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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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说夭恢至甘常扒ㄈ吮任荻螅蝠⑤穆笠约肮仙z蔬果，皆以中土之法治之，其获且倍”（《域外集》）。前述18世纪30年代纳税的民田31872亩，到1748年增至454055亩，为原额的14。29倍，增长速度惊人。这主要是清朝政府在吉林设州县认可流民垦荒的结果，如1727年设永吉州，时有粮田14061亩，1734年增至27213亩，还有一批尚未达到纳粮年限的新垦田没有计算在内，所以实际垦田要比纳税田多。流民初到吉林，没有居住权和认垦权，依附于旗人，充当其佃户，受其控制，所谓“流民多藉旗佃之名，额外开垦，希图存身，旗人亦藉以广取租利，巧为庇护”（《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六）。1726年清政府允许佃户向政府登记纳粮，“不许原主侵占”（《八旗通志》卷十八），有利于汉人移民的垦种。在流民作为佃户时，与其旗人田主，必有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技术的交流，对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整体的水平提高必有好处。成百上千的流民进入深山密林偷刨人参，因为人多时间长，自带粮食不足食，逐渐学会分工，一部分人采参，一部分人种地，增产了粮食。旗人也因采参不足以维持生活，需要学习种地，于是从汉人那里学到技术。满人精于狩猎。八旗官兵四季从事捕猎，有多种方式：小围，当天或二三日内来回；秋天打野鸡围；十一月打大围，一去二十多天，按八旗各据方位，缩小对野兽的包围圈，合围之后，没有将令不许擅自射猎；十二月底举行年围。冬至时期，令士兵到各山野烧荒，以便来年草木长得更加茂盛。端午节后派人统一牧放马匹，为逐水草，常去几百里以外，到七月马肥始返回住地。军士捕猎，大体上采取平均分配的方法。康熙帝指示，“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分配前要注意通知贫人，以免遗漏（《清圣祖实录》卷一○二）。满人狩猎技术高明，很能跟踪禽兽，必捕获方休，汉人见之，惊叹不已。吴桭臣说满人“最善于描踪，人、畜经过，视草地便知，能描至数十里”（《宁古塔纪略》）。三姓副都统辖区的满人，基本上以渔猎为生，以生产貂皮和东珠为上品。汉人到吉林，向满人学习狩猎，如流人陈志纪《宁古塔春日杂兴》中所诵：“从人学射猎，驱马试讴吟。”
吉林幅员辽阔，各地生产状况不一，发展也不平衡。19世纪20年代问世的《吉林外纪》描叙各地经济与民风情形是：吉林乌拉人“务农敦本，以国语骑射为先”；宁古塔人“耕作之余，尤好射猎”；珲春“旧无丁民，亦无外来民户”，“捕打海参海菜为生，少耕作”；白都讷人“好骑马，常于马上掷木棒，捕野兔山猫，百发百中”；三姓人“善骑射”；阿勒楚喀（今黑龙江双城）人“尚耕钓，素称鱼米之乡”；拉林人“务农之余，熟娴骑射”；双城堡“旗丁娴熟耕作，地利大兴”。以上说的包括18世纪后半期情形，不完全是清初的，但其中只有阿勒楚喀、双城堡、拉林是后发展的，所以还是基本上反映了清初吉林的经济状况。
