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五)-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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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也好，也不好。说它“好”，就是不乱说话。但“慎言人”这句夸奖语，
也有毛病。西汉的大经学者刘向的《金人铭》说（他在这当口，却用的是今
天能懂的俗语）：“当说少开口，遇事躲着走！”这就是金人“三缄其口”
的毛病。把自己的嘴巴，像捆口袋那样捆起来，所谓“括囊无咎”。封建统
治者的暴行，把他思想上的“脊梁骨”打断了！他这两句话，流毒很深。这
是与中国传统道德思想背道而驰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要“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要“言为心声”，要“言之成理”，要“言行相顾”，要“开广
言路”。唐朝初，有个宰相魏征，魏征好进谏，一次弄得唐太宗李世民下不
得台。要杀死他。回宫后，对长孙皇后说：“一定要打死这个鬼！”皇后听
到，取下玉簪，匍伏地上，贺喜皇帝，说有这样敢说话，敢进谏的大臣，这
是皇帝的贤明啊！
晋朝孙楚，主张一个人要“多言多事”（多说话、多做事），不要做聪
明鬼。他说：若不如此，后代子孙从何处看见我们的聪明、劳动和智慧？不
“言”、不“事”，岂不成天像木头块，立在朝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凡
有权的人，要学会兼容并包，听正确和错误的，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只
要善于处理，就能成大事。老百姓中，真有才能的人，要贡献他们的才智。
“怀宝迷邦”是不好的。那样，国家就不会富强了。我们应该反对刘向的主
张。
我说这番话，不是要你们莽撞、乱说、蛮干，而是运用正确的思想，说
话、做事。要分清是非。需要说情道理的时候，应该勇敢；不要做“当说少
开口，遇事躲着走”的小人。
当然，要多体贴人，不要东挑剔，西挑剔。要看大事情，看大处。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没有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要灭
亡，更谈不上振兴中华。
其十一，要把你们所知道的，所明白的道理，全部交给接班人。
要把你们所知道的，所明白的道理，全部交给接班人。自己要有“脊梁
骨”。鲁迅说：中国人从来是有脊梁骨的。但我想，这不是指蛮干乱说。
不要经常“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类“千种风情”，
不可怀在心里。你们平均四十五岁，你们风华正茂，正在大好年华，有多少
壮丽的时光堪得消磨！？
最后，我想引用唐朝一位名叫“寒山”的和尚的诗结尾：
“有酒相招饮，有肉相呼吃。
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
玉带暂时华，金钗非久饰；
张翁与郑婆，一去无消息。”
寒山是个有名的和尚诗人，他说，时光易逝。“黄泉前后人”，是说无
论谁，早晚都要死的，仿佛他很消极。但接连一句，“少壮须努力！”实在
是强劲有力的入世人的好诗。因此，后面四句，说贵人的“玉带”，富人的
“金钗”，都长久不了。隔壁的张老头，与另一家的郑老婆子，一离开人世，
再也听不见他们的任何消息。这确实是真理。这四句写得好，因为它反衬出
那句极有力的“少壮须努力”的深意。
你说，这个和尚虚空、沉寂么？我看，一点也不虚空、沉寂！连一个和
尚都如此看生活，看世界！
他大声喊出：“少壮须努力！”
你们风华正茂，前途无量，要善于利用这大好时光！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戏剧学习》1981 年第3 期）
满怀信心
我学习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
鼓舞。这个《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和教训。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勇于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党，党中央现在的领导同志，是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可
以信赖的，在这样坚强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充
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从戏剧的发展形势来看，也又一次证明，三中全会到这次六中全会，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出了不少的好戏，出现
了一批有希望的新作者。这正表现了党在戏剧工作者的心中唤起的力量。刚
刚开始的部队戏剧调演，我们就看到了三个好的话剧。反映南昌起义的《一
代英豪》，写长征路上的斗争的《北上》，还有《平津决战》。再有近两年
一直比较贫乏的农村题材的创作，也繁荣起来了。今年上半年，就出现了几
个反映农村生活的好戏。如话剧《赵钱孙李》、《落凤台》、《张灯结彩》，
还有花鼓戏《牛多喜坐轿》，评剧《月难圆》等等。反映待业青年生活的话
剧《金子》，也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在题材上，我们也是十分广阔的。比如，十幕历史剧《秦王李世民》，
上海市青年话剧团正在上海演出，观众的评价很高。京剧《徐九经升官记》，
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都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很有现实意义。
我们的创作队伍中，上半年又出现了几位很有前途的青年作者。《徐九
经升官记》的两位作者，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秦玉李世民》的作者，
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个才二十四岁的姑娘。这说明，我们的戏
剧创作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总之，形势很好。当然，也有缺点和不足。比如，在少数戏剧工作者头
脑中存在着“向钱看”等问题。这是前进中的缺点，我相信在工作中会得到
克服和纠正的。
