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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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先人祀。”参加祭祀是族人的义务。康熙间山东即墨县杨文敬在《即《即墨杨氏家乘·祭法》书影墨杨氏家乘·家训》中教训后人：“子弟幼时嬉戏，当令习拜跪，学揖让，设祭祀，扮长官。”　　　　
　　小孩子做游戏，就教他学习祭祀的礼节，以养成参加祭祀的习惯。男子到16岁算是成年了，就正式出席祠堂的祭礼。届期如果不到或迟到，就会受到宗法所规定的惩处。安徽潜山王氏家法，每年腊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一日族人两次到祠堂礼拜，“倘有托故不到者，每名下罚稻一硕”（《潜山琅玡王氏三修家谱》卷一）。女子也参加一部分祭祀，即墨杨氏祭法，凡元旦的祭祀，男子举行过后，退出祠堂，“妇女齐集参神，四拜，非疾病不得免”（《即墨杨氏家乘·祭法》）。　　　　
　　族丁的参加祭祀，有的祠堂要族人出祠费。江阴彭氏祠堂每当大祭时，各房由一人出面敛钱，每一丁交一钱银子（《澄江袁氏宗谱》卷三）。如不交钱，祠堂就要处以家法了：“族中有抗赖祠逋者，二祭日系于祠门，追完释放。”（《宜兴筱里任氏家谱》卷二）对拖欠祠赋的人捆绑示众，处置得相当严厉。所以在有祠堂的地方，族人必须出席合族祭礼，交纳分例的祭费，这就成了宗族成员的义务。　　　　
　　参加祭祀也是族人的权利。武进高氏宗族对过失严重的族人，“不准入祠入谱”（《毗陵高氏宗谱》卷一）。不许进祠堂，不得与祭，都是不准参加宗族祭祀。参与宗族的祭祀，是被承认为宗族里的人，也是一种权利，一旦失去祭祀资格，就不被当作族人对待，不再受宗族保护，也就失去相应的权利了。有的宗族向与祭人员发放钱物，如安徽庐陵王姓“家祠祭祖，向来等齐族众，一同礼拜，祭毕每人分钱八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土地债务类）。公有经济雄厚的家族，还向贫穷的族人发放粮食、布匹、银钱，若被取消族人资格，这类救济就无从享受了。由这些宗规可知，参加祭祀，是族人的义务与权利的一种体现形式。　　　　
　　为了掌握参加祭祀人员的情况，要求族人报告人口，增添男丁要及时登记。山东武城曾参后裔宗祠设有年纪簿，由族长收贮，“凡诞子之家，于三朝命名后报知族长，登名于簿，将生辰注于名下”，这是登录新生的男子。死亡也限期报告：“春秋二祭，子姓毕集，各将半年内寿终者注其月日及葬某处。”娶媳妇要声明系何家之女，何日出生。迁徙者应与祠堂保持联系：“其迁居四方者，每岁一次汇列寄报，凡挈眷迁居某州县某乡镇，族长亦逐为记载。”（《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例言》）武城曾氏作为儒家大师的后裔，礼法严密，以杜绝他人冒入宗籍，在宗祠报户口，以便届时参加祭祀。中国传统礼法，有新娘“三日庙见”（“三月庙见”）之礼，清代宗规亦多所强调，即墨杨氏《家法》：“（新）妇三日，姑率之庙见，返中堂拜尊长，其卑幼并见于新妇。”新娘拜了祠堂，婚姻得到宗族的承认，才可以与祭。　　　　
　　祀始祖及配享　　　　
　　宗族祭祀，祭什么人，大有讲究，族规对此是颇为重视的。祠堂祭祖，主要是祭宗族的祖先，这就是始祖、初祖、始迁祖。江阴姚氏以隋代姚允为祖先，为“报本追远”，“宗祠内推忠武王（按即姚允）为初祖”（《辋川里姚氏宗谱》卷三）。即墨杨氏合族祭始祖、一至八世祖。这些被祀的人的牌位置于宗祠大堂。还有祔祀的，被子孙认为有善行而值得纪念的，神主置于大堂的两侧，面向东或向西。有的宗祠规模大，在大堂外，别建祠屋，以安插其他祖先的牌位，如湖南益阳熊氏宗祠主堂外，还置有忠孝堂、廉节堂（《熊氏续修族谱》卷末）。在神主设置上，宜兴任氏祠堂也是一个典型，它建大宗祠一本堂，奉祀11世以上先祖，12世以后的要进一本堂，需别具资格：“十二世以下论德、论爵、论功，孚众论者，配享两列。”即以德、功、爵作为入祠的条件。其具体规则，康熙五年（1666）议定：　　　　
