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命的礼赞 - [美]刘易斯·托马斯 111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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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预，它们都会更幸运。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作。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拉四。我怀疑到那时我究竟能不能产生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了，也许会象群蜂一样涌出，涌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我说过，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许这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足够多，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意老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们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实实的工作。同时，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都别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朵听着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不能把这种技术放在一边就完事儿。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做。不能指望使条件反射这种技术例外。我们会被驱使着去给它派上用场，去费力跟我们的内部环境交往，去胡乱干涉。它会消耗我们这样多的能量，致使我们到头来会进一步跟外界事物切断联系，失去生活乐趣的主要源泉。
关于出路何在，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波，指挥细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和进去，不接管事务，而是学着与事务彻底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假如你要试一试的话，你只需要小心点儿，别把安全绳也撤了手就行了。
当然，人们很早就在试图作这类事情了，只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技术，运气也不同。想一想的话，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好几个月之后，你学会放箭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箭，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就象花的开放。学会了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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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体的细胞器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生物学革命——至少迄今是这样。但是，这场革命没有把我们搞得一团大乱，甚至也没怎么叫我们不安。即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却在学着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种人心惶惶、怕旧观念遭到贬斥和推翻的事，是没有的。相反，整个的、大块大块的新知识几乎每天都带进来， 正好放在从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 关于DNA和遗传密码的消息并没有取代某一种旧的教条， 那地方原来没有什么东西要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斥关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旧有的定论。我们好象是在从头、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倾向于在谈论生物学革命时，似乎期待着从中获利，就象上世纪的工业革命时的一样。技术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改变，从人类疾病的最后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决，都被假定是为了未来。我们甚至已经在争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喜欢，而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愿意取消。有一些问题，如基因工程的价值，从单个细胞制成可取的人类无性系，甚至关于两个脑袋真的比一个脑袋聪明的可能性等等，已经在一些讨论会上被争论着。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为各项新知识中的什么事真正感到震惊。人们感到过奇怪，甚至有过惊愕，但还没有恐慌。期望这个也许为时尚早，也许它就在眼前。
但是，寻找麻烦却并非为时过早。我能觉察到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关于细胞器的了解中意识到这些麻烦。我从小就接受的信仰是，细胞器是我细胞里面的看不见的小小引擎，由我或我的细胞代理人所拥有和操纵，是我智慧肉体所私有的、显微镜下也看不见的小东西。但现在的情况好象是，它们中有一些，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完全是陌生的。
证据是有力的、直接的。线粒体内膜不象其他动物的细胞膜，倒最象细菌的膜。线粒体的DNA跟动物细胞核的DNA有质的不同， 却酷似细菌的DNA；另外，象微生物的DNA一样， 它跟膜是密切相连的。线粒体的RNA跟细胞器的RNA一样，而不服细胞核的一样。线粒体里面的核糖体象细菌的核糖体，而不同于动物的核糖体。线粒体是固有的，它们一直在那里，自行复制繁衍，跟所在细胞的繁衍没有关系。它们从卵子传到新生儿；有几个从精子传下来，但多数是来自母方的。
同样， 所有植物里的叶绿体都是独立的、自我复制的寓客，有着自己的DNA、RNA和核糖体。 在结构和色素内容方面，它们是原核生物蓝绿藻的写照。最近有人报道，叶绿体的核酸实际上跟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是同源的。
也许还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纤毛曾经是一些螺旋体，它们在有核细胞形成的时候跟其他原核生物并到一起。有些人认为，中心粒和基体是半自治的生物，有着自己独立的基因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发现。