《决议》谈到毛泽东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
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原则性的部分，
我们应该坚持。我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革
命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毛主席都作过十分正确的论述。只有解决好
这些问题，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同时，对待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我们也不能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毛主
席晚年对文艺问题的一些见解，就有不适当的地方。他把历史剧、传统戏一
律认为是宣传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就离开了他自己过去说过的“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的话。
学习了六中全会的《决议》，我感到，我们今后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双百”方针，我们要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干扰，开展健全的文艺
批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需要大家干，需要团结。我说的团结，并不是一
团和气，但是，也不该是一团火气。
我们的文艺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与人为善；而不要以力服人，
随便上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能允许的；但“左”的“自由化”，我们
同样受不了的。我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几十年的锻炼和考验，是一
支可以信赖的革命文艺队伍，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我们一定要运
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提高我们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我相信，
我们都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
（原载《人民戏剧》1981 年第8 期）
学习鲁迅
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景仰的思想革命和文艺革命的先驱。他战斗到最后一
刻，是新时代的拓荒者、启蒙者、培育者。
在黑沉沉的年代里，每读先生一篇新作，我认识到人活着要有斗志。在
那窒闷如死的旧社会中，读一些他的文章，我知道人必须爱憎分明。
鲁迅先生的著作是一面照见一切的镜子。我在这面镜子里，也照见我自
己。我看见我的平庸、渺小和无知。多少青年渴慕追随先生。我当时想见先
生一面，几次来上海，总得不到机缘。迁延复迁延，终于不能聆听先生的声
音，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巴金告诉我，鲁迅先生约我第二天早上八点钟
去他家见面，由巴金、靳以带我去。能够与先生相见，倾听先生讲话，当时
我是多么欣喜啊！那些日子，我听说他病重。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愿
接见我，我感到很不安，担心会影响他的健康。我又觉得温暖、鼓舞。我那
时才二十六岁，我深深感激鲁迅先生对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的厚爱和关怀。
我等待着第二天的会见，心情激动，一夜没有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第二天早上，靳以跑来告诉我，鲁迅先生不幸于清晨五点二十五分与世长辞
了。噩耗传来，我像突然受到电击一般，一时震动得说不出话来。上午八点，
巴金、靳以和我到了鲁迅先生的卧室。他的遗体安详地躺卧在床上，衣着朴
素，面容宁静。我昨天还怀着要与先生相会的一腔热望，今天竟成了死别！
凝望着先生的遗容，我泪水不住地往外流。许广平先生肃然立在鲁迅先生的
床边，我们本想说儿句安慰她的话，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此时此刻，任何
语言都失去了分量。我们三人向鲁迅先生的遗体深深地鞠了躬，就退出来了。
当时海婴才五六岁，还以为自己的爸爸睡着了，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看着他，
我们愈加的难过。
我虽然失去了亲耳聆听鲁迅先生面教的机会，但是，他的作品，对我说
了一辈子的话。他的作品哺育了我。
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是《呐喊》。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我在北京
买到那本第一版的《呐喊》，是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红色的封面，质地
柔软，中间长方形黑块印着“呐喊”两个黑字，是鲁迅所喜欢的那种毛边装
订，读时需要自己裁开。印刷、装帧都十分考究。当时我才十三岁，读鲁迅
这样深刻的作品，还不太懂，后来，对他的作品读得多了，才逐渐有所理解，
开始懂得一点鲁迅所指的“国民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精
神。
鲁迅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精神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他
的爱国主义，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其实又何止我。鲁
迅的作品是乳汁，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我们的文艺作家在他
们成长的道路上，无不从他不朽的著作深受教益。以我自己来说，一直想学，
也一直在学，只是没有学好。
鲁迅在戏剧方面的专门论述诚然不多，但他对我国戏剧文化是十分关注
的。