总之，就农业来说，17世纪的吉林缺乏农耕，生产以采集业和渔猎业为主，18世纪上半叶农业在吉林城、宁古塔、白都讷兴起，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初吉林商业变化比较大，主要体现在吉林城和宁古塔城的兴起和走向繁华上。清初之始，商业原始，少交换，多系以物易物。流人、流民的移入，家畜业的相对发展，行政中心的建设，促进了商业的兴起。17世纪中叶，宁古塔人出门不用带粮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给钱，主人也不觉得是做了好事。说明那时少行旅，缺乏商品意识。1689年杨宾从关内到宁古塔，在吉林境内，也是行人不带食物，投宿主人招待吃住不要钱，但没过多久，行人大增，主人招待不起，收取饭费，表明商业兴起了。宁古塔城，唐时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刻，清朝在这里设将军府，安置流人，“立场集，教民贸易”（《宁古塔山水记》），又建新城，居民上千家。18世纪初有商店36家，32家设在东关，另4家开在西关，22家买卖食品，10家经营布帛杂货。附近村庄居民到城中贩卖鸡豚粟布蔬菜，也有城里人到村屯买卖货物，“商农便之”。当地产藕，满人不知是食物，汉人教给他们食用，并拿到城里出卖（《宁古塔纪略》）。做生意的多是汉人、回民，其中有流入的读书人和官员，他们颇有社会地位，因为满人官兵经常向他们赊账，不能不买他们的情，他们甚而能和将军、副都统接交。出生于宁古塔的吴桭臣说，当地“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宁古塔纪略》）。吉林城，明初开发努尔乾都司地区，特在这里设立造船厂，后来随着明朝的衰落而停止发展。清朝再次于此建船厂，设将军衙门，成为吉林行政、交通中心，立刻兴旺起来。18世纪初，人烟辐辏，仅流人就有千余家，“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柳边纪略》卷一）。吉林城在位置上靠近盛京，为关内和蒙古人聚居地，农、商业易于发展，繁华程度很快超过了宁古塔。
清朝对实行姓长制的部族，在接受其朝贡之时，开展边民之间的贸易。朝贡地点初在宁古塔，后改在三姓。凡纳贡之姓长、乡长、民户，每户政府选收一张最好的貂皮，并给予赏赐。他们所带来的其他物品，可以自行贸易，所以每当纳贡之期，麇集了各族商人，开展交易活动。土人所得赏物袍帽、靴袜、汗巾、扇子，有的人并不把它们看得贵重，贱价卖给识货的商人。吉林地区还与朝鲜开展贸易，从宁古塔到朝鲜会宁府购买食盐，交易牛马布铁。清初吉林商品交易大体如此。到19世纪初，吉林城有了粮米行街，宁古塔南门外也有了商店，白都讷南北街皆有商铺，三姓西门外街市尤盛，阿勒楚喀西门外商贾辐辏，比清初又有了进步。这说明清初吉林商业的兴起只是初步的，是在几个城镇表现出来的。
研究清初吉林开发历史，需要充分肯定移民带来先进文化的作用。流民、流人以汉族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与汉军的垦荒，使农业生产不再是稀罕的事情。商业，基本上是移民汉人和回民的职业，可以说移民是吉林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活力，是主要社会力量之一。
第18节 吉林移民和土着的文化交融
清初吉林文化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系统，即旗人和汉人两系。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旗人中有满、蒙、汉军和新老满洲的不同，流人来自关内各省，生活方式不尽相同。人们汇集吉林的始初，各自按照原来的文化习俗进行生活，互不乾扰。方拱乾说：
八旗非尽满人，率各因其类以为风俗，华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亦各因其地以为风俗矣。（《绝域纪略·风俗》）
