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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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似乎揭示，1839年以后民间秘密宗教活动大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为民众礼拜无生老母庙事上书的附片中说：“所有邪灯花教与清军作战图教二字，竟为一时地方官所深讳，而传说中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画像办理邪教一事，更为今日官吏所恶闻。”（《黄爵滋奏疏》）　　　　
　　原来山西赵城令杨延亮查禁先天教，被曹顺等杀毙，山东潍县令逮捕马刚，激起事变，地方官从中吸取教训，不敢与秘密宗教明显对敌，因而也不敢报告上司，所以“实录”难于再有多少关于它的记载，这不等于说它的活动减少了，前述侍读学士董瀛山　　　　
　　说的邪教“在在皆有”，才是历史的真实。应该说，道光朝民间秘密宗教活动不绝如缕，屡破屡兴，它表明民众为争取幸福生活，反对清朝腐败的政治活力及其坚韧性。　　　　　
　　民间秘密结社的盛行　　　　
　　秘密宗教大多发生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区，而南方则是秘密结社盛行，民众组织会党最主要的是天地会、三合会，发源于福建，传播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西、浙江、江苏、台湾，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倡言“反清复明”，幻想真主出现。　　　　
　　1831年5月广东籍御史冯赞勋奏报广东三合会活动情况，6月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称当地没有三合会，7月新总督卢坤与前任相反，在奏折中承认有三合会的活动，这说明天地会的活跃，地方官已无法掩饰。道光帝在1836年就此指责地方官，指出“莠民中惟会匪之惑人最甚”，然而“近来不肖州县，非但不肯查拿，更复多方掩饰，即访出会匪名目，该督抚意存消弭，遂令匪徒有恃，滋生厉阶”（《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一）。会党在许多地方都有活动。浙江嵊县有钩刀会，聚众一二千人，每年七月十二日聚会。赣南有添刀会，入会者烧香结盟，与私盐贩联合行动。宜黄有天罡会、新天罡会。福建永安有一字教，建宁、邵武等四府双刀会、铁尺会、天地会活动频繁。湖北江陵、潜江各有郑老鼠、段么组织的会党。湖南人李金保等组织三合会，1832年失败被害。新田王棕献聚众拜会，造旗帜、器械，拒捕伤兵。闽浙赣交界处有“花子会”，又名“巴会”，每年五月十三日聚会（《清宣宗实录》卷二七八）。会党在道光朝的发展，表现为进行武装暴动，有的已超出隐蔽活动的范围。道光十一年末至次年初发生的湖南江华赵金陇领导的起义，道光帝就认为是“会匪”参加的，新宁李源发在1849年起义前，先成立“把子会”，结拜兄弟，动员、组织了群众（《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道光朝的五多现象，表明它是动荡不定的社会。那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太多，涉及的社会层面广泛，有纳税的农民、工匠、商人、渔户、监生、秀才、纳租的佃农、城镇的平民，士兵、吏役本来是政府的工具，它在鱼肉人民之外，因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有反政府的某些自发倾向。清朝政府的腐败政治，把广大的民众驱赶到它的对立面，迫使他们从事违法的以至反政府的活动。游民、盗匪、民变，以不同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游民盗贼也是秘密团体成员的主要来源，有更大的破坏力。从社会正常秩序来说，人民的贫困和无出路，是社会不稳定的主因；人民没有正常职业和不事生业，因细小的缘故而轻生，是社会不稳定的征兆；人民广泛参加非法团体，进行了反抗斗争和组织准备，预示社会矛盾激化的到来；频繁出现的各种民变，是人民破坏社会秩序的演习。所有这些现象，揭示道光朝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前夜，预示太平天国运动的必将爆发。　　　　　　　　　
　第6节　道光朝的社会病　
　　社会病，是越出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不正常现象，而且情节严重，蔓延迅速，不易扼制。前文叙述盗贼的猖獗，游民的众多，就属于社会病的范畴。这里将要叙述的吸食鸦片烟、赌博、宴请的恶劣社会风气，是社会病的主要内容。道光时期的这些社会病，除了吸毒，都有漫长的历史，不过这时情况严重，更能反映社会腐败的深度。　　　　
