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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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的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话·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rfectvirtue（全德）。
忠、恕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第五章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记》上没有说他是哪国人，关于他的生平也说的很少，实际上等于没有说。因而关于墨子是哪国人历来有意见分歧。有些学者说他是宋（今豫东鲁西）人，另一些学者说他是鲁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概是在公元前479一前381年以内。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资料是《墨子》一书，共五十三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古代，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亚于孔学。把这两个人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认为它们不正当，不合用，力求用简单一些，而且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的是出身于下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护者孔子和儒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墨家哲学的核心。
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从《墨子》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我们知道，墨者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纪律极为严格。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为〃钜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他领导门徒实际进行的军事行动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国受到邻国楚国侵略威胁的时候，他们为宋国准备了军事防御。
这段情节很有趣，见于《墨子》的《公输》篇。据此篇说，有一位著名的机械发明家公输般，当时受楚国雇用，造成一种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国准备用这种新式器械进攻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就去到楚国，要对楚王进行劝阻。在那里，他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演习了他们的进攻和防御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带，用它摆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当作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