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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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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学田。明隆庆二年(1568)巡盐御史孙以仁捐购江田113亩,交仪征县官,收租资助贫窭生员。至道光年间其田仍然保存,岁入租银22两,由盐院掌管,赈济贫生。乾隆二十年(1755)生员吴文杰捐圩田28亩,补助月课费用。修缮文昌阁。康熙四十二年(1703)巡盐御史罗瞻、县令许承澎重葺奎光楼,乾隆十一年(1746)徽州人许瑗重修正厅。    
  兴建乐仪书院。仪征建立较大规模的书院,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那时江苏各地已有书院24所,仪征建的不算早,也不为晚。倡建者是知县卫曦骏,助成的是盐官、盐商。书院设立之初,收正课生、附课生,以后陆续扩大范围,至道光中,收生员正、附、随课生及童生正、附、随课生,    
  计达240名,在其时具有相当规模。书院向正、附生发放膏火银,给院长束修,并设月课奖励银。在嘉庆年间,每年需经费银1700两。这么大费用,自始即为盐衙和盐商捐助。建院时,盐政善福、监掣同知苏尔通阿、宋维琦、解韬等,批准盐商首领张东冈等的捐助申请。张等以子弟在书院就学,情愿每年捐助膏火银857两,随即又捐生徒盘费银300两。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五年(1800)书院每年开支在1800~1900两之间,盐商原定额捐不足支用,但据实给予新的资助,每年约计共捐2200两。书院因经费来源靠盐务,所以生徒名额扩大及膏火银额数,系由盐院决定。如嘉庆十五年(1810)盐政阿克敦决定增给随课生员盘川银各4。5两,道光十七年(1837)监掣同知姚莹改建书院房舍。乐仪书院给学生的资助较为优厚,嘉庆十三年(1808)规定,诸生中的正课生每月膏火银3两,附课生减半,为1。5两,童生正课生2两,附课生1两,这个数额给足了学生的伙食费。此外,书院月课奖也不少。书院半月一考试,评定学生等第,诸生中第一名的给奖银1两,第二、三名奖银0。8两,其他27名中超等奖的给银0。6两。童生月课奖银为诸生的一半。全年举行月课20次,每次给奖名额又多,好学生得奖学金的机会很多。书院的鼓励,有利于贫寒子弟的就学和激励学生的上进,使得仪征出现大量科举人才。    
  笔者统计,从顺治十八年至同治十三年的210多年间,仪征中进士60人,其中还有状元,其人数之多,等第之高,在全国一千数百个州县中居于上等地位。徽州来的移民,有的成了文化世家,如四世修缮仪征学宫的许承远家族,即为科第世家。许松龄善隶书,所写隶书轴十六字:“渴霓狞龙,气吐颜杜,宝刀一喝,骏神欲舞。”受到郑板桥推崇,在其轴上续写十六字以赞之,词曰:“浑古迂拙,精满骨脱,钟繇欲死,中郎欲活。”(《郑板桥全集》)许氏已成为仪征乡绅,是徽州移民与当地结合的一个典型家族。         
 第26节 扬州盐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 
  笔者在前述《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说到仪征人才兴起的一个缘由,是移民的徽州盐商致力于当地文教事业,然所述甚浅,因而有进一步研究的愿望,现在探讨清代以徽商为主体的盐商与扬州文化教育、地方公益事业的关系,希望揭示较多的事实,以利认识的深入。    
  徽州商人的到达扬州,要比山西、陕西商人晚一些,大体上说,在15世纪及16世纪上半叶的明代陕西山西(西商)商人是两淮盐商的主角,而16世纪下半叶角色的变化,则是徽商日益占居主要地位,到17、18世纪的清代,徽商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了。    
  扬州是古代文化名城,历来以盐漕之利而着称,在清代尤其因盐业而凸显其地位。嘉庆间监修《扬州府志》的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谓扬州“盐荚之利,邦赋攸赖”(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阿克当阿《序》)。表明盐利不仅对扬州,更对国家财政有重大意义。他的同僚德庆则云:“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德庆《序》)说明了扬州在盐政、漕政、河政中的重要地位。扬州的繁荣,离不开盐利和盐政,这是人们的共识。清代徽商在扬州以业盐为主,典业居其次。嘉庆《两淮盐法志》写到,在扬州的原籍徽州休宁人,“多以盐荚起家”(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人物》),反映这种事实。因此说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是徽商的主体成分,所谓徽商、徽州盐商,可以视为同义语。徽商成为扬州社会新成员,新的社会活泼因素。    
