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有个别人对第三道路存有幻想，但是，作为党派组织，民革在响应“五一口号”之时已经表示：“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
一边倒问题，经过反美扶日运动，谅也不存在了。
真正的问题是：民革是否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人们听说一个故事：
除了党派领导人的双周座谈以外，香港还有许多其它社会活动。著名诗社“南社”的首脑柳亚子的住宅，就是一个诗人聚会的地点。
柳亚子家的墙上，井排挂着马克思、毛泽东、朱德、鲁迅的画像。仅从这面墙上就可以看出，这位民革中央常委，是个地道的左派。
满屋文士熏熏欲醉。柳亚子举杯：“毛润之乃民主领袖，众诗友为他干一杯！”
众人干杯后，郭沫若又举杯：“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最伟大！右派总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我甘愿当这个尾巴！”说罢一饮而尽。
如果说柳亚子左，那么郭沫若更左，他的政治观点被讥笑为“尾巴主义”。可是，在中共提出“五一口号”之后，这个尾巴主义就行时了，众人纷纷向郭沫若碰杯。
柳亚子非但不饮，反而认真地说：“我也承认共产党伟大，但我只作共产党的朋友，不作尾巴！”会场一时僵了。
尽管民盟等党派已经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但民革的不少人还是以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正统。有心人注意到，民革的《成立宣言》载明：“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民革所有公开文件，对于同共产党的关系，都采用“合作”、“联合”之说，从来没有表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蔡廷锴、谭平山等到达哈尔滨以后，朱学范还收到李济深一封亲笔信。李济深信中说：“此联合政府中共占重要成份，其他各党派与中共占平等地位。”
任公的态度令朱学范担忧……
朱学范是惟一在“五一口号”之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1946年，朱学范在香港被特务撞伤的消息被《华商报》报道，慰问电报从国内外飞来。周恩来派刘宁一送来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协的会费，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从巴黎来电慰问，英国政府殖民部部长克立泼斯夫人到医院看望，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暗害行径。
何香凝也带着鲜花水果到医院探望。朱学范受宠若惊，从此，便参与国民党民主派秘密组建民革的工作。1947年7月，朱学范乘出国开会之机，绕道美国拜访冯玉祥，使命就是商讨民革成立事宜。冯玉祥坚决支持成立组织推翻蒋政权，并推举李济深出来领导。
1947年底，朱学范到巴黎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又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出席会议的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转达中共中央欢迎朱学范去解放区的邀请。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在刘宁一的陪同下，经过布拉格、莫斯科，到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到解放区当然要考察工厂，朱学范在工厂看到共产党组织的工会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朱学范深深感到：当今中国，必须有一个领导政党，而这个领导非共产党莫属。
后来到达的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也一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将领导的责任放在共产党的肩上。没有中共的坚强领导，任何统一战线都是不能胜利的。大家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开好新政协。
可是，任公的态度呢？
谭平山说：“任公只字不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颇感遗憾。为了民革的前途着想，我们有责任帮助他。”
蔡廷锴另有解释：“任公这样说，是防止外国人说联合政府在中共一党控制之下。任公对内一贯重申与中共合作，接受领导是不成问题的……”
就在李济深到达大连的那天，1月7日，先期到达华北解放区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十九人，联名致电东北李济深、沈钧儒等，提出三点主张：一、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二、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
李济深到达沈阳的当天，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这封电报，明确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的。朱学范认为：这在民革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
进入解放区的每一步，对于李济深等人都是深深的触动。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即使在农村，也能听到嘹亮的歌声。农民主动向政府缴公粮，新婚妻子自愿送郎参军，这些新鲜事情，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信。
共产党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就拥护共产党！得到土地的农民，最怕老蒋反攻倒算再把土地夺走，农民就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
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
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敌后根据地，他实
现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沿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解放区的城市和乡村到处响彻歌声。听说，这首歌的歌词本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可共产党人给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群众也知道：先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民主人士们感叹：过去只知道共产党打仗行，现在看，建设新中国也是共产党行！
就连中间路线的理论家施复亮，也放弃中间立场了。
李济深是个寡言的人。在香港，有些话暂时不能说；现在，李济深下决。已来到解放区，这行动本身就表示拥护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李济深对朱学范一针见血地说：“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也好，反对第三道路也好，核心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月16日，李家庄民主人士又联名致电沈阳，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对外国干涉，建议联衔发表声明。
沈阳的李济深等人当日复电：“立即起草声明文件，不日完成，当即就教。”
这天下午，周恩来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
统战部会议室墙上的泥还没有干，就开始接待国内政坛著名人物。周恩来在这间俭朴的会议室向符定一等民主人士介绍战场进展和新政协筹备情况。
当晚还举行会餐。
解放区处处新鲜，就连会餐也使民主人士们觉得不同一般。
猪是统战部食堂自己养的，白菜是统战部小青年自己种的，不分炊事员还是领导，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白木桌上，盛菜的是大盆，斟酒的是大碗！
精通明史的吴晗兴奋地想：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大概就是这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吧？
正当此时，传来东北起草的《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
顿时，响起一片碰杯声！
如此乐事，酒后岂能不舞！
马灯高照，三把胡琴一支笛子就是乐队。舞会的最后节目是大秧歌，锣鼓声把全村老百姓都吸引来了。
在这喜庆的夜晚，周恩来更是无比高兴。
