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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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8年8月开始，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等著名民主人士，第一批到达华北解放区。　
　　期盼民主人士到来的周恩来，赶忙把他们接到李家庄。　
　　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毛泽东赶忙到李家庄看望。城工部为符定一安排李家庄最好的房子，条件依然简陋，毛泽东又叫人把自己的靠背椅给符定一搬来。　
　　符定一告诉毛泽东一个重要情况：傅作义没有出路，有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可能……　

　　蒋介石也发现傅作义有此动向。　
　　近来，国民党败局显露，不但各路民主人士上梁山，就连国军将领也出现动摇迹象。　
　　济南失守，除了共军凶猛以外，重要原因是守城部队吴化文部的背叛。　
　　攻城之前，中共、民革都派出密使，策动吴化文战场起义。济南城墙坚固，守军众多，解放军攻城部队伤亡极大，关键时刻，吴化文放开一个口子，解放军乘隙而入，遂至全城溃决。　
　　济南失守，充分证明解放军的攻坚实力。美国报纸评论：“从此以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蒋介石气得够呛。他非但没有自我批评，反而把济南战役失败的教训全部推在部下背叛上。　
　　怀着满腔怨恨，满心怀疑，蒋介石到北平找傅作义。蒋介石指给傅作义两条路：或是北上援救沈阳，或是撤退江南把守长江。　
　　其实这两条路对于傅作义都行不通。　
　　北上援沈，正中共军的围城打援之计。　
　　南下守江，兵权就会被老蒋夺走。　
　　傅作义不是老蒋嫡系。傅作义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全靠地方实力，傅作义的地盘在绥远。所以，傅作义不愿北上也不愿南下。　
　　可是，不动怎向老蒋交待？　
　　“宜生啊！”此时的蒋总统真是苦口婆心，“蔡廷锴投共了，有人说，你傅宜生也通共，我不信！从剿共开始，你傅宜生就打先锋！”　
　　傅作义只有苦笑。抗日战争胜利时，紧邻陕甘宁边区的傅作义自然要和共产党抢地盘。坚守归绥、包头，傅作义没让贺龙占到便宜；解围大同、奇袭张家口，傅作义又把聂荣臻赶跑了。傅作义开进张家口的第二天，蒋委员长就在南京宣布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大。傅作义风尘仆仆赶到南京，国大代表隆重欢迎，尊奉傅作义为国家的“中兴功臣”。　
　　国民党的中兴功臣，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死敌，国民党将领中谁通共傅作义也不敢通共！　
　　所以，尽管老蒋无能，傅作义还是只有跟着走。傅作义向蒋介石表态：“总统放心，我能坚守华北！”只要老蒋同意自己留在华北，傅作义就可随时转移绥远。到自己的地盘作战，傅作义就不怕解放军了。　
　　“我期望你一举扭转战局。”蒋介石顺势逼向傅作义，“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傅将军，只有你了！”　
　　傅作义无法拒绝。　
　　10月23日一早，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就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兵团：步兵、骑兵相互掩护，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齐头并进，对外号称援救太原，实际奔袭石家庄。　
　　密室中，傅作义向“第一线联络官”交待：奇袭行动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共产党的心脏！打下石家庄后，立即会师直捣阜平，摧毁共产党的总部。　
　　秘书长王克俊特意挑选三十名政工人员随军出发，任务是俘虏毛泽东。　
　　从奇袭作战方案到战利物资抢运，傅作义策划周详，甚至连胜利通电都事先草就。　
　　干里奔袭，掏心战术，北平军心振奋。　
　　一战成功，内战就能胜利结束。能征善战的傅作义一心想再立奇功。　

