怎么给？国民政府下达批复：所有拆下的城砖，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妥善保管与调配，各机关不得擅自做主。公文履行之间，南京城墙岌岌可危，就等着全面开工的拆除令了。
此时徐悲鸿正在上海，他刚被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听说南京明城墙将被拆除的消息，他万分焦急。其他人还在议论，徐悲鸿却拍案而起，当即给北平政治分会拍电报，坚决反对拆除这段明城墙。电文说，这段城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保存价值。第一，在历史上；第二，在艺术上。这份电文很快被转发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徐悲鸿作为一位社会名流，在发这个电文的同时向报界公布，在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蒋介石恼火了，认为明代城墙没有用处，保存它毫无必要，而陆军军事学校校舍各项工程已开工，急等城砖。于是他再写一份呈文，以陆军军事学校校长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说工程全部开工，不能停止拆城砖。
在蒋主席、蒋校长对立面的，竟是一介书生徐悲鸿。他拍发电文，阻止当权者拆除古城墙，并且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为宣传。
徐悲鸿写了文章《对南京拆城的感想》，以西湖雷峰塔倒地为例，痛陈南京拆城是“续貂之举”，其中说：“而欲毁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呜呼！刘伯温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亿版而甲比，埋之于今国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万万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咏叹，徜徉登临，忘忧寄慨之乐国也。”
在世俗常人的眼里，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针锋相对，一方只有丹青墨笔、势单力薄，另一方却手握中国的最高权柄。许多人为徐悲鸿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让。
徐悲鸿的呼吁得到多方面的响应，社会各界的支持之声日高。蒋介石也不愿触犯众怒，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墙。
一位艺术家与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铭刻于白纸黑字之间，完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