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命的礼赞 - [美]刘易斯·托马斯 111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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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地咕哝着，这些人看起来绝对是令人惊异的东西。他们莫不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
很可惜这一些我都没有亲眼看到。待我从电视和早报上得到了这消息，按捺不住地想要前往曼哈顿，而且也准备好要往那儿迁徒时，我得知，那些兵蚁全都死了。
艺术造型干脆解体了， 一下子解体了， 就象英国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0。28－）的画中那些正在爆炸消失的脸孔中的一个。
没有解释，除了那个没有证实的传言：死亡可能是周末期间画廊的冷流造成的。星期一早上，它们懒了，活动不那么准确了，没生气了。然后，死亡开始波及一部分，然后另一部分，一天之间，两百万蚂蚁全部死亡，由人扫入塑料袋里，放到外边，以便由清洁车吞食、消化。
这是个悲凄的寓言。对其寓意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这一定跟那塑料有关系，还有那离开土地的距离。从中美洲丛林的土地到画廊的楼板有好远，特别是你能想到，曼哈顿本身也是悬在某种水泥台上，由一些电线、煤气管道和供水管道的网络支撑着的。但我想主要还是那塑料。在我看来，那是人迄今造出的一切东西中最非自然的东西。我不信你能把兵蚁从地上悬起来，悬在塑料上，悬任何一段时间。它们会失去接触，耗尽能源而死去。
人踩在蚂蚁身上，踩死一只或一小群，天天如此，而不加思索。但想到大到二百万蚂蚁组成的这样大的一头动物之死，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一阵深切的同情，和一点说不出的什么。神经紧张地这样想着，特别想到曼哈顿和那个塑料台，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伸手从架上取过那本书——我知道其中有一段，恰好是此时此刻所需要的宽心丸：
“人们把群居性昆虫和人类社会作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类比是错误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昆虫的行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机制严格定型和决定的；它们很少甚至全然没有学习的领悟力和能力，它们缺乏一种根据许多世代累积的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当然，这类东西只是自己一个人读还只是一种不完全的安慰。要获得充分的效果，需要好些人一齐朗读，需要许多口唇同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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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一旦你象我一样，由于意识到我们是一种社会性物种而惊讶不已，你会留眼观察，注意片片断断的证据，以证明这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件好事情。你环顾四周，寻找一些我们集体地和无意识地从事的事业，寻找一些我们象造马蜂窝一样建造出来的东西，而我们个人却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如今这年头，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寻找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活动。消耗我们大部分精力，把我们大家捆在一起的联合建筑活动，当然是语言。但语言结构之大，发展又这样缓慢，没有人能在这件工作中感觉到个人的参与感。
稍小些的、更有限的项目，其大小能让人把握住的，如国家，或空间技术，或纽约城，想一想就难免让人沮丧。
只有在我们很小的事业中， 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励。 座落在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就是一个范例。那是一个人类机构，具有自己的生命，进行着自身繁殖，四周都有人的干预触及它，并不断被这种干预改善、润色。这地方被凑成一起，赋予生命，维持到今天这种成熟状态，还准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变复杂，而做出这一切的只能被描述为一伙人。不管是百年来那些主任其事的显要的名人，还是季节性涌来骚扰的那数不清的委员会，还是名义上拥有并操纵着它的那六百人的集体，甚至包括那些董事们，都未能对之做更多的事，不过是极轻地执着这个机构的缰绳。它似乎自有主意，而它的主意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拿定的。
从来都没有显得很好地组织过的一代接一代的人群，从1888年得到批准时就一直在建造着这个实验站。准确地说，是早在1871年开始的。其时，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被选中作一个海洋渔业局的驻地。这儿是湾流和北部近海海流的交汇处，各种各样的海洋和海湾生物这里都可见到，另外还有各种鸟类可供观瞧。学究型的人们从波士顿漂到这里，到处看了看，开始互相解释些什么，于是，这地方就起步运行起来。
从一开始，实验站就缓慢然而也稳步地发展着，不时生出新的建筑物，担负起新的功能，扩大着规模，每年夏天通过自己的某种趋向性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以及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今天，它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全国性生物学中心；它成了没有官方命名的（迄今也没有官方资助的）国家生物学实验室。它对于生物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抵得上这个国家许多大学的总合，因为它一向有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天才中的佼佼者主持每年夏天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你四处打听一下就会发现，那儿总有一些当今生物学和医学界的重要人物，起初是被这里的夏季生理学课程非正式地引导入实验站的学术活动；更多的人是在夏季作为访问者在此处的实验室消磨时光时，偶尔产生这种或那种想法，促成了他们的关键性实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度个假，就获得许多想法，足以使远在国内的实验室整年忙个不停。有人统计过，有三十位戴上诺贝尔奖桂冠的人曾经在某段时间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工作风，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对学术有这么多的影响，竟能够一直这样绝对地保持自治。当然，它跟外界有着种种联系，因某些研究生教学计划跟外部一些大学有一些安排。微妙地、有些莫名其妙地附着于街那头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从没有受外界任何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支配，也没有任何外部团体告诉它应该作什么。在其内部，机构的重要决策似乎都是通过调节和适应的过程进行的，可以承受的力量总是适合于有弹性的目标。
无脊椎动物的眼睛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被发现是一架光学仪器，为现代视觉生理学开辟了道路。伍兹霍尔枪乌贼的巨大神经轴索成为创立今天令人惊奇的神经生物学的契机。发生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在这里被承认和定义为科学。这两门科学从海胆卵研究开始，以后就稳步发展起来。海洋生物的模型在肌肉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早期曾经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肌肉的研究已成了海洋生物学实验站的主要的当务之急。生态学在这里很早就是一门严肃的、有人员勤勉从事的科学，比我们其他人发现这一学科要早数十年。近年来，还有一些新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和加强着，生物膜、免疫学、遗传学，还有细胞调节机制等学科正在飞速发展。
你永远不敢预料什么时候会有新东西从不可思议的行为当中生出来。最近发现，海星身上的阿米巴状细胞含有一种物质，能使哺乳动物的巨噬细胞失去活动能力，很象一种更高级生物体内免疫淋巴细胞的产品。海兔，一种海生的蛞蝓，看上去不可能有任何用处的东西，被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满身都是真理。鲎是世界上的保守动物之一，最近人们发现它含有一种试剂，能探测出若有若无的极小量革兰氏阴性菌的内毒素，可用于监测无发热原物质。鲎很快就会成为医药工业产品，象龙虾一样上市了。
