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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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女人情多泪亦多，但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与父亲反目时，她大哭过；在香港求学时有次放假炎樱没等她而先回了上海，她伤心痛哭又追她而去；再就是这一次……天公应离情。二十多天的温州寻夫行结束了，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雨水和泪水中满腔的哀怨包围了爱玲，把昔日的热焰浇泼殆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冲刷得人去楼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他俩仍偶有通信往返，但日渐疏稀。到了1947年春天之时，爱玲的信亦有了“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但她仍常给他寄钱，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这时胡兰成的情况有了松动，尽管还是隐姓埋名。此时他正在撰写“论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书，名曰《山河岁月》。（这本书费时数年，几易其稿，后来在日本出版。）他还在温州中学和淮南中学教书。他仍然怀着“要出去到外面看天下世界”的梦想，“想法子结识新人”。时逢梁漱溟先生调停国共纷争，屡屡被时人注意。胡兰成就给他写信，称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梁先生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于是二人常有通信来往。胡兰成有时也去听温州戏。我看了温州戏，想着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涎唾水了。”
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从此绝了音讯。
1955年11月，一代才女张爱玲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走过罗湖桥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告别了祖国。为了生存，她和一个比她大30岁的剧作家结了婚。11年后，瘫痪的丈夫去世了，张爱玲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清算汉奸，胡兰成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得灰溜溜逃亡日本，暂借东京一家杂货铺栖身，后结识了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与之姘居，过起醉生梦死的潦倒生活。晚年胡兰成移居台湾重操旧业，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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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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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去了美国，便借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之际，向张爱玲百般挑逗，暗送秋波，指望重修旧好。张爱玲回信说：
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参考，所以冒失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不知当年胡兰成对美丽多才的张爱玲始乱终弃出于什么难言的苦衷，但许多年以后，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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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郑振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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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1958年）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1917年夏，20岁的郑振铎自故乡温州来到北京投奔他三叔，次年考入一所高等院校——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他开始投身社会活动，成为本校的学生代表。当时在北京的福建同乡会十分活跃，不仅在诸如“五四”运动、“福州惨案”等大事件中积极做出反映；而且也为了本省的利益或问题常召集各高校的福建同乡会在北大师大开会。郑振铎虽出生在浙江，但祖籍是福建长乐县，所以也可算是个闽人，当然每会必到，到则慷慨激昂，这样，他认识了许多人，其中便有女子高等师范的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有3个还是福建籍。
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黄世瑛。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
禁不住爱情的煎熬，他先找了个机会跟“四公子”中他最熟的黄英说了自己的心事，可是等不及回音，便又给黄英写了一封信去。
黄英在入女高师的第二年开始用“庐隐”作笔名发表作品，“庐隐”终于成为载入文学史册的名字，而她的原名则渐渐被人淡忘了。
信中写道：“……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底点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进行，有效否，极盼望早得结果，慰我不定的心。”
接到信时，黄英正与程俊英、黄世瑛等人在校园葡萄架下闲聊，本是好朋友，除了情书，一般来信几乎都是互相公开的。于是几人轮流看了信，等其他人都走开只剩下黄世瑛的时候，黄英悄悄问她：“振铎的信你看了觉得怎样？”
世瑛莫名其妙，反问道：“什么怎么佯？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黄英有些犹豫的，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想你不至于恼我吧？”
世瑛有点急了，同时也猜到几分，嘴里催道：
“你不要吞吞吐吐了，什么事就快说吧！”
黄英道：“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为什么？……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说到这里，她不禁微笑了，“他对你十分信任，从前跟我说过几次，要我向你转达，我怕碰钉子，一时也未找到机会，今天他又来信追问，我只好告诉你了。我想他的人格，你总信得过，做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
黄英知道世瑛的脾气，因此把话说得极婉转，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世瑛听了后，半天没吭一声，后来说出来的两句也真令黄英丧气：
“做朋友本来就不成问题……但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
黄英想想，也无可奈何，于是说：“也好，但希望快点。”
可是怎么“快”得了呢，世瑛连跟家里谈的勇气也没有。
时间到了1920年的最后一个月，郑振铎忙着准备铁路学校的毕业考试，又忙着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他是最主要的发起者），可是大忙仍不能稍稍缓解他对黄小姐的思念，他也就在焦渴中更加努力地用功、工作……
