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五)-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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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火热的心》更多一些吧！
早就听说空政话剧团又出了一台好戏，我很想看，苦于身体不好，直到
最近才看上。看完戏之后，我向全体人员鞠了三个躬，我说：“很受教育！
很受教育！很受教育！”因为确实如此。前些天，我出席人大常委会，会上
议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精除精神污染。我在会上发言，也谈了戏剧界的
精神污染情况，但主要还是谈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戏剧事业兴盛、
繁荣的状况。可惜当时我没能看到这个戏，如果看了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个
戏推荐给人大常委会，看一看我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写出了多么好的戏！歌
颂了多么好的精神！这个戏的产生是很及时的，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
搞这个戏，是“攻关”。而且攻的是一个很难攻的关。它写的是真人真
事，但又没有按真人真事那么去写。过去有人反对写真人真事，后来出过话
剧《雷锋》。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应该写，但当
时写得十分成功的，不多《火热的心》这个戏所以成功，我觉得在于它独特
的创作思想和独特的创作方法。记得，一九五六年我们搞了一个国际性的戏
剧节，请了许多外国戏剧家来看我们的话剧。戏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却都
是一个套子：一个工人，因病或因伤养病去了，又不甘于养病，跑出来接着
工作，大家怎么拦也拦不住，等等。大部分的戏几乎都如此。外国人看了非
常奇怪，问我：“怎么回事？你们像是商量好的呀？”原因就在于概念化在
作祟，没有一个独特的创作思想，没有一个独特的创作方法。《火热的心》
这个戏的独特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从一开始就着力于写人，不是“高、
大、全”式的，而是要写有血有肉的人，写无产阶级的新人。要人家看了戏
有深刻的印象，产生出良好的社会效果，引导人们去思考，并得出这样的结
论：“人，就应该这样活着。”
这个戏的创作方法，也非常好。从结构上说，戏从头至尾是一个连贯的
故事，没有堆砌之感。这个戏很难写，因为朱伯儒同志事迹很多，组织起来
不容易。而这个戏不光是写事，而是写人、写心，确确实实创造出了一些东
西。当然，可能有些还不那么完美。但整个说来，流畅、通顺、自然、完整，
而且贯串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催人奋发，使人向上。这两个“独特”
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梁子如这样一个非常有特点，非常真实可信的人物。这
个戏把人物写到这样一个高度，而且令人信服，太不容易了。有位人大常委
对我说：“要‘破’，更要‘立’”我觉得《火热的心》就是一个“立”的
戏，它立起了一个榜样，而且是可亲、可信的。尽管这个人物做的许多事，
我们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是大家感到他是人，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不是高不可攀的，而且只要我们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这样，它就打动了
我们的心，教育了我们如何为人。梁子如，他有家有业，有妻有子，妻子还
真不错！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环境。梁子如做到这种程度，确实难得。
戏写得这么让人相信，益发难得。因此，我觉得这个戏对正在进行的整
党，对于扭转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将会起很好的作用。你看梁子如说服
副师长，谈到他当年“开仓济民”的那段戏，写得多么好，台词多么精采！
它生动地唤起人们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记忆，唤起人们对革命传统作风的怀
念！这不是因为剧作者“聪明”，或者“有灵感”。我觉得，首先是作者有
了高尚的情感，才能写得出这样高尚的语言来。再比如妻子埋怨他：“天底
下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怪人？”他没有讲什么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的大道
理，只是淡淡回答了一句：“谁知道呢？也许是需要吧？”这一句简单的话
道出了多少共产党员的心情，说出多少群众的心声！
这个戏还好在没有回避矛盾。比如韩枫这个人，老实说，我看了不舒服：
我们人民解放军里头怎么出了这种人呢？但实际上，这种人是客观存在的。
戏里写了，而且写得恰如其分。他不是贪污、盗窃，只是品质上有问题，对
人民的感情有问题，而且最后又改了。转变的过程写得非常之好。过去常说，
写戏忌讳大段他讲道理。但要讲道理，也得看搁在什么地方。第五幕，梁子
如劝韩枫的一大段话，我认为就非常动人。前几场戏，没有多说话，一切事
实都摆清楚了，最后讲出这么一大段话，把情和理讲明，就非常必要；没有
它，还真不行。看来，在什么地方发议论，确实有点道道，有点学问。在创
作方法上，剧作者们光议论，是不能改变韩枫的抵触心理的，必需有事实，
就是他发现梁子如把给孩子买电视机的钱都给了人家，梁子如还讲是“组织
上给的”，韩枫这才难过了，真正被打动了。要打动一个人很难哪！他有固
定的想法，习惯的想法，要在舞台上当场见效，是更难、更难的！