象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这样的一个机构，你无法预见它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不管以什么方式，它总要演进。它可能很快变成另一个样子，年年有新的教学和科研计划，年年有新的工作人员。但它在作到这些时，须得不伤害其夏季计划的巨大力量，不然，机构就会一片大乱。如果它的研究生计划还要照常扩展的话，它还要寻找新的路子来联系各个大学。它还必须跟海洋学研究所发展新的共生关系，因为这两个地方有那么多东西得失他关。还有，它还要筹集到更多的钱，多很多的钱——那样的数目只有联邦政府才拥有——同时又不失去它自己任何的主动性。
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是颇可观赏的有趣的地方。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的事情应能象过去一样顺利进行。它应当成为更大、更敏捷的集体智慧。如果关于地球生命你能想出什么好问题可问，那么，到这个地方寻找答案最好。
现在的情况确是这样。你可以先从它近处的海滩看起。那海滩的作用是某种神经节。它叫作石滩，因为过去曾覆盖着让人踩着发疼的碎石。不过，很早以前，某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因为受到妻子们的催促，找到了足够的钱为它铺上了一层砂子。这个最小的海滩，因离实验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跟孩子在此搞个三明治午餐。不时有纯粹物理学家在此出现，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夏季驻地开着会，只有几分钟的闲暇。由于他们对隐密类的事情作预报而疲倦了，带着一幅大难临头的神情“译注2” 。这些物理学家是另一个物种，皮肤更白，搭一块遮阳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脚板过于敏感，走在沙子上也要蹒跚而行。
一个小男孩，五岁光景，带着近视眼镜，从水中现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头发滴着水，眼镜却是焦干的，看来已经很有技术了，在许多人的谈话中他走向他妈妈。那位妈妈正在解释叶绿体DNA和细菌DNA之间的同源性。他惊奇地摇着头，看着手中的一种黄褐色凝胶状的东西说，“那片水真有趣。”在石滩，那片水首先被视为是有趣的，连小孩子也这样看。
在炎热的仲夏的周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海滩上很挤，人们得掂着脚找来找去，才能找见一块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总是有很多人站着。生物学家似乎喜欢站在海滩上，彼此讲话，打着手势，弯下腰在沙上划着图形。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沙上已横竖交叉着乱七八糟的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那都是为了解释自然界各种事物的。
没等看到人，你就可以听见远处沙滩上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最不同凡响的声音，半象呼喊，半象歌声，由同时提高的人声汇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释什么事情。
在星期五晚间讲座结束时，你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是海洋生物学实验站每周一次的大事。其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讲人到场，提出他们最令人惊倒的科学片断。当听众涌出礼堂时，就有同样的兴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大声，以大脑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释着什么。你听不出人群中个人说的话，只能听到那个反复出现的短语：“可是你听我说… ”，不断冒出于语言的潮水之上。
没有多少机构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随意制造出这样自发的音乐。这真需要灵秀之所钟，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似乎正是得天独厚。也许，这竟是我们建造语言的方式之一面。这里的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清楚它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理解或作对任何事情时，想想这里的事例满令人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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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象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想到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这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因为你要决定干与不干，而且你可以随时进行干预，改进技巧。假如你想倒骑自行车，或者走路要走出别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轻跳一步，还要边跑边吹口哨，你可以那样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保持紧张，每一步都让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后时刻控制住自己，及时伸出另一只脚阻止下落，到末了你将累得趴下，累得抖成一团。
我们有福气，在学习这种无意识协调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和进行变更的自由。假如我们生来就具有所有这些技巧，象蚂蚁一样自动化，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多样性。如果我们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样，从来都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有趣了。假如我们按遗传程序规定生来都会弹一手好钢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学会理解音乐了。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规则又不同了。我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平滑肌细胞生来带有全套指令，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已经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就象小伙子学骑自行车一样容易，方法是应用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随信号作了，就马上给予合适的刺激来强化刚做过的动作，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通过刺激其大脑中的“快乐中枢”，老鼠被教会看见信号就加快或减缓心跳，或改变血压与脑电图的波形。
同样的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给予的刺激不一样，而其结果是惊人的。据称，你可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
已经有人在谈论人类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象报道说的那样，一只老鼠能控制让一只耳朵的血管比另一只耳朵的扩张得多一些，那么，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文学杂志里已经有了神秘的广告，敦促人们购买一种能根据自己的趣味训练并调节脑波的电子耳机。
我是不信这个。
不是贬低它。我知道，这种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令，象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人们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既然知道脏腑可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而且想到，通过明智地运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作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我的麻烦，说句老实话，在于缺乏自信心。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丹佛城上面四万英尺上空我曾坐过其中的一个二等舱座的747喷气式客机， 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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