　　宗祠重大之典，莫如配享，论德、论功、论爵不敢不严，子孙能输助百金，亦以功论，此严中宽典也。……至于生前品行不端，有过犯者，即输助倍蓰，亦不得入祠。自议之后，万不得宽纵，以得罪祖宗。　　　嘉庆四年（1799）续议配享，规定论爵为文官七品、武官三品以上，论功是给祠堂捐银，银数多少，视捐纳人及被配享人的地位来定，地位高者交钱少，如文官八品交40两，从九品为70两，吏员90两，武官四品40两，七品90两。配享之外，在一本堂的左侧建立“树风堂”，“祀一善一行之不与配享者”，右侧建造“锡类堂”，“祀通族祖先之不与‘树风’者”。“一本”、“树风”、“锡类”三堂有等第，所谓“礼莫大于一本，而树风，而锡类，等杀之义也”。所以被祭祀，主要是一族先祖，其次是员和有钱财的人，再次则是有所谓一善一行的人，最后是本宗族的一般平民祖先。　　　　
　　按辈分排列祖先在祠堂的地位，这是祠堂尊祖敬宗原则的体现，本不足怪，但论德、爵、功，则与这条原则不甚吻合。如果只是宜兴任氏一族如此，尚不必多加注意，可是它却不是个别现象。武进庄氏于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宗祠，决定为始建祠堂的庄恒、庄朝生设立祠室，名曰“缔造祠”，岁时祭祀，以鼓励后人效法，并决定“其后凡有子姓增修祠宇，续捐祭田，大有功于兹祠”的人，“准其身后祔位入祠，大祭时一体享祭”（《毗陵庄氏族谱》卷十五）。据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洛阳戈氏宗谱》讲：“宗庙之礼，以序昭穆，此不刊之典也。曾见绅士家止序贵贱，不论尊卑长幼，其与名分何？”这份文献本身表示反对祭祀论贵贱，但也反映一些宗族祠堂祭祀以贵贱区别族人的情况。李兆洛直接批评宜兴任氏的规则，他说：　　　　
　　近世祠制，吾所知者宜兴任氏为最。……然吾谓其立法太夸，用意太亵，有入无祧，已无限断，论德论爵，复起争端，见在子姓虽云能守，而当其致祭，祖宗纷纭于上，子姓淆乱于下，有法而仍无法，乖经义矣。……圣人之立宗，非薄众子也，明统也，亦天之经也。　　　　
　　尽管有这些反对论者，有些祠堂仍是以辈分和权势来安排祖宗牌位的。　　　　
　　祭祀种类　　　　
　　各个宗族祭祀的名目纷繁，日期不一，习惯不同，为各家族的规则所制约。即墨杨氏家族定有《祭法》，给我们留下较清晰的记录：元旦祭祖，先男子，后妇女；元宵节祭祠堂，在晚间举行；清明前二三日，合族扫墓，祭始祖，各房祭本房始祖，各家祭祖，并祭伯叔高曾祖、伯叔祖、伯叔、兄嫂；初伏日献新，祭于祠堂；中元日，晚上在祠堂祭祀；中秋节亦祭于祠堂；十月初一日祭扫部分祖先坟墓；冬至前一日祭于祠堂；各家祖先的忌辰，各自往墓前祭奠。　　　　
　　古人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江阴袁氏宗祠“祭期定于二月、八月，效昔人烝尝之义”。这是春祭和秋祭，不过符合古人祭奠之义。吴江任氏《祠规》：“合祭所以收族也。每十月朔期早齐集，历四时而一会，水木之思，何人蔑有，务望各致其诚。”（《有竹居集》卷十三）以十月初一日为全宗族的大祭。南皮侯氏《家规》：朔望率子弟谒先祠。”即每月初一、十五两日拜祠堂。总起来说，清明和冬至，一次扫墓，一次祠堂祭祖，是两次大祭，各宗族大体相同。　　　　
　　以上是常规的祭祀，还有特殊的。子孙有了荣耀，回乡祭祖，或新得功名，表示感谢天恩祖德，举行临时性祭祀。江阴袁姓《祠规》：　　　　