次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顺利成立了，他被推为书记干事；他的毕业考试总成绩这时也出来了，他得了“乙等”，并被分配到上海沪杭南铁路管理局，可是他没有立即去报到，他在痛苦地等待。
在他的介绍下，黄英与世瑛都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而且3人都在研究会小说组，平时也总有机会见面，可是世瑛那边始终没有一个确信过来，郑振铎就在希望、失望、绝望的圆环中转圈。
苦等了3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京赴沪了。在动身的前夕，他一人坐在灯下给黄英写信。念及个人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已隐约可以看见前程的光明，而恋爱却如此不顺，如此希望渺茫，不禁泪盈眼眶，惆怅满胸。他想，世瑛未回答他的呼唤固然有家长的门户之见的原因，可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封建的厚幔已被掀起一角的时代，家长的专制决不可能成为他们恋爱的主要障碍，主要原因还是世瑛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勇气以及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她真爱他，爱得深一点，像他爱她一般，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有些自伤自怜，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大树，没有能环抱它的人；他对她的深情就像一片汪洋，可是没有能盛下它的容器。于是英雄孤立于世的悲壮感又爬上了心头。
想是这么想，他对世瑛还是不肯放弃幻想——世瑛没答应，可也没明确拒绝啊——只要心不死，情也就难绝。即使是一堆死灰，也总是在妄想着有复燃的一天的，只要火种还在。因此他在信中仍然表示他愿意在上海继续等候世瑛的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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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郑振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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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上海，与世瑛时有信件往还，当然算不上是情书。他创办了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向世瑛约稿，世瑛写了篇散文《心境》，发表在6月10日该刊上，文中流露出苦闷和矛盾的心情。
就在这年暑假，黄英到上海去，见到了郑振铎。郑振铎的精神状态使她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便给世瑛写了一封信去，信中写道：
“……振铎对于你陷溺极深，我到上海后，见过他几次，觉得他比从前沉闷多了，每每仰天长叹，好像有无限隐忧似的。我屡次问他，虽不曾明说什么，但对于你的渴慕仍不时流露出来。世瑛！你究竟怎么对待他呢？你向来是理智胜于感情的，其实这也是别人不深入的观察，对于振铎的诚挚，能始终不为所动吗？况且你对于他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绝他的，岂另有苦衷吗？”
世瑛接到黄英的信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可前后想了几天几夜，还是下不了决心，于是去找程俊英商量。俊英问她：“你的犹豫是不是因为振铎这个人本身的问题？”
世瑛说：“我向来没有和男子们交往过，我觉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于振铎的人格，我始终信仰，不过我向来理智强于感情。这事的结果，若是很顺当的话，那末倒也没什么，若果我父母以为不应当……或者亲戚们有闲话，那我宁可自苦一辈子。报答他的情义，叫我勉强屈就是做不到的。”
俊英听完她的话，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如果你本身没有问题，那末示意振择，叫他托人向你父母提出，这样不是很妥当吗？”’
谁知世瑛懒懒地说道：“大约也只有这么办了，……唉！真无聊……”
后来果然有人愿作红娘，上黄家去说媒，可是不出预料，碰了钉子。事后世瑛的父亲对她说：“我对于你的希望很大，你应当努力预备些英文，将来有机会，到外国走走才是。”此结果虽在预料之中，世瑛的心仍不免有些郁怅。但这样，她也不想再暧昧地拖延下去，决心一下，她便给黄英去了封措辞明确的信，信中写道：“……振铎之事，瑛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瑛又非恶意，瑛又安忍与抗乎？乃近闻外来传言，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瑛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愿黄英有以正之！至于振铎处，亦望黄英随时开导，瑛诚不愿陷入滋深且愿终始以友谊相重，其他问题都非所愿闻，否则只得从此休矣！”
黄英收到信后，深知此对于振铎意味着什么样的打击，所以没有立即去找振铎，总想等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再慢慢告诉他。可是几天后振铎却自己来了。
黄英见振铎神情仍灰黯，关心地问道：“近来怎么样？”振铎凄然答道：“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心绪恶劣，真想到西湖或苏州跑一趟，可又走不开。人生真枯燥极了！”
黄英叹了一口气，也没话好说。彼此沉默了几分钟后，振铎故意用平常的口吻问道：“世瑛有信吗？……我写了3封信去，她都没有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写信时，替我问问吧！”
黄英一时觉得不如干脆现在就告诉他吧，免他再苦苦等待了，于是说道：“世瑛前几天有信来，她叫我劝你另打主意，她恐怕终究叫你失望……她那个人做事十分慎重，很可佩服，不过太把自己牺牲了！……你对她到底怎样想呢？”
看上去振铎倒还镇静，只是口气冷了许多：“我对于她当然是始终如一，不过这事也并不是勉强得了的。她若不肯，当然作罢，但请她不要以此介介，就始终保持从前的友谊好了。”
“是呀！这话我也和她谈过，但是她说为避嫌疑起见，她只得暂时和你疏远，信也暂时不要再写，等你婚事定了以后，再和你继续友谊……我想世瑛的心也算很苦的了。她对于你绝非无情，不过她为了父母的意见，宁可牺牲她的一生幸福……今年春假时我们几个到天津去，有一次也谈到这个问题。世瑛说她对于你无论如何，终觉抱歉。因为她固执的缘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了多少创痕，但她也绝非木石，之所以如此，也只是怕人说闲话。同学中的一个便说，这也没有什么闲话，现在不比过去，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么忌讳呢？世瑛自知理屈，不禁有些激动起来，她说：‘好吧！我现在也不多管了，随他去进行，能成也罢，不成也罢！我只能顺其自然，至于最后的奋斗，我也没有太大的魄力——而且闹起来，家人会都觉得面上过不去……’，当时她的态度很明确，我想你如果有决心非她不可，就不要操之过急，耐下心来等待时机。”
黄英说了这么一大段，虽是实情，意也总在安慰振铎，使他不至于过分难过。对此振铎自然心里是明白的，他也没有更多的话说，只点点头说了句“暂且不提好了”就走了。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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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郑振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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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经过一段时间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