　　当日上午10点，傅作义刚散会，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就得知信息。时任《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立即赶到秘密娱乐点与三位绥远老乡共饮。这三位是骑兵旅长鄂友三。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杜长城、宪兵营长刘建龙，都是此次奇袭的关键人物。刘时平为三位老乡预先庆功，一顿老酒，搞清全部情报。　
　　紧急情报！　
　　北平秘密电台冒着被侦测的危险，中午12点开机发报。25日上午，电报转到西柏坡的中央军委。　
　　战将难打无兵之仗。此时的西柏坡，已把华北主力部队调到绥远作战，就连中央警卫团都派去打太原了！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紧张部署反击措施：　
　　从北平到石家庄，沿线的七纵和民兵破坏公路，迟滞敌人进军速度。　
　　华北主力三纵立即回师阻敌。　
　　社会部训练班的县团级学员们组成“近卫军”，与当地民兵在西柏坡外围修筑工事，准备阻击。　
　　中央机关沿滹沱河向五台山撤退。　
　　与此同时，还要求东北野战军派部队威胁北平，牵制南下敌军……　
　　得知奇袭意图暴露，傅作义赶忙命令骑兵缓步，会同中央军步兵大队稳进。傅作义不能让自己的骑兵吃亏。　
　　西柏坡那边，正在演出“空城计”——　
　　周恩来发电报调兵，毛泽东写文章宣传。　
　　第一则新华社电讯声称：得悉傅作义将进袭石家庄，号召解放区军民歼敌。　
　　这使傅作义犹豫：奇袭是否改为强攻？　
　　第二则新华社电讯详细揭露敌军进袭方案，号召解放区军民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傅作义怕的就是孤军深入，但又怀疑毛泽东不过是唱空城计，犹豫再三，还是继续进军，不过，速度更慢了……　
　　毛泽东又发出第三则新华社电讯：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下，连奇袭兵团内部也稳不住了，副总指挥建议总指挥慎重考虑，总指挥郑挺锋却在征途中听到自己的军长堂弟在辽西会战中战败失踪的消息……　
　　关键时刻，华北主力三纵五天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回兵救骂。　
　　傅作义不得不撤销奔袭计划。　
　　危亡之际，周恩来不忘致电香港，转告哈尔滨民主人士关于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布置香港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要求驻港民主人士早日北来……　

　　　　　　　　　　　　　6．新政协增添建国使命　

　　协商！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立即开始关于新政协筹备的协商讨论。　
　　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东北那边，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也捧着丈夫的骨灰，穿越苏联大地来到哈尔滨。　
　　组织他们协商讨论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任部长。统战部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协商，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把这份文件转到东北局，请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会谈讨论。同时还把这份草案转给香港分局，请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十一人讨论。　
　　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范围，大家认为，新政协同旧政协根本不同，就此商定：“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这样，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就被排除在外。但是，对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民社党革新派等党派组织能否参加，就有争论。　
　　谭平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果能弃暗投明，可以免除同反动头子同归于尽，但不能参加新政协。　
　　蔡廷锴、朱学范、李德全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对于一些组织是否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究商议。　
　　李济深从香港寄来信件建议：“应注意解除国际中间人士及国内多数人之疑虑，俾更易瓦解蒋政权”，对于蒋管区的各实力派、地方政权、部队或地方团队、党派、政团、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历史宿将，“策动其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反戡乱、反内战之原则下，见之行动，允许其参加政协会议”。　
　　李济深的建议——将参加新政协的范围扩大到国民党阵营的起义人员，一时引起争议。中共香港分局立即将李济深的意见报告了中央。　
　　吸取新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3日提出：新政协“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三地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达成共识：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与赞同“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各方代表、起草文件、召集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设在哈尔滨。　
　　其中有一条重要补充：“此外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正式决定。”　
　　这就为后来者留了门。　
　　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还提出：出席团体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应改为“全国教授”，目前主要由平津教授参加，待南方解放后邀请南方教授参加；“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可以响应“五一口号”最早的南洋华侨为主……　
　　各方人士达成协议：新政协参加单位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三十八个单位组成，拟在1949年召开。　
　　最后，大家还赋予新政协一个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原来，“五一口号”为新政协规定的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说，新政协召集人大会议后，即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后再由人大建立政府。　
　　目前的方案，则把建立政府的任务，由人大转交政协。　
　　按照中共原来设计的民主进程，建国任务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但是，召开全国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选。显然，这是在战争状态中无法进行的工作。　
　　国内战局正处于决战阶段，急需建立中央政权以打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出于现实考虑，东北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　
　　11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新政协就要代行人大职责——协商建国。　

