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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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骸骨随处可见。　　　　
　　嘉庆间，太湖流域水灾不断。嘉庆九年（1804）浙西水害，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第二年春蚕不收，于是施行工赈纪事粥赈法，在15个州县设立34个粥厂，每二三十里间就有一个。每个厂聘请诚实绅士管理钱谷和煮赈事务，不许官吏插手银米，只让他们维持秩序。如海宁县惠力寺粥厂请在籍部郎马钰主持厂务，同时任命原任县令、无锡人华瑞潢助理，他们制订煮赈散筹各项章程，按章行事。规定煮的粥要保持浓度，插的筷子不能倒斜，用布巾包裹不渗水，马氏、华氏也吃这样的稀饭，以保证它的质量。　　　　
　　在打粥方法上，分男女为两处，老弱病残另设一处，每处都用木栅围起来。每到打粥时，敲梆子或放炮为信号，使依秩序进行，不令拥挤。还在寺内搭盖大芦篷，以防雨淋日晒，并为妇女建立厕棚，对有病的人给予药物。由于秩序井然，管理周到，一天有几万人进出粥厂，并没有一个人死在厂内（阮元《硖川煮赈图后跋》，见《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阮元认为他的办法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使用绅士而不用官吏，正如他在《行赈湖州示官士》诗中所写的：　　　　
　　天下有好官，绝无好胥吏。　　　　
　　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　　　　
　　士与民同心，多有爱民意。　　　　
　　分以赈民事，庶不谋其利。　　　　
　　吴兴水灾后，粥良不易。　　　　
　　日聚数万人，煮糜以为食。　　　　
　　士之任事者，致力不忍避。　　　　
　　与官共手足，民乃受所赐。（《清诗铎》卷十六）　　　　
　　浙西士民参与赈济的记录很多，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十八年，桐乡旱涝相继，开当铺的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雍正四年（1726）又遇水灾，他首倡赈济，“以食饥民”（《清稗类钞·廉俭类》）。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交，嘉兴、湖州大雨，水深没膝，稻禾淹没，米价上涨，穷人无法生活。到了次年春天，桐乡马国棠罄其仓廪，捐谷1。07万石赈济县人，据说救活7万余人。清政府以他乐善好施，赐给四品职衔（姚清华《石门马氏蠲粟赈饥纪事》，见《清诗铎》卷二十二）。　　　　
　　粥厂的实行办法　　　　
　　叙述了这些事例，不妨对清代粥厂的实行方法作一点归纳：　　　　
　　厘户法。根据民户财产状况，确定其户别，以便在赈灾中做到区别对待，也即明确赈济对象。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惠士奇设想，依贫富情况将人户分为五等：甲等人家要捐助粮银，进行救助；乙等户要平价出卖粮食，以便政府平粜；丙等户自给；丁等户购买平价粮；戊等户接受散米、施粥的赈济（《荒政》，见《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在实践上自然不会像惠氏这类学者所设计的那样，如果这样无异于强迫甲、乙等户捐粮、卖粮，当然行不通。在灾年，政府在实行救荒政策之始，登记贫困户，并把他们区划为次贫、极贫，以便放赈时有所区别。这种登记叫做赈籍，胥吏在上名册时，需索钱财，否则虽是极贫，也不能列入赈籍。王嘉福在《粥厂谣》所咏的“昨朝里正点村屋，老翁无钱名不录”，就是这种情形（《清诗铎》卷十六）。在登记时还要区分大口、小口，一般来说，10岁以下为小口，散米时按成年人减量发给，而打粥则没有什么不同。　　　　　
　　拨帑与捐输。赈籍所需银米，先是官拨，如前述顺天府赈灾事例所显示，政府拨给粮米和银钱；再就是官捐，各级官员捐俸，作出示范，以便劝民捐输；另外有绅民捐献，地域性灾害的赈济，民捐最多，也最起作用。前述马国棠式的人物还有一些，不过捐粮数量不一定有他那么多，比如雍正时福建漳泉大饥，仙游太学生徐方宝赈米8千余石，并主持赈务，积劳而亡（《郎潜纪闻初笔》卷九）。在地方史志里这类记载屡见不鲜，不必缕叙。民捐出自自愿的虽大有人在，但也有一定的强制性，所谓“有司谋设厂，粥米按户索。上不遗荐绅，士庶均见迫”（周正《散粥行》，见《清诗铎》卷十六）。总的说来，赈物来自政府、官绅和民间三个方面，大灾政府要出钱，小范围的灾情则是民间的事情了。　　　　
