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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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初，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作为燕京大学的老校长，他想到北京出席燕京大学毕业典礼，顺便会见周恩来先生。周恩来当即布置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向司徒雷登发出邀请，并通过黄华转达：同意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同北平当局晤面亦有可能。　
　　国际关系学家至今还在讨论：如果当时中美双方的接触能够继续下去，中美也许早就可以建交？　

　　当时，司徒雷登确有推动中美建交的想法，中共方面也寻求同美建交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的方针却是“等待尘埃落定”。美国政府组织英、法等十二国协调对华政策后，司徒雷登告诉黄华：只有在新中国不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中国。同时，美国在青岛增加军舰，英国在香港增兵，蒋介石调动部队，准备在美国海军支持下袭击华北解放区沿海的天津、塘沽、秦皇岛。　
　　此时的中共中央驻地兵力空虚。第四野战军南下湖南，华北野战军进军西北。国民党军队如果从海岸登陆，就可直捣北平。　
　　中共中央及时掌握这个重要动向，朱德亲赴天津塘沽口岸视察防务，急调正在山西大同准备进军大西北的第二十兵团，车运平、津、唐、塘、秦地域，布防反登陆。这个兵团自此卫戍京津，被誉为“首都兵团”。　
　　解放南京，任命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为南京市长。　
　　解放上海，任命三野司令员陈毅为上海市长。　
　　这也是示意西方：两大野战军迎候你登陆作战！　
　　解放南京的同一天，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在江苏泰州白马庙组建，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现陆军以外的新军种。　
　　5月28日，中央军委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及时通报各野战军，作出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部署。　
　　由于解放军的强大实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心思念和平，美国没有做出干涉中国的选择。　
　　6月2日，美军撤出青岛。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没能得到国务院的准许访问北平，于8月2日返回美国。　
　　美国放弃了与新中国建交的历史机会。　
　　苏联大使的动向也引人注目。　
　　就在西方大使都留在南京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的大使罗申却跟随败亡政府迁往广州。罗申抓住最后机会，从广州政府那里拿到最后一个协定——《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罗申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直到5月30日奉调回国。　
　　这位苏联大使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利己主义的形象，也许，还给中苏关系埋下更深的隐患……　
　　1949年4月，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丹麦、挪威、冰岛等西方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谴责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它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　
　　声明签署人名单还包括1948年未就反美扶日运动表态的人物。可见，“一边倒”，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　

　　新中国喷薄欲出，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即将改变。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中共领导并未放弃任何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机会。但是，有些长远眼光的司徒雷登遇上短视的国务卿；具有战略眼光的斯大林又有一个小气的大使；于是，美苏两国的大使同期离开中国……　

　　　　　　　　　　　　　　6．册封西藏班禅　

　　外国大使离开中国并未引起任何恐慌，中共此时正信心十足地调度大局。　
　　周恩来忙于城里工作，索性留住中南海，不回香山了。　
　　民主人士纷纷到京，建议很多，牢骚也不少。召开新政协的前提是统一思想，可是使这些三朝元老转变看法却并非易事。　
　　周恩来又出高招——请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观。　
　　民主人士们也正想看看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上海民族工商业家吴羹梅率领五十九人参观团专程访问东北解放区，代表团乘坐专列出发，先后参观十几个城市和地区。代表们看到，令人担心的土改，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在迅速增长。令人忧虑的民族工商业，遇到历史罕见的黄金时期！代表们第一次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第一次参加十二万人的群众集会，第一次看到公私合营公司的合理运作……　
　　回到北平后，代表团联名给毛主席写信：“综括这次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赘述。我们深深感到，一切优良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归功于主席英明的决策和指示。”　
　　陈嘉庚到北平后，还率团去内蒙等地参观少数民族地区。　
　　民主的方式最能说服民主人士。新政协的代表们亲自观察解放区的政绩，哪个不愿和共产党共同建设国家！　
　　周恩来还积极部署策反。　
　　华北问题解决之后，毛泽东提出“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与“绥远方式”。中共中央决心以更多的方式、更少的流血，加快全国解放。　
　　以前，国民党方面大员只有华北的傅作义起义，现在，湖南的程潜、云南的龙云已经与共产党取得联络，原新疆长官张治中也在联系新疆当局。周恩来又乘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新中国在向所有的爱国人士招手！　

　　广州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政府的管辖区域越来越小了。　
　　远在边陲的西藏却向广州派来代表。　
　　西藏向有两大宗教领袖：前藏的达赖，后藏的班禅。按照宗教传统，达赖、班禅逝世后，由转世灵童继承。但是，如何确定转世灵童，往往引起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执。清朝乾隆年间规定“金瓶掣签”制度，即在西藏地方确定转世灵童人选之后，由中央政府批准。　
　　由于后藏堪布会议厅与前藏的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长期流亡内地，病逝于青海。九世班禅去世后，西藏地方积极寻找转世灵童，在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监督下，堪厅选定贡布才旦为十世班禅。但是，噶厦方面却另有所选。　
　　数年争执之后，达赖喇嘛也承认了贡布才旦。于是，堪布会议厅按照历史定制，派人到广州找到“中央政府”，请求批准。1949年6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批准保慈舟（贡布才旦）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这位班禅，就是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册封班禅，这也许是广州政府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十一岁的班禅，成了新政协最年轻的委员。　

