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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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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 官绅写照 
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 
  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中举的赵翼(1727~1814),在60年后(嘉庆十五年)因重赴鹿鸣宴自诩:    
  中岁归田,但专营于着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檐曝杂记·续》)    
  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者近日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醉心撰述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着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着书立说,当作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着作。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的,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着述等身, 年过花甲之后, 新着和总结以前的着作又出了一批。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63岁(1672)时,将《姚江逸诗》15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从而辗转抄写,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67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着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自订《南雷文案》于71岁,并由门人校刊。到79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83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从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病榻集》。次年(1693),将《明文海》482卷选成,又从中择出尤须阅读的文章编成《明文授读》。86岁寿终正寝,殁前,犹作《葬制或问》、《梨洲末命》等文(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禛(1634~1711)成名甚早,然而终身时时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62岁,任户部侍郎,“部务稍暇,与同人、诸及门为结夏文字之会”,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并作《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还认为自己写的诗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66岁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欢录》。康熙四十三年71岁结集《蚕尾续集》,同年因办案得咎,罢职回籍。73岁将当年写的诗集成《古夫于亭稿》,次年又将新作编成《蚕尾后集》。76岁新作《分甘余话》,辞世前一年的77岁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他的全集《带经堂集》92卷在他逝世后数月刻成。他自回籍即开始写作年谱,后来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儿子代书,完成《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王氏自订年谱》)。    
  以编刻《士礼居丛书》闻名于世的黄丕烈(1763~1825),一生访书、购书、借书、抄书、着书、出书,被世人视为“书淫”。60岁时家已贫乏,除夕那天出卖元版《国朝名臣事略》渡过年关,次年冬又出售元刻本《东坡乐府》。可是他还购进宋刻本唐人的《碧云集》、明抄本《李群玉诗集》,与友人石韫玉、尤兴诗等人结成问梅诗社,频频开展活动。每会必赋诗唱和,并坚持校书写记跋。辞世之年跋校本《封氏闻见录》,为顾秀野藏抄本《珩璜新论》连续三次作跋,为《李群玉诗集》写跋、再跋(江《黄荛圃年谱》)。金石学家、朴学家、日照人许瀚(1797~1866),着有《攀古小庐文》,64岁时因捻军战争,书版被毁。这时贫病交加,足不能行,但是“手未尝释卷”,朋友怜悯他,推荐到县书院主持讲席。他为增加收入,写信与吴重周联系,乐为吴式芬校订金石学着作《捃古录》。并要求将《金石汇目分编》一同校勘,结果如愿以偿,将《捃古录》20卷校定(袁行云《许瀚年谱》)。     
  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曾任湖南巡抚,68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70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着《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吴荷屋自订年谱》)。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一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禛、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着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着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所谓“九老会”、“七老会”之类),但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    
  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乾隆帝有两个文字之交,一是苏州沈德潜,另一位是浙江嘉兴人钱陈群(1686~1774),前者身后陷入文字狱,后者则保持盛誉。钱氏于乾隆初充顺天学政,其母善绘画,将亲身经历的训子读书情景,绘成《夜纺授经图》。及其亡故,钱陈群奏明其事,乾隆帝特题诗其上,有句云:    
  嘉禾欲序贤媛传,    
  不愧当年画荻人。    
  钱氏官至刑部左侍郎,乾隆十五年(1750)65岁因病致仕回籍。乾隆帝为安慰他,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并赐以诗。乾隆二十五年赐其《乔梓图》,因为钱氏想献诗而不敢造次,乾隆帝说怕他老年心情不舒畅,故有此举。钱氏76岁进京庆祝皇太后七旬圣寿,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帝于二十七年、三十年的南巡,钱氏与沈德潜迎驾,乾隆帝赐诗云:    
  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    
  身体康强自逢吉,芝兰气味还相陪。    
  迎堤恭遇以为喜,出诗命和群应推。    
  更与殷勤订佳约,期颐定复登金台。    
  希望后会有期,同时关心钱氏年衰,特命汝诚归籍侍养。钱氏原来居室狭窄,至此另建新宅,父子家人朝夕团聚,得享天伦之乐。    
  钱氏又向乾隆帝进呈其父所刻图章,其母所绘图画,乾隆帝为之赐诗、作跋。乾隆三十六年,已经86岁的钱氏再次赴京为80岁的皇太后祝嘏,乾隆帝赏他紫禁城骑马,令汝诚扶掖出入内廷,又得参与香山九老会之荣,因进呈《恭和御制香山九老诗》,有句云“鹿训岩畔当童扶”,乾隆帝称赞他意境超逸,作图以赐。钱氏故后,赐谥“文端”,乾隆帝作《怀旧诗》,称赞他:    
  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    
  唱和称最多,颂中规亦行。    
  林下唯恂谨,文外无他营。    
  优游登大台,生贤殁亦荣。    
  诚如乾隆帝所说,钱氏享年89岁,荣宠逾常,但他遵守一条规则:“文外无他营”,即休致后不预政事,小心地与皇帝唱和,大约这也是得享大年的秘诀(《清史列传》本传、《文端公年谱》)。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68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嘉庆朝湖广总督、《续资治通鉴》主编毕沅经营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浪迹丛谈》、《续谈》)。阮元的林泉生活,本书有关于阮元的专文涉及,这里不叙。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着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老年官绅中有一批人热中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54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64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校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谱主72岁条写道:    
  (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查慎行年谱》)。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42岁东归,48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50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60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    
  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    
  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    
  是把一切都看开了(《啖蔗轩自订年谱》)。    
  晚年为家族而死的是享誉北方的桐城学者吴汝纶(1840~1903)。他做过幕客,多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日本作过考察,学部大臣欲用其主持京师大学堂而不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安庆筹办桐城县学堂,因二十余年没有在除夕回乡祭祖,非要在腊月二十九日从安庆起程回乡间,次日黄昏到族人家(本身无家属及兄弟在农村)。这两日风雪交加,受了寒气,元旦上午祭祖过后,感到不舒服,还要到外庄探视本家,然因身体不能支持,遂将族人请到他住处议事,为其兄商定嗣子。事后,有族人说闲话,起纷争,吴氏极为生气,病情加剧,数日而亡,享年六十有四(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如若不是祭祖立嗣,不受风寒,不生闲气,吴氏应不会迅速辞世,而会给当地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67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数月后亡故(邓辅纶等《刘慎武公年谱》)。     
  坚持修身养性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于想像的。事情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遂;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着。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政治,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73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30里的地方,他拼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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