最后梁子如请韩枫吃饭，设想得好。把结尾放在两个人在台阶上亲切交
谈，结得实在精采，真是神来之笔，一锤定音！光这一笔，就看出剧作者、
导演、演员的高明。再就是严副师长的觉悟问题，我认为这个人物塑造得好，
是可爱的，可信的，对这样知锗就改的领导，我尊重。我很佩服剧作者，敢
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揭示这些矛盾。
我更佩服空军、空军政治部以及话剧团的领导同志，许可剧作者这样写
矛盾，允许韩枫这样的人物，副师长这样的领导形象在舞台上出现，不避讳
事实，不怕说是“给解放军抹黑”。这很了不起！事实是不仅没抹黑，反而
让我们更看到解放军的可敬、可爱，增强了这个戏的深刻性。
我想引一句古人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梁子如只是解放军的一个基层干部，他官不大，位不高，但他身正！他用自
己的行动维护了党的荣誉和尊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的每一
个党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党员干部，所有的领导同志，都能像梁子如这样，
该有多好！党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要端正党风，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为什么有些地方就是成效不大？看了这个戏，大家都学学梁子如，好好想一
想，不是非常必要的吗？
肯定这个戏，鼓励这个戏，宣传和推广这个戏，不是说这个戏就很完美，
没有缺点了。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说明还可以提高。我觉得有的演员的
台词不大清楚。这也是普遍的毛病，所有的话剧院，都还需要再在台词上下
些功夫。我这个半聋的人听不见还可谅解，可有许多不聋的人也说听不见，
这就不行了。尤其演话剧的，台词听不清怎么可以？
我还有一个希望：剧团千万不要听了意见就动手改，要多听听，多想想，
有些地方改起来，有困难，不一定很快就改动。但我觉得所有同志的意见，
都是希望这个戏改得更好，更完美。
最后我要大声疾呼：一个《火热的心》是远远不够的，让《火热的心》
这样的戏在我国戏剧舞台上更多一些吧！
各行各业都有梁子如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应当像空政话剧团这
样，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知识界、教育界、科学界。。
去发现梁于如这样的典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火热的心》。但不是照猫画
虎，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像他们这样，有独特的创作思想，独特的创作方
法。最重要的，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沤歌梁子如式的先进人物。
如果都能这样，我们一定可以更好地完成党支给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一
定可以更有助于清除精神污染，一定可以为人民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我
们中国的戏剧舞台一定可以出现更加繁荣兴盛的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剧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解放军报》1984 年1 月19 日）
潜江新花
——推荐《家庭公案》
有几位同志向我介绍，我的家乡潜江县荆州花鼓戏剧团，将要在北京上
演一出大型现代化题材的好戏《家庭公案》。我知道花鼓戏来自民间说唱，
长期活动在农村，剧目多属民间生活小戏，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现代题材
的剧目，他们演来是会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的。
正值我参加一个庆祝会的活动，心里总在想看看戏。为了看戏，我不得
不早些离开这个庆祝会，兴冲冲赶到剧场。我一坐下就被整个戏的思想内容、
剧情发展和人物的高尚情操吸引着了。
《家庭公案》描写一个青年医生王连生道德败坏，喜新厌旧，为了满足
个人肮脏灵魂的需要，卑鄙毒狠，辱骂受孕的未婚妻——农村姑娘李云霞，
又把她推入水中，妄图杀人灭口。恰被王连生的父亲、市公安局长王刚救起。
王刚是询私情？还是重民心？围绕这桩公案，展开了戏的尖锐矛盾。
通过情与法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事业，执法如山的公
安局长王刚的形象。王刚这个人物，既是一个坚持革命原则的老干部，又是
一个深爱自己儿子的父亲。这个人物有血有肉，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他在“败
坏党风失民心”还是“整顿党风顺民心”的思想斗争下，设身处地一连唱出
“云霞若是我的女儿”。。为被迫害者着想，表现他把人民群众当亲人的崇
高精神。最后，这位老公安战士亲手给儿子戴上手铐，伸张了正义，使罪犯
得到应有的惩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党的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
王刚法重于情的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教育着观众，感染着观众，使人们增
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李云霞这个人物，演员演得纯朴善良，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演员的
表演和气质，看得出剧团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车站那场戏中，李云
