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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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塨（1659～1733）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1707）谱主49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禛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53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养，改过取善，雷行天复。不然，学且堕落，不唯愧负天下圣贤，亦吾师习斋之罪人矣。
70岁的冬天他得了类似中风的病，夜不能寐，然而还能做点事。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李氏年谱》）。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业已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颇有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进于懦者。”（《清史列传·张廷玉传》）鄂尔泰对汉人大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无然百岁便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
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
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七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清史列传·鄂尔泰传》）；九年腊月得病，次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10年后以胡中藻文字狱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銛（1766～1830），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并死在山东平原县路途（《绳枻斋年谱》、《清史列传》本传）。
林则徐（1785～1850）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銛；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安排后事
许多高龄官绅深知生老病死的不可抗拒，看得开，不讳言死亡，早早安排身后之事，以便子孙遵守，让后事也按生前的意愿实现。
写作脍炙人口的《圆圆曲》的吴伟业（1609～1672），明朝进士、左庶子，南明少詹事，顺治中受清朝征召，官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返回家乡，居于江苏苏州。这几年的仕清，以气节之玷污，让他遭受时人和后世的诟骂，他内心也相当苦恼。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病中写《与子景疏》，实际是在作遗嘱。内容关乎四个方面：一是料理家事，主要是安葬双亲，托付两个弟弟和朋友办理。二是收集和保存着作，如《流寇纪略》（《绥寇纪略》）的一部分被人借去，必须收回来，此事由儿子和友人经纪。三是表述己身的思想感情，谓其“一生遭际，万事懮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偿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这大概就是气节问题困扰所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痛苦，长期埋在心田，在此有所流露。四是身后丧葬处置：
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苏州）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即后事的办理原则是不事声张，不要排场，不提官宦经历；生前没有逃世，死后却与出世的僧衲相比拟，可能是为弥补仕清的前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做了不同于众的身后安排（冯其庸等《吴梅村年谱》）。
户部尚书、扬州人董恂（1807～1892），光绪八年（1882）以病致仕回籍，乡居10年，着述消遣，自撰《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光绪十七年对嗣子说：
我近年心甚伤，神气衰惫，恐不能久，有书成自挽匾联，将来悬我柩侧。其匾曰：“还读我书”，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表现出看得开、放得下的达观心态，照常地活着，安然地等候死亡的来临。
陈澧（1810～1882）一生以教书和写作为务，72岁的冬月，患腹疾，仍校定《东塾读书记》一卷。次年正月病危，对儿子和门人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凄恋也。吾所着读书记，已成十余卷，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
这些老人临终所思考的事情，不外是：家事的处理，自身的丧事，作品的整理和梓刻。这三事料理不清，大概会有死不瞑目的遗憾。念念不忘先人、家事和着作，希望处理得好，留名后世。顾忌身后的评说，也是终生修身养性的一个内容，表现出自律之严（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
综观清代官绅晚年生活，形成如下的印象：
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多寡，与其享年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人有一种观念，在青少年时代少写作，并对“少作”抱有不成熟的不安心情，往往不愿意让它传世。如黄宗羲编辑《南雷文定》，删削以前的三分之一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重视老年之作。这样，文士越到晚年着作越多。今日检查清人的着述，凡是数量多的，大多享有高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士禛、赵翼等人。高龄多出成果，符合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法则。
老年人中真正能够颐养天年的并不太多，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因素和自身素养的配合，但一般很难具备这些条件。社会条件是个人难于创造的，自身的素质可以通过砥砺而提高。晚年生活得开心的，是注重养生而性格开朗的人。
老年人要想晚年生活得充实有趣，休憩的同时，伴以丰富知识的活动，可能更有意思。即如游山逛水，知山水的人文价值之所在，无疑会增加游兴和欢愉之情。俗云“观景不如听景”，表示观光的失望，也可能所看的自然景观变差了，造成这种心态；但是，不会欣赏，虽身临其境而实未入境的情形也不是不存在的，要之，还要提高自身的欣赏能力，才不辜负游历之付出，也才能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第2节 阮元的家庭生活
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着作家、刊刻家、思想家着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本文主要是讲他的家庭生活和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援笔立就”，着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5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6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如果说母亲开启于识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阮元文武兼备。以上是阮元在为其祖父、父母所写的行状里讲的事情（文收入《揅经室二集》卷一）。看来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阮元9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17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着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1784），21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懮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惟一的一次失意。
回京后的阮元，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75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86，谥文达。
阮元20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熔之姐。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诗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吟馆诗》，丈夫张熙20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200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40岁是人生开始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十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做法叫做“茶隐”。道光三年60岁花甲大庆的日子，身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阮元，跑出总督衙门，来到抚院东院空无人迹的竹园中避客，煮茶作画题诗。他的茶隐，到80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他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仍是道光三年，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他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
阮元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