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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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有我们肩并肩的照像和数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为证。说实话当时我不是心里没有顾虑，但我是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的写作有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动作。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本文发表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是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过向上级写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位领导一起研究碰头下应急写成的。　　　
　　也就是在那时，一位局领导急匆匆地过来将他和同一单位的贺雄叫到一边，说：“你们两个，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在今晚12点钟前，把302医院的那几个山西患者的情况弄清楚，完后马上向局里报告。”　　　
　　沈壮明白领导是在着急山西那几个患者的疾病传播。晚十点，他和市CDC副主任贺雄到达302医院。当他们走进一层的楼道，有医生听说他们是来调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时，便随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陪了。”说完就去了另一个病区。留下沈壮和贺雄俩，面面相觑。　　　
　　“你们当时进去除了口罩还有什么防护？”我问。沈壮：“什么都没有。那时还没有啥防护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壮当时留意了一下楼道，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占着三个房间。　　　
　　在那里，沈壮了解和记录了北京第一位输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发病情况——用专业术语说，沈壮是对这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　　　
　　于某的一家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于某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做珠宝生意的她，在今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广东出差。临离家时，母亲特意给广州工作的同行打了个电话，询问那边的非典情况到底怎样。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确：“都是谣言，没那么严重。”“还是注意些好。”父亲特意为女儿准备了几包板蓝根。　　　
　　于某就这样去了广东。记着父母叮咛的她，一到那边就很认真地打听非典病情，出租车司机带着嘲讽笑着对她说：“我每天拉这么多人，要得也该轮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证实“没事”后，于某原先的心理防御全然抛之了脑后。该干什么，她就照干什么。2月22日晚，于某乘车从深圳到广州时，便感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带着这种不适的她，从广州飞回太原。一量体温：38。8℃！　　　
　　当天，于某走进太原一家医院。紧张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别那么大惊小怪。有那么巧就得非典？”医生笑她。不一会儿又拿来X光片和血液检测结果。“没事。”　　　
　　但“感冒”引发的高烧不断。于某内心有种强烈的不祥感。她拉着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着：“我到底怎么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别再耽误了。我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这一决定使患者后来终于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却也给北京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痛楚！　　　
　　上级交给沈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患者的病历史，以便尽快切断传播源；二是让患者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传染的人赶紧离开患者，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去。“CDC人员按通常的做法也该弄清病例全过程，以便获得最可能的控制。而当时让患者身边那些尚没发病的人回山西，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没有潜伏期，潜伏期里传染不传染，这里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传染的，不能让患者传染更多的人。”沈壮一肚子无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开来救护车。而沈壮在病房与患者家属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个小时。在于某的几位尚未发烧的亲属同意回山西时，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这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将于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两个伙计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将这些人隔离观察，还算好，只有于某的一个伙计后确诊为传染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传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注：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不久前她以“徐丽”的化名曾接受过记者的电话采访。这是后话。）　　　
　　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这一天应该是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登”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RYSYNDRP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3月16日，东直门医院　　　
　　沈壮还没有来得及对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个头绪的筛理，3月16日，晚上九点多钟，沈壮接到东城区“CDC”　　　
　　报告，说所辖的东直门医院向他们报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区“CDC”扛不住，让沈壮他们去。　　　
　　东直门医院出现的病例让京城老百姓开始知道SARS这只狼真的来了。　　　
　　沈壮当即与本单位的黄大夫两人一起赶到东直门医院，在急诊科他们看到了患者，是个70多岁的老人。　　　
　　“患者上午11点半左右到我们这儿门诊，那时X光片呈现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点多钟，X光片检查结果成双肺炎。到晚饭时就不行了，我们刚刚才把他抢救过来，现在仍处在昏迷状态。”急诊科主任刘清泉，一见沈壮他们赶紧把情况作了介绍。　　　
　　调查开始了。据家属介绍：这位70多岁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回北京的。在飞机上李某就觉得自己有发烧咳嗽的症状，晚八点来钟从机场进城后直接到了某医院。此医院的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结果李某就开了点普通药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烧不断，家属问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香港传染上了什么病？这一问让李某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可不，自己在香港时到过威尔士医院看过正在那儿住院的哥哥。那威尔士医院听说出现过非典传染，是不是我也传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头越发不安。吃完早饭，他就坐立不安地打听附近什么医院中医水平好些。家里人听说东直门医院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随后匆匆送他上了东直门医院。　　　
　　大约11点左右，东直门医院急诊室主任刘清泉大夫给李某作了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这个季节里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李某年岁已是七十多的高龄，刘大夫的初诊无论在技术和情理上都并不见误。更何况那时“广东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仅是个遥远的病势概念。就连刘清泉这样的急诊专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解放军302医院就在前三四天里已经有一批医务人员被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这一天他刘清泉在给李某就诊时，302医院的一名优秀医务人员已经死于非典传染。　　　
　　信息的阻隔，使刘清泉大夫和东直门医院乃至整个北京市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刘清泉大夫此时也不知非典为何物，也未诊断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于敏锐的医学职业习惯，他没有放跑李某，而是让他在急诊室输液观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顿升，呼吸困难，最后导致心脏停跳。　　　
　　“赶快抢救！”刘清泉大夫和同事们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急救，那一刻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不下六七个……李某的心脏缓缓地恢复了跳动，但呼吸仍然极度困难和衰弱。刘清泉为其上了呼吸机，而患者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到过广东香港没有？”刘清泉从急救室出来，一边擦汗一边问李某的家属。　　　
　　“他刚从香港回来。”坏事了！刘清泉虽然在这之前从未见过SARS什么样，但从有限的听说中猜想到这个李某十有八九是传说的SARS患者了。医院的电话迅速打到东城区CDC，之后也就有了沈壮他们的出现。　　　
　　沈壮与东直门医院领导和刘清泉大夫等根据李某病情，紧急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是患者现在不适宜转院，建议就在东直门医院本院救治。二是对病人要实行隔离，并在病房内开通窗户——沈壮说，这是从广东那边听来的唯一一点预防非典传染的经验。沈壮还在这一条决定中给东直门医院作了一些补充建议：不要再让医务人员换人了，谁参加过抢救李某的就留下来继续进行救治工作，进患者病房要穿隔离服。三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