时间稍久，移民和土着互相学习，开始接受对方的习俗和文化，特别是土着满人与到内地的有所不同，尊重汉人，因而双方关系融洽，为相互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民国间《宁安县志》编撰者总结早期满汉关系，指出官员由满人担任，汉人相形见绌，但“满俗敦厚，对于汉人猜嫌夙泯，若恃势凌侮之事，绝少闻见”，甚至对汉族流人表现出相当尊重。如在宁古塔，满人对流放的监生、生员统称为“官人”，加以尊敬，“盖俗原以文人为贵”（《柳边纪略》）；见到流人，凡骑马者必下马，行路的则滚道边，不荷戈的老人则匐伏在地，等士大夫过去才起身行走。满族上层与流人中的名士交游，把他们吸收为幕客和西宾，像苏州慎交社领袖吴兆骞受宁古塔将军巴海之请为书记兼教席，他与副都统安珠湖，参领萨布素、穆参领、阿佐领等为友，在《陪诸公饮巴大将军宅》诗中咏道：
四座衣冠谁揖客，一时参领尽文人。
褐衣久已惭珠履，不敢狂歌吐锦茵。
吴氏参加巴海与其部属的宴会，虽然行动还有所顾忌，与满人不能完全打成一片，但巴海帐下有不少汉族文人，能混迹于满洲上层，就显出满人的宽容，是文化认同的条件。泰州人陈志纪《宁古塔春日杂兴之三》云：“幕府虽加礼，乡园尽已疏。”
在怀念故乡的情绪中，显现出满族将领对他讲礼仪，或许亦应聘入幕。他以行医为生，想来亦多为满人诊治。满汉畛域之见双方都存在，在清朝政策中表现突出，如始初不许汉人住在宁古塔内城，三藩之乱从吉林调兵，才允许汉人进住。汉人与汉军原来民族相同，汉军保留汉文化和生活习俗，所以流人“每与汉军为伍”，满人常把流人与汉军合称为汉人（《柳边纪略》卷四）。总的说，在吉林，满人较宽容，满汉隔阂不严重，双方能取长补短，文化与生活面貌各有所改变。
1734年吉林地方官员报告民俗，说永吉州质朴气刚，人敦忠信；长宁县崇俭尚朴，渐濡声教；宁古塔性直朴；白都讷俗贵直诚；珲春俭朴相尚（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二十五）。这里所说的民风旗俗，不外两方面内容：朴质憨厚，是古代农业、渔牧业民族的特点；崇尚忠信，是汉族儒家文化的表现。这两项内容，在永吉、长宁汉人较多的地方结合起来了，在满人聚居地主要是质朴一面，礼教尚少，表明吉林满人部分接受汉文化，转变自身生活方式，但转变还不大。清初吉林满汉文化的糅合，并保留各自特点，从下列几方面可以有所了解。
节日。各民族有其自身的节日，表现其民族特征。清初满汉又有共同的节日。大家都过新年，只是各有特点。除夕，满人幼辈到长辈家辞岁，行叩首大礼，长辈安然受之，不回礼。汉人贴春联，所谓“茅屋桃符仍旧俗，瓦盆麦酒是新萏”（《柳边纪略》卷五）。到了新居地，没有节日用的细瓷器皿，只好用瓦器盛麦制劣酒了。满人也贴春联，用红纸以图吉祥。元宵节，流人姚琢之按汉人传统习惯，制作灯笼，引动土人和迁客聚观，以此传播了汉人文化和上元节风俗。清明节，满汉均行扫墓，满人富贵者骑马乘车往墓所，贫民带上祭品和炕桌。这种共同的节日活动，表现出节日文化的大同小异。
衣着。服饰对清初吉林居民有三重价值，一是御寒，二是美观，三是表示身份。对此，满汉趋同的审美观在加强。原来宁古塔满人只穿麻布衣、鹿皮衣，汉人带来布帛，富贵者兑换，穿着以为时髦。后来风气变化，富人穿绸缎料子，冬天穿猞猁狲、狼皮大
衣，穷人才穿布帛。由重视布帛到时兴绸缎的变化，和历史上的汉人一样，有个衣着审美观的变化过程。城里是这样，村屯民众则是传统服装。清末记载云：“身则短衣，足则乌拉，首则皮帽，仿佛先代衣冠习俗然耳。”（《长白汇征录》卷四）清末尚且如此，清初自不必说了。
饮食。这方面随物产而定，移民入乡随俗，吃兽肉、稗谷，这是受满人影响；满族上层食不厌精，系受汉人积习的同化，豪家“不嫌几席少，偏爱酒席深。风俗套卢橘，人情厌海参”（《柳边纪略》卷五）。