　　鸦片烟灾泛滥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以来，官民吸食者逐渐增多，清政府也较敏感，早在雍正年间即禁止民人贩卖食用，嘉庆朝随着吸毒的增多，1810年、1813年、1815年迭次颁发禁令，不许鸦片入口和官民吸食，然而那时除了“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侍卫官员等”也“颇有食之者”（《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已显出问题的严重性。道光帝于1822年下令广东严禁鸦片入口，但是禁止归禁止，贩卖、吸食却日益严重。其标志之一是烟土不仅来自外洋，国内许多地方也种植罂粟。在1830年前后，云南、浙江、甘肃、福建、广东等省种烟的较多，安徽、河南等省也有，浙江台州、宁波、绍兴、严州、温州诸府种植和制出的烟土叫“台浆”，由大商小贩运往各省销售（《清宣宗实录》卷一七○）。福建生产的鸦片烟称做“建浆”，四川的叫“葵浆”（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南种罂粟，由边境向内地发展，种植量大，制成“芙蓉膏”。鸦片种植发展迅速，到1838年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民田“遍栽罂粟”（《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七），在贵州，当罂粟出土时，外省商人就来查看，预付银两作定钱。国内栽植地区日广，增加鸦片烟来源，使吸毒来得方便。　　　　
　　吸食鸦片　　　　
　　鸦片市场的货源，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倾销的。在清朝政府实行禁止鸦片政策的情况下，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贩卖，用海船将烟土销售沿海各省，直至直隶、奉天，并供应烟具。　　　　
　　鸦片吸食者众，如《黄爵滋奏疏》所云：“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遍布社会各阶层、各省份，沿海地区尤甚。普遍吸毒，给道光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其一，造成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失调，国库空虚，长此下去，就会出现林则徐说的“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稿》）。　　　　
　　其二，民间生计萧索。宋翔凤《鸦片馆》诗云：“百事无不废，千金坐可耗。”（《清诗铎》）人民钱财耗于鸦片，难于购买其他生活用品，商业、手工业立即不景气，工商重镇表现得尤其明显。1838年苏州、武汉的商人说，“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因为其他的钱财用于购买鸦片了（《林则徐集·奏稿》）。　　　　
　　其三，吸毒者成为社会废人。抽鸦片成瘾者，“黧面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清诗铎》）。精神萎靡不振，身体虚耗，影响劳作，失去活力，也如林则徐所说，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集·奏稿》）。　　　　
　　道光帝在1831年搞了一次禁烟活动，没有成效。1834年广东乡试，以鸦片作为策试题（《两般秋雨庵随笔》），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它深恶痛绝的态度。1838年道光帝决心禁烟，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和禁烟运动的失败，烟毒泛滥，一发不可遏制。　　　　　
　　赌博成风　　　　
　　1845年御史朱琦奏请“查拿赌博”，可见赌博成为社会问题。那时“上自公卿大吏，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履园丛话》）。太监张道忠赌博，受到管理步军统领耆英保护（《清史列传·耆英传》）；四川按察使俞某在衙门中开赌；祥符令邹尧廷及其弟“专以诱赌为事”，又有幕友、地痞租赁房屋，开局聚赌；六安盗徒张四条等“开场诱赌”；慈溪县殷富之家的妇女赌钱，输赢很大；发配吉林的犯人耍钱，不时引起纠纷。和吸鸦片一样，什么人都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赌博有专门组织，一般叫做花会。花会由头家开设，定期开赌，通知各方，与赌者或亲到现场，或静坐家中，有“跑封”、“跑风”的传知信息，下出赌注，跑封者通知头家。赌博是投机和智能的表现，有刺激性，花会的方法又适合人们这种要求，每当开赌，远近之人，趋之若鹜，妇女、老人、少年不便于到场的，利用跑封，也能投身到赌博之中，因此燃起炽热的赌风。花会参与人多，输赢额大，动辄以数千两银子计数（《清宣宗实录》卷一四五、二四四、二九九）。　　　　
　　赌徒有一种侥幸心理，总想赢钱，又有冒险心理，希望下大注，发大财，在“拼得自己赢得他人”的思想支配下，不惜用房屋、田产以及妻女做赌注（王有光《吴下谚联》）。这自然往往不能如愿，多数赌徒会倾家荡产，有的还会家破人亡。　　　　
　　1847年陕西泾阳人马书新嗜赌如命，把家产输光，妻子李氏冬天只能睡在草垫上，其兄可怜她，给了一床被子，马却要拿去做赌本，李氏不给，马竟狠心将她杀死。这类事例，在刑事案件中屡见不鲜。浙江海盐乡民到城里卖丝，无赖设赌局诱引他们博戏，致使他们输得精光，回家后衣食无着，妻子吵闹，有的投水自杀。赌博还引起妓业的发展，妓女陪伴赌徒，指点参谋，拿筹码以至代客作赌，所谓“饭博樗蒲，妓家所，古人每藉以作狭邪之游”。道光时花会一开，“流娼土妓，游民棍徒蜂拥蚁聚”。赌徒多是游手好闲的人，进一步发展就成为盗贼和其他组织成员。　　　　
　　清朝政府有禁赌的法令，道光朝亦在执行，但是不起什么作用。1848年慈溪令段光清查拿花会，浙抚吴文熔对他说，我在山东做知县时禁赌，但赌徒“如肥田恶草，无时无之，我等遇则除之而已，然而不能净也”。段光清赞成他的话，说“自今观之，真阅历之言也”（《镜湖自撰年谱》）。表明官方承认赌博禁不了，下力气禁赌的官员，不过是尽心而已。所以道光朝赌博成风，涉及的人群广泛，严重影响民众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宴戏无度　　　　