　　1949年6月，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陆续就位。毛泽东也越来越多地进城，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南海。　
　　以前，周恩来多次建议中央机关驻扎中南海办公，毛泽东却嫌这里是封建帝王的地盘，不肯同意。但是，北平哪里还有这样的大片空房？而且，中南海有高高的围墙，也安全些。　
　　中南海来的多了，毛泽东的印象逐步好转，有一天，毛泽东突然要在这里号房子！　
　　过几天，新政协筹备会议就要在中南海召开……　

　　第九章　兴邦多难（1949。6。15—9。20）




　　　　谁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1．地方的“政治协商”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3．老蒋的“封海”计划　
　　　　4．中共领袖失踪　
　　　　5．美国送来白皮书　
　　　　6．名角汇聚，好戏连台　
　　　　7．两个没有亲生孩子的女人　
　　　　8．仙山国宴，香岛枪声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进中南海，这天，毛泽东突发兴致，要周子健陪同自己到处看看。　
　　五十六岁的毛泽东正当壮年，步履轻松地走过丰泽园、勤政殿、怀仁堂，又游览瀛台岛，毛泽东感叹：“这里环境不错，不像香山，每天又上山，又下山，不便工作。”　
　　周子健当然欢迎毛泽东住到中南海，可是没有料到，毛泽东当下说：“我今天就不走了！”　
　　周子健为难：“房子还没准备好……”　
　　“你们这个地方就很好。”原来毛泽东看上了菊香书屋。　
　　周子健看看屋里的木板床：“这里没有床……”　
　　“我就睡木板床！”毛泽东说，“那个弹簧床我还睡不了。”　
　　毛主席的住处总要准备周到，周子健慌忙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想想，菊香书屋安静，毛主席住在这里也不错，只是，方砖地大潮湿……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等两天装修一下你再来住。”　
　　毛泽东可不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非说这里比延安的窑洞好多了，不必装修。看来，他今晚硬是要住在这儿不走了！　
　　周恩来向周子健使个眼色：“统战部给你腾房子总要时间吧？”　
　　毛泽东这才回香山了。　
　　周恩来立即布置周子健给菊香书屋铺木板地、建卫生间……　
　　搬进中南海的毛泽东并不是菊香书屋惟一的主人。　
　　原住北房的林老搬走，周恩来搬到中院，这样，后院的北房毛泽东住，东房还是警卫住，西房童小鹏、紫菲夫妇住，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也住这里由紫菲照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和两个女儿住在西面的一间小库房。　
　　不久，江青从香山搬来，周恩来又把自己的中院让出，搬到前院。　
　　再后来，周恩来考虑到将来政务院要设在中海，又搬到中海西北的西花厅。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三次让房。　
　　离开菊香书屋以后，周恩来在西花厅度过自己的下半生。　
　　毛泽东住进中南海的日子，就是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正式召开的日子。　

　　　　　　　　　　　　　1．地方的“政治协商”　

　　必也正名乎？　
　　筹备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讲述了会议名称的由来。　
　　“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本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外的和平呼声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谈判，谈判的重点：一是停战整顿军队，二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后来，在谈判中，国民党首席代表王世杰为“政治会议”加了两个字——协商。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也接受这个说法，以后，大家就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了。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民主契约”，后来被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命运也就终结了。但是，“政治协商”，却成为中国民主力量印象颇佳的政治实践。中共“五一口号”倡议召开会议，也定名为“政治协商”。不过，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当年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为区别起见，人们把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称作“旧政协”，把1948年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为会议正名，周恩来建议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机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思考……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建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开始接管城市。但是，如何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联系群众管理城市，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组织匆忙召开“职工大会”、“贫民大会”，结果成分复杂，还混进了特务。有的地方组织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临时参议会”，又限于上层人士，不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按照七大的精神，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准备。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同时规定：“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的约束之权。”但是，这个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多数地方没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少数召开的也流于形式。　
　　1949年8月13日，北平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亲自到会讲演。毛泽东不但庆祝北平会议的成功，而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同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毛泽东当场拿出一封未署名的市民来信，交给代表会议处理。这封人民来信反映北平解放后物价高涨、捐税多、失业多，正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代表们看到，刚进城的共产党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力，讨论得很热烈。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想到，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说是“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及时提出：“代表会议应该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　
　　毛泽东随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表扬太原解放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要求三万人以上的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决定和报告的任务。　
　　毛泽东还督促检查各地开会情况。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华东局，批评他们对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这项重大工作未在上海执行，使城市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要求他们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毛泽东严格规定：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毛泽东还批评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样，刚刚进城的共产党、解放军，立即带来新的民主作风。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是“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于、金子、女子，全谋私利；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接管是“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当家作主。　
　　有些民主人士原以为，共产党打天下，基本是一党之力；共产党坐江山，大概也不会有别人的位子。　
　　可是，共产党对胜利却另有看法。打天下靠的是发动群众，多党合作；坐天下也还是要走群众路线，政治协商。　
　　毛泽东致电各地：“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是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种洋溢民主精神的政治设计，当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