  外来的商人要能事业兴旺,在新居地扎下根,安家置业,长子育孙,除了要会做买卖,更要像在“仪征”文中所说的,设法被当地民众接受,为地方多做好事,以取悦于土着。所谓好事,主要是大力参与地方社会建设,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即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水陆交通建设和社会慈善救济。在这儿我们将了解徽商在扬州进行的文化教育建设活动及其成效。    
  兴办书院和义学    
  扬州府、两淮盐政倡导书院建设,然而商人却是出力最多,造士甚伙,成就显着。所办书院主要有三所,即府城的安定、梅花和仪征的乐仪。梅花书院,创办于明中期,由地方官和盐官主持,先后名甘泉山书馆、崇亚书院,明末废。雍正十二年(1734)祖籍徽州的绅商马曰琯出资重建,所谓“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十六《学校》),定名梅花书院,乾隆四年(1739)由盐衙支给诸生膏火费,书院收留学生60名,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种,正课生每年给膏火银36两,附课生12两。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曰琯的儿子振伯呈请完全归盐院管理,运使朱孝纯劝告商人捐修,并定每年经费数额。书院平时有考试,由地方官主持的为官课,由书院掌院进行的为院课,都是每月举行一次,奖励优等者银两,连续获奖者升等。安定书院,系巡盐御史胡文学创办于崇祯十五年(1662),雍正十一年(1733)巡盐御史高斌、运使尹会一,“以广陵名郡,人文渊薮,亟宜振兴,议即旧址重建,谕商公捐”(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商人和士人也希望仿照省会的书院规制办好书院,众商乃捐银7400两修葺一新。所收学生人数先后有所不同,初期定额60名,亦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等,给膏火费同于梅花书院,住院学习的,于常额外日增膏火三分,此外参加乡试,资送路费,中举者,则予树旗杆,送匾额的荣誉。两个书院的掌院,据李斗在《扬州画舫录》所说,“皆知名有道之士”。确实如此,康雍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如储大文,翰林院编修;陈祖范,国子监司业;沈起元,光禄寺卿;杭世骏,编修;蒋士铨,编修;赵翼,探花,道员;吴锡麒,国子监祭酒;姚鼐,刑部郎中;茅元铭,内阁学士,等等。这些人中,有的是诗坛领袖,有的是史学大家,有的是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几乎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都有传记,文章被收在《清经世文编》中。书院有名师,又给膏火费,尤其是发放岁科两试及乡试路费,颇能吸引学子就学,所谓“来学者,四远麇至”(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卷五十五《碑刻》)。两所书院,均以诸生、监生为教育对象,培养出一批科举人才和学者,诚如李斗所说,“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他们中有管一清,进士,善属文,工诗;梁国治,少时肄业于此,官至大学士;秦黉、秦恩复父子,皆进士、编修;任大椿,及其弟子汪廷珍,均进士,经学家;谢溶生,刑部侍郎;段玉裁,古文字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经学大家;汪中,经学家;刘台拱,精于三礼;洪亮吉,博通经史,今世以人口论着称;孙星衍,经学、音韵学家,等等。上面说的基本上是嘉庆及其以前的事,咸丰间扬州各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中恢复安定、梅花以及广陵书院,由盐衙将专门犒赏军队的一部分银子,经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批准,移作这三个书院的经费。仪征乐仪书院的开办与业绩在“仪征”文业已交待,这里不作赘述。     
  两淮盐商所建设、资助的书院,在三所之外,还有维扬书院,系明朝中叶巡盐御史雷应龙创建,后废;敬亭书院,两淮商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建立,令士子诵读其中,后废毁。    
  在书院建设的同时,盐商资助开蒙的义学。扬州府城原有义学三间,后增为五所,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郡城广大,义学太少,愿意资助,遂于12门各设一所,得到盐衙允准(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三《书院》)。盐商在扬州资助开办的学校不少,且有不同类型,惟以安定、梅花、乐仪三书院最有成就。    
  两淮的徽州盐商,不仅在扬州办学,还关心原籍的文化事业。徽州有两个紫阳书院,乾隆时,一个已废,一个经费不足,总商鲍志道念及乡梓,求得两淮盐政的同意,每年从淮南杂项中拨银3720两资助设在徽州城里的紫阳书院,又出己财3000两,修复书院房舍;同时拿出8000两银子存放在两淮官库,收利息援助城外的紫阳书院,“由是两书院不复告匮,而(徽州)六县之来学者,咸给其求,自宋以来,于斯为盛”(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五《碑刻》)。    
