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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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表在“万叶散文丛刊之三”《霞》上。如果不熟悉周、沈之间的矛盾者，
也许不会明白《遇狼的故事》、《关于东郭》等文章都包含着对沈启无的批
评。

全国解放后，周作人和沈启无都生活在北京城，彼此却无往来。沈启无
任职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中住过“牛棚”，后来病故了。

周作人纪念集

周作人的随笔集《立春以前》于1945　年8　月在上海出版，这是他在沦陷
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就在这本书中，收有关于《沙滩小集》的一篇序，
写于1944　年12　月。当年我很想找到这本书一读，因为这是为纪念周作人六


十岁诞辰而出版的一本纪念集。直到1945　年4　月，北京谢兴尧编的《逸文》
杂志上还刊有新民印书馆正在印刷《沙滩小集》的消息，并称书内“南北名
家均有祝贺文”，那时已临近日本投降的日子，此书终于不及问世。

《沙滩小集》是由傅芸子编辑的。傅是旧京一位文史学家，主编过《北
京画报》、《南金》、《国剧画报》等刊物，是版本学家傅惜华先生的兄长。
原书初名《汉花园集》，后改《沙滩偶语》，最后才定名《沙滩小集》。周
作人说：“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
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着少数的人，大概也就
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看来作者还是以留
在北京的友人为主，其中亦收有周作人的几篇文章，周说：“朋友们的好意
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
不是有意义的事。”从研究周作人的资料来着眼，《沙滩小集》的未能问世
不免是个小小的遗憾，但，当时人们正欣逢抗战胜利，又在讨伐汉奸声中，
出版这样一本书确实也不合时宜。

关于《沙滩小集》的部分内容，我们从傅芸子写的《近年来国学研究在
北京》（刊1945　年1　月出版的《文化年刊》第一、第二卷）一文注释中，可
以觅得若干题目，计有俞平伯《论语孟子之起讫问题》、江绍原《周羲大畜
上爻辞何天之衢新解》、瞿兑之《传说证误举隅》、郑骞《洛阳伽蓝记丛考》、
傅惜华《李卓吾著作考》等篇。看来该集既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

《沙滩小集》未能问世，但在日本东京却编辑出版过一本日文版的周作
人六十诞辰纪念集，即1944　年9　月由东京光风馆出版的《周作人先生纪事》。
（见图71）本书由自称周的学生的方纪生编辑，当时方正在东京任华北驻日
留学生的监督。书内共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林芙美子、
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鹤见祐辅、山本实彦、吉川幸次郎等十八篇文章，分
别记述了他们同周的交往或对周的印象；附录周作人谈日本的文章四篇。编
者方纪生除写了序言外，又写了《周作人点滴》，并编制了周的著作年表。
此外，还收有周的墨迹、照片等多幅插图。封面是由武者小路实笃画的一幅
彩色水墨画。该书只印了一千册。方纪生说，在周的六十寿辰前，有人即议
论最好的纪念当然是出版周的全集，或设立文学奖金等，但考虑到时局的关
系恐难成功，遂想到利用自己在东京的条件，取得日本作家的支持，编印了
这本纪念集。他还特别提到出版家为了印制这本书专门用了较好的纸张，其
实现在来看，也不过是极普通的道林纸而已，可见当时日本在决战时期的处
境已经很不妙了。这本书印数不多，又加上日本失败在即，流传到国内的极
少。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日本文化界及一些著名作家究竟是怎样看待周作
人的，这仍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亦无妨有个中译本问世。至于编者方
纪生，我只见过他战前出版的两本译著，即《文学家的故事》和《性风俗夜
话》。北京沦陷期间，他还主编了《朔风》文艺杂志，“文革”以前亦偶有
译著发表。

知堂的旧物

倒退二十年，在北京的旧书店里，若想找几本有名人藏书印记的书还是
不难的。比如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我就收藏了几种。友人中也曾收过这
类书。


我有一册1936　年10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
选集》，十六开的平装本，原来就是知堂的旧物，扉页上盖着“苦雨斋藏书
印”，我是从西单商场购来的。自从周氏弟兄反目之后，鲁迅购买周作人的
新著多有记载，而且每有议论亦有褒有贬，堪称公允。知堂购存鲁迅著译的
记载则少见，购一本《十竹斋笺谱》，也要借机影射挖苦几句，表现了他心
胸的偏狭，以及对左翼文艺的反感。我存的这本画册，也可以作为他购存鲁
迅编译作品的一例。