　　分赈法。就是多设粥厂，以便利饥民打粥。江苏常熟人蒋伊于康熙十年（1671）在家乡赈荒，在乡村设置三厂，城里则设两个。实行的结果，是设在乡村的救活人多而费用少，而在城里的费用大，活人少，效果大不一样。因此他总结出分散粥厂的经验，于康熙十八年写出《敬陈分赈之法疏》，建议分县分乡赈济，而不搞大建制的粥厂。他说：　　　　
　　务令县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郡；乡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城；人各为赈，而不可委之于吏。（《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　　　　
　　分散设厂，是为了饥民能够就近领粥，避免奔波，死于沟壑。嘉庆间，金匮县令齐彦怀实行图赈法（图，相当于现代的行政村），在城乡设立粥厂十余处，将本乡人的捐献物资用于本乡的饥民，这样人们也乐于捐输，本乡人就近打粥，得到实惠。齐氏为此写出《图赈法》一文，以事宣传（《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分赈法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普遍这么做。如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制订的《赈纪十五条》规定：　　　　
　　赈定例，州县本城设厂，四乡各于适中处所设厂，……地方官宜勿拘成例，勿惜小费，更多设一二厂，以便贫民。　　　　
　　景州就设置七个厂（《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厂地所选择的处所，多是建筑较多、场地广阔的公共场所，诸如寺院、道观、教场。中国最早的救济机构就出现在寺院，唐代的福田院就是收养贫病无告的人的，所以在寺院设立粥厂有传统，也有经验。再说寺院斋僧，锅灶齐全，像北京雍和宫的大锅能煮几石米，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号牌法。是打粥的具体办法，规定如何领票，如何凭票打粥，何时、何地打粥，如何遵守纪律。如徐文弼的方法，是把一个粥厂分为四部分，用栅栏隔开，每一处又分成若乾行，每行前面放置条桌，以便置放盆碗；每一部分有一个颜色的旗帜，打粥人固定区位，持有与区位相同颜色的筹码，到时凭筹去指定方位打粥。如此把人分散开来，不致拥挤，排队到桌前，器皿放到桌上，打得既快又均匀（《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当然，这是理想的方法，实际上难于做到。　　　　
　　打粥的惨状与官贪吏蚀　　　　
　　打粥人的状况就如同要饭花子，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会走进这个行列，其悲惨处境是可以想见的。嘉庆中在江南做知县的陈文述在《粥厂》诗里描绘饥民打粥路上的情景：　　　　
　　疲癃纷扶藜，孀雏远负襁。　　　　
　　伶俜走鸠鹄，蹲躅聚夔魍。（《清诗铎》卷十六）　　　　
　　老幼病残手持藜杖，孀妇背负婴儿，饿得移不动脚步，说不定走着走着就倒下来，成为在头顶上盘旋的恶鹰的食物。至于打粥时的惨况，曾在江苏做过县令的谢元淮有着真切的同情的歌咏，不妨将其《官粥谣》转录于下：　　　　
　　东舍挈男西携女，齐领官粥向官府。　　　　
　　日高十丈官未来，粥香扑鼻肠鸣苦。　　　　
　　忽闻笼街呵殿高，万目睽睽万口嚣。　　　　
　　一吏执旗厂前招，男东女西分其曹。　　　　
　　授以粥签挥之去，去向官棚施粥处。　　　　
　　投签受粥行勿迟，迟迟便遭官长怒。　　　　
　　虯髯老吏拦门前，手秉长勺色如瞋。　　　　
　　……官厂已收催还家。　　　　
　　片席为庐蔽霜雪，严寒只有风难遮。　　　　
　　道逢老叟吞声哭，穷老病足行不速。　　　　
　　口不能言唯指腹，三日未得食官粥。（《清诗铎》卷十六）　　　　