  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办学之外,盐商以其资力从事学术活动,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搜集图书和编辑出版。    
  李斗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所谓诗文之会,实际是讲的一些绅商招募宾客,研究学术和文艺,下面述说李斗讲的几个事例,然后作一点小结。    
  小玲珑山馆是马曰琯家的,马曰琯为“祁门诸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着有《沙河逸老诗集》,本身就是一位力学的学者,康熙帝南巡,两次赐予御书。其弟马曰璐,工诗,着作《南斋集》,不乐仕宦,因而拒绝博学宏词的召试,兄弟二人被人称为“扬州二马”。马曰琯建有别墅,为有名的“小玲珑山馆”,拥有两栋藏书楼。他热情接待士人,研讨诗文,“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比如杭州人厉鹗诗文颇受名家欣赏,“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者数年,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制,为《宋诗纪事》100卷、《南宋院画录》8卷”(《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厉鹗传》)。马曰琯对他多方照顾,因60岁尚未生子,特辟住宅为他纳妾。及至他回乡亡故,消息传来,又为他设灵位祭奠。马曰琯刊刻古人文字学着作,如许慎《说文》及《玉篇》、《广韵》,世人称为“马版”,给朱彞尊刻印《经义考》,用银1000两装潢蒋衡书写的“十三经”。乾隆中编修《四库全书》,其时马曰琯已故世,其子振伯进呈藏书,可备采择的776种,成为民间四大进呈图书者之一,受到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的奖励。    
  说罢马氏的聚集文人学士,再来看程氏的作为。筱园主人程梦星,1712年进士,官编修,“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盍,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受他延揽的有韦谦恒,探花出身,程氏“于家中构玉山心室,延之校书”。他的常客之一陈撰,中乾隆博学宏词科,一度馆于筱园。盛唐,布衣,工书,“馆于筱园最久”。张铨,诸生,喜游山水,足迹遍天下,精于鉴别古人书画,主程氏,绘扬州二十四景及金、焦二山图画。程氏负时望,“江淮冠盖之冲,往来投赠殆无虚日”(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人物》)。招徕之众,可以想见。程梦星族人程崟从游,程崟进士出身,辞官后,“选定明代及本朝古文,次第付梓”;因少年时代与桐城派开创人方苞接近,后为其刊刻《望溪全集》。    
  总商江春,迎接乾隆帝南巡,报效甚多,得到君主的欢心,出席千叟宴,赐布政使秩衔。他诸生出身,工制艺,精于诗,广结宾客,建随月读书楼,请人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他死后,每日来祭灵而不报姓名的有十多人,所以有人将他比作孟尝君。     
  总商鲍志道,在徽州时贫苦,业盐扬州致富,其弟方陶,好宾客,多慷慨,幼时读《论语》、《孟子》,无善本,至是细加校正付梓,藏诸家塾。这几家的文化活动,令我们产生三种印象:    
  其一,徽商本人,特别是他们的子弟成为文化人和学者。    
  其二,招致各地的文化名人汇聚扬州,研讨学问,使扬州在清代成为文化重镇。前述三大书院的掌院,大多是流寓学者,此外的金农、吴敬梓、魏源、凌廷堪等等名家,无不是广陵的屡次重游者。当然,招募宾客的不仅是绅商,盐政的养贤馆,也是不宜忽视的,然而绅商的作用似乎是主要的。正是扬州本地学者与流寓学者的结合,才使扬州在文化上大放异彩,产生思想方面的“泰州学派”、“泰谷学派”、“黄崖教”,以及今人所称的“扬州学派”,书画艺术方面的“扬州八怪”,表演艺术上的扬州评话。    
  其三,造成扬州图书印刷事业的兴盛。文化的发达,还表现在藏书和刻书方面。今日扬州有广陵古籍刻印社,线装出版名贵古籍,是20世纪下半叶全国惟一的线装图书出版社,这是继承清代扬州出版事业的传统。康熙年间编纂、整理的几部巨着,多在广陵印刷,如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曹寅督刻《全唐诗》,新编的《渊鉴类函》、《律吕正义》,边刻边进呈康熙帝御览,满意了,继续雕版,所以是精益求精,刻板技艺高超。官方在广陵设立扬州书局,推进了扬州图书事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同原徽州人在扬州聚书、刻书不无一定的关系。扬州绅商藏书多,才有马氏那样向皇家进呈那么多的图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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