明朝人王肯堂的《笔塵》，北平图书馆1930　年6　月线装铅字排印本。我
的藏本正文第一页上有“苦雨斋藏书印”一枚。1936　年2　月，知堂写过一篇
读书笔记，专门介绍此书，收在他的文集《风雨谈》中。他说原来只知道王
肯堂是位医生，没有注意他的著作，直到读了《宇宙风》杂志的新年号《1935
年爱读书》中叶恭绰推荐《笔塵》，才找来一部，“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
是粉连纸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知堂平时所爱读的正是这种明末小品。
按说如我这样的愚者，看看知堂在文中摘引的部分也就够了，不想后来在中
国书店见到此书，书品极佳，价钱公道，且为知堂旧物，我便携之回家了。
当时只看了书中谈书画的部分便置之一边。

我收藏有知堂1926　年9　月北新书局出版的译作《狂言十番》，毛边本限
定版，三十册中的第十册。扉页上有他的毛笔题字：“半农兄作人九、三十”。
（见图72）应该说这所有权已属于刘半农，我是从上海书店得来，时在七十
年代初。半农先生殁于北京，长期生活在北方，藏书何以到了上海？想想也
不奇怪，因为刘先生的女公子不是寓居上海吗？估计是“文革”中散失出来
的。

还有一本线装书，有知堂的印记，还有题跋，先为自藏，后又送给老友
钱玄同。原书得自琉璃厂旧书肆，书名《读诗一得》，作者吴仲仙，清咸丰
四年（1854　年）刻印。这一次我是专为书上有知堂的题跋而购存的。抛开周
作人的人品和大节，我还是挺喜欢他那挺秀隽雅的一手毛笔字。题跋共两段，
前者写于1936　年3　月8　日，上面盖有“知堂书记”的印章。后段写于同年3
月10　日，另盖“作”字印。前段原文如后——

前得盱眙吴氏读诗一得元只是寻常书耳因后有钱楞仙先生题跋故为可贵今以奉赠玄同
兄并记其缘起如右时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八日距题跋当时已七十二年矣。
知堂作人

写于同治三年（1864　年）的钱氏题跋（见图73）何以在周作人眼中这么
珍贵，原来这位古人钱楞仙，乃是疑古玄同的伯父，恰为钱氏家族中的旧物，
周作人买来正是要物归原主。书还没有送出去，知堂又补写一跋，原文如后
——　

今日往隆福寺街书店阅书账知此书系黄晦闻君旧物背面尚有原账号码可证也十日又记

我翻过书背一看，果然贴有“673”号的标签，如果没有知堂的这一说明，
谁又知道这是近代诗人、北大教授黄晦闻的藏书呢？知堂购书之日，黄先生
已故去，人一死书也就很快地流散了。

知堂的这几本旧物，竟然涉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几个重要人物，几乎每本书都能引起人们的许多遐想。

言言斋谈书

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长
期生活在上海，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担任过英文科长，
因编辑《英语模范读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书而闻名，同时也给出版
家带来不小的利润。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藏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
又有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
他写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
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1944　年12　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周越然著《六十回忆》一书，其中
收有《初恋的我》、《我与商务》、《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等。1932　年8　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里，又有他编写的一本《莎士比亚》。关
于谈书的书。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一种是《书书书》（见图74），　1944　年
5　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一种是《版本与书籍》，1945　年8　月上海知行出
版社出版。前者收书话四十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书名原拟以《××读
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
偏，故改用今名”。书中有谈孤本词曲小说者，也有泛谈版本及访书经验的
篇章。后者收书话二十六篇，其中有《稀见小说五十种》、《稀见译本小说》
等，又有《书能治病》、《古书的研究》、《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民
卅一的书荒》等。他在本书《自序》里，大谈藏善本书可以“增价”之道，
稍嫌过分，因此从他大量收藏性书和撰写的书话内容来说，有的格调不高，
这与他同时代的藏书家相比未免大为失色。

《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都各印一千册，尤其《版本与书籍》出版
之际，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环境突变，读书界的心理已经厌恶了敌伪时
期问世的出版物，因此流传不广，市面上极少见。我这藏本购于上海常熟路
合作旧书店，价一元，在六十年代初算是高价了。奇怪的是，周越然的一些
藏书到底也散了出来（他曾经宣言只收书决不散书），而且流落到北京的旧
书摊。我买到一册宣统三年刻印的《谪麟堂遗集》，封面盖有“言言斋善本
图书”印。周氏把宣统年代的书也目为“善本”，没有旧时人的偏见，这是
有趣的。书内扉页等处又有“周越然”名印，及“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的
藏书印。“曾留”二字用得也好，他到底看穿书的寿命是长久的，而藏书人
则无可奈何，只好超然待之了。