他对我国的民间戏曲，怀着热爱。还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和农民孩子们
一起在月夜的水乡看社戏，这在他写的《社戏》中，作过生动亲切的描写。
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散文《女吊》中，还回忆起他四十年前在绍兴看戏的
情景，从女吊这些鬼魂的戏剧形象，他看到的是活人的生气，是妇女遭遇的
不幸，是她们蕴藏在心底深处的抗争，是有冤必伸，有仇必报的强悍感情。
鲁迅说：“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
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描画了另一种很有特色的鬼，“表现对于死的
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鲁迅觉得这是个比较可爱的形象，
他写了这个“无常”的种种近乎人性的地方，他说：“一切鬼众中，就是他
有点人情；。。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
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她的脸
上的哭和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在《准风月谈》里，鲁迅说：浙东的戏班中，有一种“二丑”，“二丑”
“有点上等人模佯，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
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
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
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
伙，这回可要倒楣哩！”鲁迅指出，这就是“二丑的特色”。是当时某种有
知识的人物的嘴脸。世上有恶的势力，便一定有“二丑”，而且有二丑的艺
术，用来“遮掩他并不是帮闲”，但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在舞台上活画出
他们的嘴脸来了。
这些文章见出鲁迅如何重视民间戏曲艺术的传统，如何深刻地估价民间
戏曲。
京剧也是来自民间的，鲁迅对京剧有精辟的论述。他从不反对京剧，但
痛恨封建统治者对京剧的毒害，他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
“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京剧的一些缺点正是这
样造成的。它曾供奉内廷，又被士大夫篡窃，“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
做起紫檀架子来”，和群众隔绝了，鲁迅说：在这之先“自然是俗的，甚至
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唐彛驹担骸奥逞敢缶┚绫３�
其优秀的传统，排除封建统治阶级的沾染和篡窃，在本身的特色上努力发展。
这是一切京剧艺人必须斗争的道路。”鲁迅并不反对京剧改革。但鲁迅说：
“京剧改革，那就是，啊啊啊，我们要救国啊，听听，行吗？”他的意思是
说，京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它自己特有的程式，这程式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加以改进，却不能根本取消它；取消它，就等于取消了京剧的特点。
鲁迅又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
出世界上去，即与中国之活动有利。”
今日京剧在世界各国引起广泛的赞美和重视，正因为它有中国的色彩。
尤其是，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戏曲革新。
他所否定的只是那些宣传封建思想的糟粕。他批评“才子及第，奉旨成
婚”的团圆套子。批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戏”。他认为这是
“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对于戏曲剧本的大团
圆结尾，鲁迅也有分析地指出，这是“由于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所
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戏曲里就“往往给他团圆”。鲁迅的这些论述，
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革新工作，是值得记取的。
鲁迅曾经热情关怀着新兴话剧的成长。在他主编的刊物如《奔流》、《语
丝》、《萌芽》上面，就刊登过一些剧本。仅《奔流》这一刊物，前后十五
期中，就刊登了五个独幕剧和一个多幕剧，即白薇的五幕剧《打出幽灵塔》。
他还亲自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苏联爱罗先坷的《桃
色的云》两个多幕剧。他深知并尊重戏剧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认为写剧本要
考虑到舞台演出的特点和规律。他说：“剧本虽有放在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
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
鲁迅早期从他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戏剧创作与戏剧表演
对教育与影响人民深刻而广泛的作用，因此每有论述，往往把重点突出在剧
本的内容及其思想意识上。
他特别提过三位剧作家：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
一九○七年，鲁迅阐发科学的重要，同时不能偏废文艺，提到莎士比亚，
他用文言写道：“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干枯寂，如是既久，则
美上之感情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
冀要求者，不唯奈瑞（注：现通译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
（Shakes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