　　凡子孙入泮者，备祭三席；补廪者捐钱三千，作二年交清；中乡举者捐钱三十千，本年交足十千；中甲科者捐钱五十千，本年先交二十千，余皆匀二年交清；其登仕籍而有俸余官资者，临时公议酌捐。　　　　
　　中秀才祭祖，功名高的更要捐钱祭祀了。　　　　
　　祭祀仪式　　　　
　　光绪间武进、阳湖两县合修的县志，谈到当地民间祭祀　　　　
　　习俗：“春分秋分祀宗祠，羊一豕一，酒盏菹肴具，族人以昭穆为次，重行北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风俗》）这里讲了祭仪和供品，反映了家族祭祀状况。不过我们还是看族谱宗约的规定为好。祭祀仪式包括祭礼、供品、主祭人、分配祭品等内容。“宗子以主祼献”。宗子、族长主持祭祀仪式，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治理族人权力的标志。　　　　
　　司仪所以谨亵也。主祭者先行礼，设茅行灌，出迎牲，既奠，读祝，焚明器，工奏乐，子姓拜，以世及昭穆相祭礼，行之献，毕，彻俎。　　　　
　　这是吴江任氏的祭法，族尊先向祖宗牌位行礼，接着亲自摆上供品，奠酒，宣读纪念文字，焚烧纸糊的各种明器，奏乐，然后是族人按照辈分次第行礼，反复三次叩头，典礼完毕，撤出供品。族人以辈分排列位置向祖宗行礼，这是各宗族共同的，至于三叩还是四叩等细节，则有不同。　　　　　
　　备物所以致敬也。羊一豕一，大宗祠祭席一；羊一豕一，宗祠席三，义祠二。嘉荐均十有二品，爵席以三，羹食从之，物惟其时。（《有竹居集》卷十三）任氏祭品主要是猪羊，果品菜蔬依祭祀季节，选择新鲜果菜。在这方面即墨杨氏规定比较详明。其除夕祭三世以上祖先，用大馒头、蒸卷各五个，糯米、黍米糕各二大方，牛羊猪三牲各一份，另有茶、酒，祭时烧纸钱。祭四至八世祖，馒头、蒸卷、糯米糕、黍米糕同于前，另外每位还有米饭、粉汤五碗，猪肉、鸡、鱼做的荤腥菜五碗，时下素菜五碗，油果、山果各五个，茶二遍，酒三巡。上元之祭，蒸食五尖碟，荤素菜十种，二十蔬，油果、山果各五个。清明扫墓，祭品除同于前述的，又有韭饼、米糕、米蒸饼。初伏日祭祀的供物有新麦馒头十碟。中秋节祭祀堂，用月饼、西瓜。所用供品及器皿，“皆子孙手设之，不得用僮仆”，以此表示子孙祭祖的虔诚态度。“祭毕，相率以齿会拜而宴。”（《熊氏续修族谱》卷首）　　　　
　　这里说的是合族祭祖仪式完成之后做的两件事，一是族人互拜，一是会餐，分食祭品。族人之间在祠堂的行礼，即墨杨氏于康熙间实行的家法极严，其规则相当繁琐，精神在于强调尊重兄长。若能敬兄，对尊亲自然不会失礼。长兄为大宗，诸弟为小宗，尊崇大宗，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要点，杨氏的礼节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特征。　　　　
　　祭品死者不能吃，如何处理呢？有的宗族举行会餐，令与祭者吃食，所谓“飨餕余”。有的家族人数太多，不能举行宴会，就分配祭品，办法是：凡族人不分行辈，平均给予，惟照顾高年人，多分一些。有的宗族别有分配办法，如浙江山阴王氏雍正十一年（1733）的《宗祠规例》：“宗庙之中，亲亲又当贵贵，凡有超群衣顶子孙，其给胙必较执事者次第倍之，以表奖劝之意。”即具有举人、进士和品官身份的人分到的胙肉，比一般祠堂办事人员还要多，问题不在猪肉多少，而是宗族给予的荣誉。可能是给有功名者的地位过高了，该族于嘉庆九年（1804）又议定：衣顶之家的胙肉与分长、执事相同（《中南王氏宗谱》卷首）。江阴袁姓宗祠给尊贵者以专席优待：　　　　
　　凡族中有贵且贤者，当专席以尊显之，盖贵贵、尊贤，义有均重，非阿谀也。且使有志子孙睹兹尊显，以激发其读书上进、显亲扬名之心。　　　　