丧葬习俗。汉族实行土葬，满人习惯于火葬和风葬，这是满汉丧葬的根本不同。满人棺盖尖而无底，内垫麻骨苇柴之类，以便火化。富贵者生前指定一妾殉葬，不得推脱。孝子为父母守丧，一年除服，在此期间不许剃发。在满汉丧俗中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入殓都用装裹，出殡仪式与佛教有一定关系，讲究做七，都有守丧期。满人还有树葬习俗，置尸于大树乾内，置放陪葬物，用这种葬法的多为萨满教职业家。还有风葬，即将棺木放在野外木架上，俟棺木将朽，再入土下葬。蒙古人死后与多数满人一样实行火葬，妻妾愿意殉葬的，听其本人自愿。满人后来改行土葬，而蒙古人维持葬俗久，直到清末民初才仿满式土葬法。这表明满汉融合快，而蒙汉融合慢。
婚姻习俗。满人联姻，选择门第相当的人家作为对象，请老人去说媒，得到允许，男方之母去女家探视，给簪铒布帛，女家接受了，男方之父率其子拜访女方姻戚家，无异词，再去女家叩头，才算把亲事定下来，接着是下茶请筵席，都是男方的事，女方则办陪送。结婚时不用傧相和鼓乐，迎亲用轿车，挂起红绿绸。新娘只拜公婆，没有交拜礼。婚龄早，多在十岁之内，否则被视作晚婚了。汉人也早婚，但满人最早。汉人历来有婚嫁六礼之习，各个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满人没有六礼之说，但请媒说合，下彩定，举行隆重结婚仪式，以及由家长主婚，皆是相同的。满洲上层实行一夫多妻制，与汉人上层一样。满人离异不像汉人看得那么重，男子有了新的意中人，动辄令妻离去，即使子女已年长，甚至成亲了，也不敢劝乃翁留下老母；出妻也容易再婚，婚后到前夫家与新妇还可以交友，不受离异的影响。
满人受儒家礼教影响，逐渐讲究守寡，清政府以旌表加以提倡。康熙雍正间宁古塔城受旌扬的有镶黄旗尼哈拉氏兵丁尼雅讷妻等7人。1780年以前三姓城受表彰的有旗人寡妇26人，其中蓝旗满洲披甲纳木力妻舒穆鲁氏，25岁夫亡，守寡23年；吉林城满洲闲散德得未婚妻宁贞亡故，1774年受旌。雍正年间定制，寡妇守节15年以上、45岁以上亡故才可能得到旌表，所以上述三姓和吉林城受表彰的节妇贞女，均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以前。她们以汉人的从一而终的观念为理想，守寡不再结婚。
社交礼仪。满人的社会礼节有多种内容：尊重老年人，不同年龄的人同时出行，至宿处，老年人歇息，年轻人侍候，各自以为当然；客人来了，请坐南炕，因满人居室，南、西、北三面皆有炕，主人居南炕，奴隶居北炕，故请客人南炕上坐；相见行握手礼，互致问候；久别重逢，行相抱礼。汉人对女子的“别内外”规范，要求严格，虽然在社会下层做不到，但上层是要注意的。满人开始无所谓，后来也有了别内外的要求。前述客人到宅，延至南炕，“往来无内外，妻妾不相避。年长者之妻呼为嫂，少者之妻呼为婶子，若弟妇”，男女关系比较自然。家庭宴客中间，妇女出来敬酒，跪地奉劝，等客人饮了酒才起身，这样客人就不能不多喝了。这种内外无别的情况，至康熙末年已开始有了变化，首先表现在住宅内，用帐帘分隔南北，用汉人的眼光看是“障之成为内外矣”（《绝域纪略·宫室》）。
娱乐。汉人上层把一些娱乐方式带到吉林，汉人张缙彦家中养着歌妓10人，汉人祁班孙、李兼汝调教的戏班有16人之多，但这种家庭剧团维持不能长久，后来解散了。他们演唱的大约是昆曲。1689年山东马戏班子到宁古塔演出，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吉林城比宁古塔进一步，出现了戏院，人们能够经常看到演出，增加生活的乐趣。流人还偶或组织诗会，吴兆骞、张缙彦、钱威、姚其章、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七人，于1665年集会赋诗，为一方雅事。马吊，也被汉人带来，引起满洲上层少年的浓厚兴趣，他们所用的筹码，都是从北京买来的上等品。对于这种不正当的娱乐，杨宾讽刺道：
少年新丰客，翩翩亦自豪。
围棋群赌墅，叶子日分曹。
果下高丽马，腰间大食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