　　新政协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使命，当然，必须有各方头面人物参加。　
　　解放区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又把目光集中到民革主席李济深身上。然而，李济深到底来不来呢？　

　　　　　　　　　　　7．李济深也有自己的战略判断　

　　共产党要夺取全国胜利，国民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1948年秋季，中国大地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　
　　就在这个时刻，却出现“和平”论调。　
　　储安平主编的上海《观察》杂志鼓吹中立、客观立场，在知识界向有影响。国共武战，《观察》文战，每期发表文章评论政局，主张和谈者多。1948年10月，《观察》发表张申府的文章“呼吁和平”。　
　　民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张申府曾是中共创始时的党员，他既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的介绍人。张申府后来脱离共产党，参加了民盟。在国共和谈中，张申府总是与共产党合作，此时却发表如此文章，激起香港民盟总部的很大反感。联想起1947年国民党压迫民盟解散时，张申府曾在北平以个人名义登报声明解散民盟华北组织；1948年初还联名支持唐嗣尧竞选立法委员。民盟中央决定：开除张申府盟籍！　
　　由此，张申府这位旧政协的风云人物，失去了参加新政协的机会，直到第五届政协才成为委员。人们奇怪，一向倾向共产党的张申府，怎么会在共产党得势的时候说反话？据说，张申府此文是较早写就，被别人放在这个时候发表，造成历史误会。但是，无论此说是否属实，1948年夏秋，第三方面人士中呼喊和谈的还是大有人在。　
　　战场上枪炮声轰天震地，国统区和平呼号不绝于耳，新政协似乎还不是最强音……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香港：一定要安排李济深在1948年冬天到达解放区。　
　　可是，李济深此时正忙于接待客人。　
　　此时，关注李济深的不止是民主阵营。　
　　总裁独裁，蒋介石闹得一个执政党人怨沸腾，党内党外无不寻找替代人选。李济深本来在国民党中就有深厚的人脉，又在香港打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俨然众望所归。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因金融危机辞职后，调任广东省主席。贬职广东之后，宋子文立即把触角伸向毗邻的香港。1947年11月，宋子文派代表到香港联络李济深，提出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由李济深担任主席，而后联合民主党派与西南地方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中央政权。这次活动没有得到李济深的同意。1948年6月，宋子文又亲自到香港找李济深。　
　　宋子文不但是蒋“总统”的妻兄，而且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国际背景深厚。李济深不但是广东派系之元老，而且可以与蒋介石分享“黄埔系”之军队资源，人事资本雄厚。宋子文自称有美国支持，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和云南的龙云等，再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直接与共产党谈判。　
　　香港还来了一位美国贵客——前国民政府招商局局长蔡增基。　
　　离职后的蔡增基多年侨居美国，不问国内政事。1948年秋，却有几位美国议员恳请蔡老出山。惯于操纵别国政局的美国政客，打算在中国换马。他们认为，李济深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领袖，足以取代声名狼藉的蒋介石。蔡增基与李济深素有交往，被选中作说客。他携带的信息是：美国政府将提供大量美援，支持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取代现领导。中国积贫积弱，从晚清到北洋，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图谋天下的集团从来都依靠外国援助。美国政界当然以为，美元，对于中国政治家，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无论是美国还是宋子文，合作的前提都是反共。这就引起民革内部的警惕。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朱蕴山、梅龚彬等都主张不要理会，但李济深依然来者不拒。　
　　香港开始流传对李济深的猜疑……　
　　众所周知，李济深虽然是反蒋宿将，却并非一贯联共。　
　　“本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老蒋把李济深剥夺殆尽，李济深当然要联合国内最大的反蒋力量——中共。但是，这种合作是否已经巩固，人们还要观察。　
　　近来，李济深更频频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联络。据说，李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