　　祭祀仪式后，有的宗族举行会议，向族人宣讲宗法。如南皮侯氏，族长于初一、十五日拜祠堂后，即“击鼓而诵家法，使列听之”，表彰孝子顺孙，教育忤逆及有过失者。　　　　
　　在整个祭祀过程中，有的宗族设立纠察人员，如宜兴任氏规定：“祭，设纠仪二人。”纠仪专门检查与祭人员祭祖是否真诚，对亲长是否尊敬，宴饮是否合乎礼仪，以便惩罚那些不守祠规的人。无需赘言，宗族祭法把祭祀的各种问题都考虑进去了，礼法实在是够严密的了。　　　　
　　在实行祠堂制度和祭祀的地方，宗族成员在祠堂组织下生活，参加祭祀活动，一切行为要符合祠堂的规范。这使我们看到，一个宗族成员，既是封建皇帝的子民，家庭的一分子，又是宗族的属子，祠堂使他增添了一种人际关系，使他的处世趋于复杂。就着宗族讲，由于祠堂的设立和作为存在标志的族祭的举行，它又组成了一个社会。宗族社会和宗族成员的人际关系的历史存在，是治史者宜加注意的，否则对一些现象就不能作出说明。如宗族等级与封建等级制的关系问题，就可从宗族祭祀中得到一些了解。因为祠堂祭礼把族人分为不同的等次，正是宗族内部人们本来就因政治、财产状况不一而分为不同社会等第的关系的反映。　　　　
　　社会上祭祀中的等级制，清朝政府就有明确的法规。它的品官家庙之礼是：一至三品官员的家庙，中堂五间，台阶三级，东西两庑各三间，中门外设南门，左右两边各设侧门；四至七品官的家庙，中堂三间，台阶三级，两庑各一间；八九品官的家庙，中堂亦为三间，但台阶仅有—级，没有两庑，只有—个垣门。建筑规模不同，特别是庙堂，间数不一，台阶不等，一看家庙式样，就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官僚家庭的，其主人的身份也即显示出来。祭祀物品也视官阶而异，清朝定制，三品以上官祭祖用羊一豕一，每案置俎二、鉶二、敦二、笾六、豆六；四至七品官用特豕，祭器为俎一、笾四、豆四；八品以下官用豕肩，不特杀，祭器为俎一、笾二、豆二。四品以下官祭器鉶、敦同于三品以上官。祭毕会食，三品以上官僚之家，每祭必举行，四品至七品官在春秋两次祭祀时举行，八品以下官只在春祭后会餐一次（《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二四）。庙堂、祭品、食餕都不一样，品官家庙礼法中等级制度何其森严。官方如此，民间当然效尤，何况许多宗族中有官员，他们必然要把官场中的祭祀形式搬过来，既显示望族的地位，又用以区分族人，给高贵者在宗族中以特殊的地位。　　　　
　　祭祀分等级，存在于宗族和全社会，使等级制从各个方面渗透到民间，可见封建等级制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至为深广。　　　　　　　　　
　第16节　清初吉林的移民　
　　吉林是满洲人清朝的发祥地，是清太祖、太宗经理天下的发迹地和根据地。所谓“清初”的时间概念，通常是从清朝的顺治元年（1644）算起，至于下限，则诸位史家见解不一。笔者之意，考虑到吉林史的具体情况，讲到清初吉林，不妨将清朝建国史也包括进来，则所谓“清初”，始于清太祖起兵，止于乾隆朝前期，即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半世纪里。　　　　
　　至于吉林的地理概念，清初与当今大不相同。清初吉林的境域辽阔，达75万多平方公里，是今日吉林18万平方公里的四倍多。当日的辖区东达东海，东北至北海（含今萨哈林湾）、库页岛（萨哈林岛），西北至中俄尼布楚条约待议地区，西为今黑龙江省东部区，南与盛京（今辽宁）威远堡（今开原东北）连接，东南以图门江、鸭绿江与朝鲜为邻。讲清初吉林，自然以此为地理范围，也即将后来被俄国侵占及划入黑龙江省、辽宁省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