　　饥民等待打粥之时，主官之迟到，饥民之企盼；待到领粥之时，胥吏之豪横，饥民之怯弱；在回归路上，见向隅之老病同类，内心何其凄惨。这首诗如同一幅图画，映入我们的脑海。如果因打粥而能够维持生命，就是三生有幸了，须知许多人死在打粥路上，甚至于等不到打粥的机会就离开人世。康雍时湖广总督杨景仁在《筹济篇·煮赈》中说，施赈之时，“活者二三，而死者十六七”（《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可见死亡率之高。有幸领到稀粥而生存下来的人，大多数内心麻木了，以领粥为眼前生活的目标。但是也有一些人心理上不能接受现实，感到特别的痛苦，这主要是穷苦读书人和少数妇女。黄懋在《施粥不如散米说》文中讲，打粥时，“以少年妇女，出头露面，有志者羞愧饮泣，愚痴者习成无耻”；厂役们还对妇女评头论足，无赖之徒“调戏挨挤”，以至于造成人命案（《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清初名士尤侗在《散米谣》中写道：　　　　
　　可怜良家子，乃与乞丐伍。　　　　
　　性命且不保，廉耻何足语。（《清诗铎》卷十六）　　　　
　　打粥以延生命，实在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是饥饿难熬，多少人能拒绝这种“嗟来之食”呢！灾害赈济，历来是赃官污吏聚财的好机会。他们的手段，就是蒋伊所说的：“报名有费”，“廪给有扣”。不给钱不让上赈籍，这就是报名有费；粥厂之粥，搀和泥土树皮，留下好米，是乃廪给有扣。康熙时举人郑世元有规劝官吏不要发灾荒财的诗，他咏叹道：　　　　
　　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　　　　
　　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　　　　
　　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　　　　
　　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慎勿张虚声。（《官赈谣》，见《清诗铎》卷十六）　　　　　
　　乾隆朝诗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当中四句，是历代通病，无可奈何的事情。也就是说官吏在饥民口中夺食，是无法改变的现实。郑氏说饥民喝一瓢粥，官吏就要克扣两石米，自然是赋诗的夸张。实际情形，据黄懋的估计，大约用米一石，到饥民之口的不过六七斗，其他三四成进了官吏的口袋。要知道，这时的米粮，价值高昂，官吏是大大地捞了一把。至于发放贷粮中的舞弊，就不在这里道及了。写到这里，令我们对粥厂的设立产生了怀疑，其实，清朝人总在讨论是设粥厂好，还是散米好。下面了解一下他们的议论。　　　　
　　粥厂的利弊得失　　　　
　　设立粥厂的好处，是立即解决不能举炊人家的活命问题。极贫人家要钱无钱，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贷粮对他们无用，散米也难于济事，施粥可以立即进餐。张伯行讲“极贫之人宜赈粥”；阮元说“赈粥，专为下下贫民供朝夕也”；陈芳生云：“赈粥之举，则唯大荒之年，为极贫之户不能举火者行之，枵腹而来，果腹而往。”（《赈济议》，见《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说白了，施粥是延续极贫户性命的事情。粥厂比其他赈济方法容易办到，因为这是最紧急的事情，劝捐相对好实现。有了粮，可以根据粮的多少，决定施多少天粥，事情办起来比较灵活，所以杨景仁说施粥“费易办而事易集”。主持粥厂的官吏虽然也贪占，但比起平粜、赈贷中的作弊还是要少一些的，也正如陈芳生所说，“其中透冒之弊似少”。　　　　
　　粥厂的设立，弊病亦多，黄懋分析它的害处：一是领粥要奔波于路途，造成虚弱之人的死亡；二是粥厂要用许多厂役，费用比散米多；三是人们往返于粥厂家门之间，耗费精力，不能从事生产；四是饥民聚集于粥厂，容易生事，即可能发生社会治安的紊乱；五是妇女抛头露面，有碍社会风化。此外，鲁之裕说到行之不善的粥厂，该打粥的人打不到，不该领的人却得到了。还有人认为，设立粥厂，聚合多人，会造成瘟疫的流行。这些问题，大多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在赈灾的诸种措施中，平粜、贷粮是常法，散米也较常见，而施粥则是临时性的调剂办法，是作为平粜、赈贷的补充，也是散米的补充，用杨景仁的话说是“施粥以调剂其间”，或如陈芳生说的“其为道，能暂而不能久”。救荒，不能寄希望于粥厂，虽然它有其点滴的作用和不应抹杀的功能。　　　　