读1934　年版《大漠诗人集》，顾佛影有《赠周越然》一题，可以作为周
氏的一则藏书纪事诗来读，今录如后——

教书常为天下诗，
著书乐煞天下儿。
买书买尽宋元版，
读书穷探沧瀛奇。
湖州老少年，
风度何翩翩。
不爱做官做名士，



看花饮酒浑闲事。

“著书乐煞天下儿”，当指周氏编撰英文教科书事。

谢兴尧

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散文随笔不能说不比较发展。
在北方文坛上执笔较活跃的，除了知堂以外，又有两谢。两谢都是历史学家，
文化圈里有“大谢小谢”之称。大谢身高，清华出身，研究南明史，河南人
谢国桢先生。小谢身矮，北大出身，研究太平天国，四川人谢兴尧先生。两
位有个共同的爱好，治史之外都喜欢写小品文。多年来积下的随笔小品恐怕
不在他们的史学专著之下，可惜史学界目为小道，文艺界亦少人重视。其实
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行动，说明文史不能分家的道理，他们的抱负理应得到肯
定。

五十年代初，谢国桢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常给天津《新生晚报》写
几百字一篇的文史小札。稍后调来北京，我才同他建立了忘年之交。谢兴尧
先生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五十年代初他离开高等学府，参加新闻单位，
负责图书馆的工作，我们得有机会结为同事。他常给副刊写二三百字的补白
文章，笔名用“知非”。反右派运动之后，他写过一篇释“牛鬼蛇神”的小
品，看似平常，内行人懂得非真正的文史学家莫办。

“文革”兴起，他已退休在家，结果也变成“牛鬼蛇神”，被人拖到单
位来。说“拖”，并非夸张，因为他生来瘦弱，又胆小怕事，到了会场早已
吓得两腿发软，不能迈步，只好由两名壮汉拖他上台。罪名之一是，三十年
代他在上海曾经与简又文合办过小品文刊物《逸经》。这是三十年代颇有影
响的文史刊物，创刊于1936　年3　月，谢兴尧任主编。当年轰动一时的是该刊
全文披露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一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1945　年4　月，他又在沦陷区的北京主编了文史刊物《逸文》（见图75），到
同年6　月出版了第二期而止，原因是日本投降在即，刊物办不下去了。撰稿
者有周作人、傅芸子、傅惜华、徐凌霄、徐一士、谢国桢，以及女作家雷妍
等。“文革”前后，他家居北城安定门，地名倒好听，看来他并未享受到真
正的安定，后来连续弦的夫人也离他而去了。近十几年，他一直在独居。

有一年因生煤炉不小心，中了煤气。事后我去看他，快到夏季了，火炉
仍摆在那里，煤灰也没清扫，桌案上的积土足有半寸厚，说是等待外省工作
的儿子来时清理。我问他的藏书呢，他说一半当废纸卖了，小贩连书的函套
都不收，只好当生炉子的引火柴用，现在晒台上还堆了不少。我到晒台上一
看，果然角落里堆有不少蓝布面的书套。不过我又看到晒台栏杆上洒有不少
面包屑，问他，说是给八方飞来的鸟雀食用的。我称他这不失赤子之心，是
对生活的热爱，可算一雅。还有一雅，他抽烟用的是长管的旱烟袋，看去实
在不伦不类，他却认真地指出我的粗心，原来这是用稀见的竹根制做的，乃
是贵州彝族兄弟的特种工艺。烟叶则来自云南。如果还有三雅的话，那便是
桌上几下养置的长满绿苔的山石，天津的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还为他题了“斋
石斋”的匾额。这说明，他除了喂鸟之外，还喂无声而有形的石头。那年他
七十三岁，临别时他还跟我幽了一下默：“七十三，八十四，不知这个坎儿
过得去否？”


如今他早已安然过了坎儿，并移居有暖气煤气的新楼宿舍，煤球炉子早
扔掉了。在新居他送我近年由他整理序跋的两部清人笔记，一是《水穸春呓》，
一是《荣庆日记》，所据的是自藏的珍本和抄本。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史
料，后者是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如今他又重拾随笔小品之笔，回忆北
大的往事，写了过去不敢想、也不敢写的胡适，以及京华风俗。文采不减当
年，颇有一点知堂的余风，有点冲淡，似乎也有点絮叨，是老年人的文笔吧。
白天，他读书、写作，晚上独守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自得其乐。我戏作半
联赠他：“九寸电视八瓦灯。”他脱口而出凑成：“老而不死是为贼。”我
说不吉祥也不对仗，他说：“无妨。我今年八十四了，又是一坎儿，未知过
得去否？”

我说不成问题，理由之一是去年夏天，我还见他站在街头的冷饮摊上大
食其冰琪凌，那兴致简直像身旁的一群无邪的孩子。

赵荫棠的小说

若是有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的文学史，人们会发现1944　年北
京新民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父与子》（见图76），　1945　年6　月
北京伪华北作家协会又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影》。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赵荫
棠。

赵荫棠河南人，长期教书，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近四十年，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