“五一口号”提出以来，先是急待民主人士反应，继而琢磨如何动员民主人士北上，更要操心北上秘密行动的安全，就是民主人士到了解放区，也还要统一思想……
今天，东北、华北两地民主人士的联合声明再次表示拥护“五一口号”，而且：“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样，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就在新政协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兴高采烈的周恩来下场舞蹈。
扭秧歌，是解放区干部的拿手好戏，城里来的民主人士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群众娱乐形式，特别是没有想到中共领袖能够和老百姓共舞。
朱德的动作像队列步伐，周恩来的舞姿灵活矫健。
今夜与君共舞！年迈的符定一被感染了，文雅的胡愈之被感染了，大家一起下场，笨拙而欢畅地舞将起来……
6．政治蒙太奇
这些日子，最难受的要属蒋介石。
1月16日，当周恩来在李家庄扭秧歌的时候，蒋介石当面向两个银行行长下令：把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转移到台湾，把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新政权接收。
1月19日，宋美龄的老朋友马歇尔去职，新国务卿艾奇逊就职。蒋介石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当即约见李宗仁，表示引退之意。
四十年代末的中国历史充满戏剧性，相隔千里的重大事件，居然能在同一时刻发生……
1949年1月21日。
沈阳民主人士起草的声明文本，征得李家庄民主人士的同意，两地同时举行签字仪式。
沈阳，华贵的大和宾馆，丝绒窗帘、橡木巨桌的会议室里，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庄严地签字。
李家庄，土坯平房，长条椅、白木桌的会议室里，符定一、胡愈之等人愉快地签字。
五十五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全国，明确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批驳蒋介石的和谈条件……
同日，北平，中南海。
古旧而庄严的勤政殿，笼罩着沉重的气氛。戎装冠带的“中央军”将领一脸晦气，傅作义的警卫部队持枪上岗。
傅作义威严地扫视全场，严肃地拿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会场登时一片死寂。
同日，南京的总统府今日静默得怕人。
这座巨大的府邸，原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庭院深深，总统府的主人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凌晨即起，给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叮嘱：“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瞩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午前，蒋介石到教堂默默祈祷，而后，他约宴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行政院五院长。
蒋介石声音低沉，宣布引退。一股凄凉之气浸透筵席，无人下著。蒋介石抽身就走，监察院长于右任心中早有一事，蹒跚追上：“总统！总统！为和谈起见，请总统离京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我已经不是总统了！”蒋介石甩手离去，于右任跌足叹息。
下午，蒋介石约见国民党中央常委。
谷正纲痛哭流涕：“总统下野谋和，士气人心何在？这要亡党亡国！”
程思远默然旁观……
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他命令，在南京上空转一个圈。
蒋介石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第二天，且月22日，中国各地报纸同时刊登三份通电：五十五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蒋介石辞职，李宗仁就职。
同时爆发的大事件仿佛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令人目不暇接。
记者们感叹：谁说民主人士没有力量，一封通电就把老蒋轰下台了！
7．“代总统”李宗仁乃第三力量领袖
1月22日是个周末，“代总统”李宗仁却急不可待地开始视事办公。别人说李宗仁觊觎宝座已久，李宗仁却是因为时不我待。
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老蒋此刻丢给自己的，是一块烫手的炭。此时此刻，近来老蒋对自己的“关照”不禁又历历在目——
去年12月中旬，老蒋两度登门表示让位，李宗仁赶忙拒绝。白崇禧发电要求蒋介石和谈，李宗仁又托傅斯年向老蒋解释这并非逼宫。李宗仁知道，老蒋说让位，不过是试探。
李宗仁哪里知道，这已足以惹动老蒋的杀机。
元旦文告，老蒋公开表示可以引退，李宗仁顿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月4日，老蒋御驾亲征，来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邪。
“总统”开门见山，提出引退。
“副总统’例提出武汉与徐州指挥不统一的问题。老蒋不把军事指挥实权交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位子是坐不稳的。
老蒋却回避实质问题，只是说，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
李宗仁还是坚决拒绝。
后来，蒋介石又派张群和吴忠信上门劝说，还把李宗仁请到总统府，搬出宪法中的总统继承条文。为了解除李宗仁的顾虑，蒋介石主动表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三月5日，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看望李宗仁，代表美国大使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此时，盟邦又出现了……
1月8日，蒋介石派张群约黄绍竤，乘专机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讨引退之事。白崇禧当机立断，派黄绍竑乘专机到香港接李济深。白崇禧判断：李宗仁在国内向有“民主将军”之誉，且得美国支持；李济深是反蒋老将，与桂系私交殊笃；这两人联合，必可主导大局，使第三方面不受中共利用。
各方劝说，李宗仁渐生舍我其谁之感，终于走马上任。
“代总统”上任，首要步骤是建立自己的阵营。
22日，李宗仁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民革李济深，民盟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李宗仁自信，许多民主人士投向共产党那是老蒋独裁逼过去的，自己的形象要好些。
23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联络。
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把全国各地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军政长官公署”，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正式倡议和解。
李“代总统”雷厉风行，树立不同于老蒋的民主形象。
李宗仁期望，自己以“代总统”身份名正言顺地登场，能够建立一支堂堂正正的第三力量。外有盟邦支持，内有独立势力，就能引导国民党、共产党走到谈判桌上，制止共军南下。
这时，果然有人出来讲话。
中国工程师学会致信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
可是，国民党大势已去，老蒋又祸尽第三方面，更多的人不肯为李宗仁出面。黄炎培就对张治中说：“我的朋友，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
幸好还有一个人，专好在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发言，这就是梁漱溟。
1946年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的梁漱溟，声明政治上“不行动”，隐居重庆著书。现在，《大公报》登门索稿，梁漱溟反而连续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章。
梁漱溟认为：挑起内战，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国民党自“代总统”李宗仁以下，统统应该辞职谢罪。但是，共产党也打了三年仗，也应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否认在一年内有民主和平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
梁漱溟这时出面讲和，形同挽救李宗仁政府。李宗仁极其器重这个广西同乡，要重庆市长买好机票催梁漱溟来南京斡旋，可是，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