霞扑跪在母亲面前喊出：“妈妈你打吧，你就狠狠地打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
吧”，那一段悲腔，唱出人物心中无限委屈和悔恨，确实动人。善良耿直的
农村母亲喊出：“难道他当官的儿子高人一等，难道我的女儿比他矮三分！”
反映了人民群众殷切希望我们的干部要严格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不要使子女
因地位特殊，无视道德与国法，坠落成为人民共弃的罪犯。人民群众希望我
们的干部个个是活包公，不徇私情，执法如山。
这个戏写得合乎情理，有利于整党教育，符合人民的愿意，是一出进行
法制教育和宣传精神文明，值得推荐的现代地方戏曲。
我很钦佩湖北省、地、县、局各级领导给予荆州花鼓戏剧团的指导和培
养。他们勇于让创作和演出人员大胆揭示今天社会上某些不正风气，既暴露
了黑暗，又歌颂了光明。这个戏道出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当
然，一个新的现代戏的创作诞生，难免会带有一些雕琢的痕迹，要经过不断
加工、提高、磨练，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演出结束后，我怀着极其亲切的感情见到了剧团的艺术家们。我们相互
欢呼着握手，像久别重逢的兄弟姐妹，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在想，潜江
的山水，潜江的人民培育着这些艺术家们。潜江荆州花鼓戏剧团给首都人民
送来一台跟上时代脉搏的好戏。我和他们一样，期待得到首都观众的喜爱和
好评，获得同行和专家们的赞赏与帮助。这个戏将会不断提高，更加完美。
祝贺你们，在我心中将会长久存在的潜江荆州花鼓戏剧团！
（原载《光明日报》1984 年1 月26 日）
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南开话剧运动史料》
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以来，一直在学业之余，为改进社会风气，也为教
育自己，演普通话的戏。老师和学生编话剧、导话剧、演话剧，并且公开举
行演出，受到津京观众热烈欢迎。当时还没有“话剧”这个名称，大家称这
种戏为“新剧”，以别于旧的戏曲。
不久，这个组织定名为“南开新剧团”。
南开新剧团于一九○九年开始编自己的新剧，也介绍国内外的话剧。这
个专演话剧的团体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历经晚清、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
当政，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它从没中断过自己的活动。这是一个业余话
剧团体，中国的话剧，可能先是从业余戏剧爱好者草创的。后来，有了专业
团体，话剧运动便更正规化，更力广大观众接受了。业余话剧工作者，在为
富有意义的话剧摸索、探寻的道路上，用尽心力，终于起了一些作用，是有
不少功绩的。
我小时在南开学校就学。约十四岁（一九二四年），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一直到一九三○年，我离开南开大学，始终是新剧团的一个积极分子。在这
短短的，对我又似很长、很长的六年里，新剧团扩大我的眼界，我决定一生
从事话剧。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排戏的热烈、认真、亲切的气氛。我的
青年时间可以说在这个极可爱的团体里度过。在有学识、有才能的导演张彭
春教授十分严格的指导下，我跟同学们和比我大一二十岁的老师们，演了相
当多的话剧。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演戏，怎样演戏，甚至于如何写戏的种种学
问。这一点一滴的艺术知识是经过年复一年的舞台实践理解的。
彭春老师通过导演、演出，不断地指导，教给我们认识国内外许多戏剧
大师。我时常怀念在南开中学礼堂后台和校长会议室排戏的情景。在那几间
宽大、亮堂的房间里，我们专心排练，好像面对人生的战场，那样认真，那
样充满战斗的气息。
我听说许多前辈和学长，其中如周恩来同志也在这个剧团演过戏，而且
写过关于话剧发展指导思想的文章。解放后，我才读到他的论述，以及他组
织剧团，参加演戏，并亲自设计、制作布景的事迹。但更早关于南开学校如
何开展话剧事业，我是茫然的。
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印了《南开话剧运动史料》。这部专辑确实把南开学
校早期话剧活动，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二二年的翔实可信的材料搜罗得相当
完整。这部书是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同志用了多年的功夫，辛辛苦苦，
从各方面采访、征集、搜罗、甄别大量的材料编成的。他们把南开新剧团的
话剧理论、剧团组织、演剧史实、活动记事、剧目汇览，部分剧目演员饰角
色一览，以及一些评论文章和失传的剧本搜集成书。
使我感到特别亲切的并且给我很大启发的文章是周恩来同志写的《吾校
新剧观》。这篇文章不只阐述南开新剧团为什么活动的旨趣，也是剧团的总
结。它奠定南开新剧团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南开新剧团仅仅活动到解放前为止。但在我心中，它仍然是一些活生生
的人，年年不断地演着新的话剧。当然，这只是我的幻想。实实在在出现在
我眼前的，是这本《南开话剧运动史料》。
我希望它能引起爱戏剧的读者们的兴趣，把它看作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
书。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于上海
（原载《人民日报》1984 年10 月17 日）
看了《青丝恨》的排练
《青丝恨》是李玉茹同志写的京戏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