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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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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具体事务考察琦善了。    
  咸丰九年三月,皇帝召见浙江臬司段光清,问他历任浙江巡抚谁最好?段光清对原任文熔、黄宗汉等四位巡抚一一作出评论,又为现任胡兴仁说了好话,但是咸丰帝仍然追问:“胡兴仁倒底何如?”这就使得段光清预感到胡兴仁将会碰到麻烦。果然,九月胡兴仁就离职了。道、咸二帝通过属员了解其主官,是皇帝的惯常手法。    
  施政指示    
  皇帝对召见的官员,总要根据他的职务给予一些既原则又具体的教导和指令,详细地说有下述诸方面:    
  用人原则。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对布政使张集馨说,用人不要有成见,做官的人不外来源于科举、捐班、满、汉四个方面,哪一方面都有人才!当然,捐班的人将本求利,操守难求,让人不放心。不预存偏见,就要根据属员的实际表现来使用,避免委屈优秀人才。胸中有数,全盘料理。咸丰帝于九年训饬行将就任闽省藩司的张集馨:“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就是到任不要急急忙忙,还不了解多少情况,就拿主意,处理事情,而应对所有的事务有个通盘的认识,明了原委,有计划地去做,将不会受下属的蒙骗,把事情办理妥善。    
  考察属吏、不可徇情废法。这就涉及到明确各种官职的职责、考查方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参劾。道光帝于十六年(1836)告诫即将上任的知府张集馨,知府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要能够查察所属的州县官,办法是“明查暗访”。二十七年(1847)训饬川臬张集馨:臬司专管刑事案件,难免要判死刑,不要存怜悯之心,或杀人报应之惧,为情实罪犯减刑。又以自身为例,每年勾决人犯,并不惑于生死之说。又说臬司管理驿站,马匹紧要,可是盘查马匹时,州县官彼此挪借,查不出毛病,因此不必去查点,只看公文递送,如有迟缓的,即行参奏,就会收到实效。二十九年,道光帝对即将出任布政使的张集馨说:“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道、咸二帝告诫长吏要善于御下,警惕被僚属欺蔽,故而道光帝对张集馨说,“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咸丰帝告诉张集馨,“无为州县蒙蔽”。    
  兢兢业业理政,要坚持不懈。俗谚“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是有一番作为,而后就疲沓了。咸丰帝深知官员有这种毛病,对新任闽藩张集馨说:“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要求他勤劳办事,持之以恒。张集馨、段光清身任藩、臬,系地方高级官员,各司民政钱粮、司法治安之职,道、咸二帝对他们的要求,在本职的主导方面之外,重在他们的任用和考核属员,以及始终勤勉供职。    
  获取知识,了解民情    
  在召见当中,道咸二帝会因着被召见人的经历、知识询问想知道的各种事情,有不懂得的也不隐讳,照问求知。这是私下会见,不是坐朝,不必显出天纵圣聪、无所不知的样子,所以交谈中,无论是职官制度,人丁钱粮,交通道路,水利水患,收成口粮,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少数民族,以及历史往事,皇帝表现出兴趣,臣下就尽心回答。    
  职官制度。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哪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    
  人丁钱粮。人丁的掌握,钱粮的征收,是政府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份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    
  道路交通。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不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黄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懮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懮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    
  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张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道光帝又问起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    
  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噜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从而缓和下来。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官员的交谈情形和内容就介绍这一些,下面从召见活动中观察道、咸二帝的性格,以及所受清朝皇家家法的影响。    
  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潭求雨,未能正常办公。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谘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候,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宫,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道光帝是有见识、有责任感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有学者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也有人评价他“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    
  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    
  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一)。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    
  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通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    
  道光帝对国家的责任感之强烈,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六年(1836),他在召见中告诫张集馨,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中要求川臬张集馨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道光帝一口一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民人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咸丰帝的好学与不成熟    
  对咸丰帝的为人,《清史稿》的评论是相当不错的,谓之“任贤擢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似是叡智善断之君,然而有的当代史家颇为恭亲王奕鸣不平,认为若他登基要比咸丰帝好,则是看不上咸丰帝了。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的皇帝。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20岁(实岁18)登基,应当说多少具有有为的年轻人的好学精神。咸丰帝希望得到的知识和兴趣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国家大政方针。如征求段光清对安内攘夷的意见。    
  (2)战争与战术。询问张集馨贼军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兵技艺如何,敌军木寨是怎么回事?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劣如何,胜保打仗真是勇敢吗?张国梁战功多,必有用兵奇异之处,是个粗人,能懂兵法指挥调度吗?哪一省的营兵最为精锐?齐二寡妇以妇女而能御众打仗,过人处何在?    
  (3)官员相见礼仪。询问张集馨,两司见督抚是何仪注,督抚在什么情形下坐大堂,坐大堂时两司又如何相见,什么是庭参礼,督抚要站起来回礼吗?胜保是否待人傲慢,连提督、总兵、都统都不让坐?    
  (4)官员相貌与官兵是否接近女色、男色。问张集馨,胜保帐篷内是否“娇童林立”?向荣是否赳赳之气,是何相貌,是否在战斗中被削去半边脸?知道不知道江北兵勇私养女人,不肯打仗?    
  前面两点的谘询是完全必要的,对处理政务、战事必然有益。后面两点不能说全然没有价值,而咸丰帝的发问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试想向容、张国梁那样勇敢善战,是什么模样,也许有种想像,不如问一问。作为皇帝,自家坐朝的仪式当然清楚,督抚坐大堂与天子不能比拟,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好奇心驱使他发问了。如果有机会谈到知县坐堂审案,咸丰帝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听下去。人云咸丰帝好色,他问将领和军士是否好女色、男色,也许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的事情是无须提出的。    
  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的谈话,到九年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坠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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