　　不仅是施粥有弊病，在古代所有救荒事业都难于实行得好，这有社会客观的和人们主观的多种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社会生产发达程度不高，生产品有限，食品少有富余，一遇到大荒，没有多少余粮可以充饥；二是吏治不清，清官少，贪官多，民命垂危、嗷嗷待哺之际，赃官也不忘口中夺食，骂他们全无心肝，亦无济于事，因为专制政体下的官僚制度决定了贪赃现象的不可避免；三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事业和机构，都是临时、就事作某种救济，就很难指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了。但是，施粥之类的赈济却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热诚、主动从事施粥的人，对饥民怀有强烈的同情心，力所能及地给予物质的帮助，救人于濒危之中，这种仁爱观念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第2节　清代前期江南的商业活动　
　　本文所说的清代前期，指顺、康、雍、乾四帝统治时代；而江南，指今天江苏南部，即通常所说的苏南地区，今天的上海市在清代为江苏松江府属县，自然属于本文的地理概念之内了。　　　　
　　江南植棉业和棉、丝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地区及与其有经济联系的地区、部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最显着的是湖广、江西与江南的米、布对流。雍正帝于元年（1723）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上谕内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四年（1726）又说：“苏松户口繁多，民间食米多取给于外贩。”（《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一）次年，署理湖广总督福敏奏称：“大江以南，皆系财赋重地，独至米谷，则江浙等省每赖湖广接济。”（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五年）　　　　
　　皇帝和封疆大吏都讲江南（尤其是苏松）食粮不足，仰靠于外省的湖广和江西，情况确系如此。苏南本是产粮区，也可以提供一部分商品粮，如每到秋天，河流中“农民粜米还租”的船只往来不绝（《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38页），“田多而近郭者，碾以市于城”（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但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在无锡，那些抱布易米而食的农民，“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锡金识小录》卷一）。松江府和太仓州人民的“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太仓州属的崇明县，在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每年需买进稻米二十余万石。嘉庆末年，包世臣说：“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不论年成好坏，苏州总要输进几百万石的粮食，可见不是受丰歉的影响，而是当地口粮的正常消费。这几百万石的数字虽说的是嘉庆间的，但由于该地长期靠外粮，康雍乾时期当亦为数甚巨。米的买卖多，就出现集散地，吴县枫桥镇粮食市场最大，所以苏州俗语有“打听枫桥价”的话，也表明这个大米市的行情影响着其他地方。震泽县的平望镇有“小枫桥”之称，“米面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乾隆《震泽县志》卷四）。江宁产米，不够当地食用，采办外省米粮。嘉庆间江宁聚宝门外有32家砻坊，收购粮食，每年存仓粮万余石，仅够城中三个月的口食（《安吴四种》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