　　酣歌宴舞，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是历久相沿的事情。道光朝距离康乾盛世不远，经济也在发展，人们还沉浸在享受升平之乐的习惯中。但是政治上出现鸦片战争的亘古未有的惨败，民变蜂起，结社遍全国，统治者和富人本应深省，治理危局，化奢靡为俭朴。可是不然，大多数人醉生梦死，征歌逐舞，欢宴无度。官场宴戏之风大发展，民间也不逊色。　　　　
　　官宴，和官僚贪污一样，有陋规为依据，业已规范化了。陕西政府对过往官客的应酬，由粮道承办。每次来上等宾客，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备燕窝烧烤各菜，中席亦有鱼翅海参、白鳝、鹿尾等难得的食物，也要设法购买应用，宴中要传戏两班。副都统、总兵一类过客，不举行宴会，但要送酒肴。这样粮道衙门，“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粮道要宴请西安将军、副都统、巡抚、藩台、臬台和首府、首县以及到省城的外道、府、县官。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客，粮道要邀请藩、臬、盐道聚餐一次（《道咸宦海见闻录》）。河工钱粮多，官员得贪赃，有钱挥霍，“骄奢淫佚，乃遂着称于道光时”，每次宴客，杀猪只吃里脊肉，宰鹅单吃掌，杀驼仅吃峰，吃一样豆腐，有几十种做法，要提前到各地购选佐料，算上工钱，没有几百两银子吃不成。一个宴席，要吃上三天三夜，菜还没有上尽，人熬不住了，只得散席。官员如此，民间也不示弱，江南人、老技师玉琵琶，每开宴会，盘中之物，水陆备陈，有的在千里之外购来，助兴的演奏皆由名伶担任（《清稗类钞·豪奢类》）。宴会多，规模大，规格也比前代提高。康熙时，北京宴席用滦鲫、黄羊侍郎王士禛已经认为是奢靡了，道光时席尚填鸭、镇江肉翅、黑龙江鳇鱼脆骨，在京任职的姚元之因而感叹地说“踵事增华，亦可惧也”　　　　　
　　宴和戏联在一起，富贵者在饕餮之时，还要用歌舞来助兴，前已说明宴会中有戏班演出，可谓无戏不开席。人们请客，有时在戏园中进行，边吃边看。戏园兼营饭馆，早在康熙末年就是如此，所以北京查家楼戏园，又称作“酒园”（戴璐《藤荫杂记》）。咸丰帝在道光帝国丧即将解除时说，道光时京城戏园，“宴会馆馔，日侈一日”（《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一）。可知吃饭、看戏在戏园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苏州民间也是如此，居民要请客，“皆入戏园”，“击牲烹鲜，宾朋满座”，这样待客既体面，又方便（顾禄《清嘉录》）。作这种享受的商人很多，所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数万人”（《履园丛话》）。可见宴戏在苏州是一种社会风气，涉及的人员众多。　　　　
　　人们大肆宴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时陕西粮道，即主持送往迎来之事的张集馨说了两条：一是“以联友谊”，请客是人们社交的重要手段，官场上互相提携，商业中开展交易；二是宴席不讲究，将被视为“悭吝”，这是讲排场作风的要求，惟其如此，才显出主客双方身份高贵，手面阔绰。就是这样两个缘故，决定宴请风习只会发展，不会削弱。　　　　
　　综上所述，鸦片、赌博、宴戏，是旧习和新风结合在一起，形成严重的社会病。鸦片烟虽在嘉庆前有人吸食，但到道光朝才化为社会风气，而这种吸毒，为正常社会所不容，有理智的人所不耻；赌博是相沿积习，但花会在闽、粤、浙、鲁、直、奉广大地区发展，使其更具有普遍性，成为一些人的职业和社会风尚，是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民衣食艰难的表现；宴戏也是积弊，其规格在高，表明奢侈之风在发展。烟赌倡宴的实践者，第一位是官吏，他们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其次是商人，下层劳动者、游民亦不乏其人，上上下下各阶层人士都有，具有全社会性，形成风气。　　　　
　　打麻将　　　　
　　社会病是社会制度、政府政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产物。一旦社会病繁多，态势严峻，就表明社会制度与政策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制度和政策就亟须进行变革。道光朝的社会病所以不能解决，是因社会制度不能变化，政府又没有像样的改变政策，只好任其发展下去了。　　　　
　　社会病是社会状况的测量器，治之得对症下药，同时它还有顽固性，像赌、倡、宴泛滥的社会病，历史上反复出现。一个时期好一些，一个时期又严重了。所以治疗社会病不用狠剂不行，不做大的社会变革是达不到效果的。　　　　　　　　　
　第7节　17世纪满洲人的命名　
　　取名是一种文化现象，表现人们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愿望。历史上不同民族有其各不相同的命名习惯，反映着民族文化特征。17世纪的中国满洲人，从居住于东北一隅，到稳固地统治全中国，民族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族人的起名也同时产生变异。　　　　
　　人们的名字是在初生或童稚时期，由家长起定，所选择的文字，蕴含了家长的期望。17世纪满人为子孙起的名字有多种含义，兹缕列于次。　　　　
　　以动物命名　　　　
　　贝勒杜度（Dudu，1597～1624），名字意思是斑雀；镇　　　　
　　国公哈尔萨（Harsa，1605～1651），名字字义是蜜鼠；摄政　　　　
　　王多尔衮（Dorgon，1612～1650），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