我只希望，我能够保留对自己细胞核的所有权。
很令人惊讶，我们竟如此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信息，好象它恰好符合我们一直就有的观念似的。实际上，叶绿体和线粒体可能是体内共生者这件事，是早在1885年提出来的，但人们仍然会期望，这一提法的确认会让研究者们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然而，这却是一个静思的、勤勉的领域，工作井井有条地进展着，现在正特别注意细胞器的分子遗传。对于它们最初是怎样到那儿去的，已有审慎的、有分寸的思考，已达成一致看法，认为它们很可能在大约十亿多年前被较大的细胞吞并，从那以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通常的看法是把它们视为被奴役的生物，它们被捉来为自己不能呼吸的细胞提供腺苷三磷酸，或者为没有光合装备的细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这种主奴关系是一些生物学家的共同看法。他们还是些发育完全的生物学家，一个个都是真核生物呢。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从细胞器的立足点来看问题，可以认为，它们很早就学会了取一种最好的生涯，它们过起日子来最不费力，而且它们和它们的后代最不用冒险。 它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路进化而来，煞费苦心地制造出越来越长的DNA长链，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某种突变，把我们送到进化上的死胡同。它们却相反。它们决定不再长大，安守一行的本分。为达到这种目的，为保证自己尽可能延续持久，它们打入了我们及其所有生物的里面。
线粒体和叶绿体一直体小、保守和稳定。这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这两种细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活物。二者携手合作，制造出氧气，并安排它的应用。实际上，是它们经营着生命。
我的线粒体组成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我算不出确数，但我想，把它们晒干了，其体积几乎跟剩下的我一样多。如此看来，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会移动的呼吸菌的菌落，操纵着一个由胞核、微管和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为细菌们的家庭欢乐和生计工作着，而这时候，正在操纵着打字机。
我跟我的线粒体密不可分，还不得不为它们做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我的细胞核按遗传密码造出每个线粒体的外膜，大量附着在线粒体嵴上的酶必须由我来合成。据说，它们的每一个都只制造仅够自己存续下来的一点物质，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而操心犯愁的事都是我的。
既已知道了这种形势，我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犯愁，例如病毒。如果我的细胞器真的是与我共生的细菌，它在我身上开拓殖民地，那么，我用什么办法能阻止它们沾染病毒？或者，如果它们真有溶源性这东西，我又怎能阻止它们把噬菌体传送给其他细胞器？然后还有我的产权问题。我的线粒体全都跟我一块儿死去吗？我的孩子们取得了母方的线粒体，还一块儿取得了我的一些吗？我知道这种事本不应该叫我犯愁，但就是让我犯愁。
最后，还有我的身份这个大问题，甚至还有我作为人的尊严问题。当我第一次知道，我是由低级的生命形式出身，我并不在乎。我心里想象着一个眉毛粗浓而突出、没有语言、多毛的类人猿家族，栖居在树林里，而从未反对它们是我的祖先。说实话，作为一个威尔士人，知道自己已经进化得明显高于它们，我更感骄傲。能作为本物种改进过程的一部分，这是满足感的一个源泉。
成问题的不止这些。我以前从没料想到我的出身原是一个没有胞核的细胞。就说是这样吧，如果这就完事了，我也能忍了。但现在又加了一层羞辱，说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既然是这么一种形势，那保持尊严就没什么用处了，最好别费力去保持。这真是不可思议，它们就在这儿，在我的细胞质里到处活动，为我自己的肌肉呼吸着，却是一帮陌生客。它们跟我的关系大不如它们彼此之间和它们与那边山脚下自由生活的细菌更密切。它们感觉起来象陌生客，但我又想到，这同样的生物，完全一样的生物，也住在那边的海鸥的细胞里，还住在鲸鱼、沙丘的草、海草和寄居蟹的细胞里；也住在我后院的山毛榉的叶子里，住在后院篱下那窝臭鼬里，甚至也住在窗上那只苍蝇里。通过它们，我跟这些联系在一起。我的近亲——比近亲只远了一层——遍天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知识，我有点遗憾我不能跟我的线粒体保持更密切的接触。如果我集中注意力，我能想象我感觉到了它们：它们不怎么蠕动，但不时有某种震颤。我禁不住想，假如我更多地了解它们，更多地知道它们如何保持了它们和我的同步活动，我会有一条新的途径理解音乐。
在所有的共生关系中，都有一种固有的好意，这是一定的。但这一种——很可能是最古老、建立最牢固的一种，似乎特别公平。一点也不象弱肉强食的样子，也没有哪一方摆出一副仇敌的姿态。如果你要寻找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东西来取代一个世纪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你得从叶绿体和线粒体暗寓的生命意义中汲取教益。这很费力，但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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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菌
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切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剂，喷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招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到小小的疙瘩疮上，然后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把它象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提心吊胆，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尽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白喉、心内膜炎、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象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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