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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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政协运动热热闹闹，但也有人是日谈政协，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形成两极对立格局。1947年春夏，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苏联则于9月组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有意味的是：苏联组建情报局没有邀请欧洲的希腊共产党和亚洲的中国共产党。据说，苏联并不赞成这两个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苏联希望以自己在亚洲的妥协，换取美国在欧洲的让步。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此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因此，美国期望以和谈方式，诱使共产党放下武器。但是美国明白，由于自己在内战调停中偏袒国民党，已经丧失对共产党的影响力。现在，苏联大使主动伸出橄榄枝，怎不令司徒雷登惊喜！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华商报》创刊就刊登了一幅“两‘胡’于‘途”’的漫画：
胡适背着标有“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飞奔，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一具无头军人尸体……
旁题打油诗：
“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
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3月1日复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与《华商报》配合，同《中央日报》、《大公报》打起笔墨仗。“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的道路”’等文连续发表，大力批判第三道路。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也许，潘汉年的失误，并非由于对新政协不够重视，而是认为，此时召开新政协时机尚未成熟？也许，潘汉年认为，当前要务是思想准备？
其实，组织准备也很艰难。
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并非人人享有自由，有些重要的人物潘汉年一时还联系不上。
致公党有两个部分，香港总部拥护“五一口号”，美洲总部却尚无态度——大龙头司徒美堂此时正在香港呢！
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拒绝参加国大，避居香港，国民党派了三个特务看着他。陈其援去找了几次，特务都不给开门。还是连贯想出办法，《华商报》的编辑司徒丙鹤是司徒美堂的老乡，派他冒充亲戚去找。
司徒丙鹤一口台山话，说是来看叔父，才见到司徒美堂老人。可是，两个司徒上街喝茶都有带枪的特务跟随。
一直混了两个多月，司徒丙鹤才得到机会，在建国酒楼为司徒美堂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司徒美堂公开表示支持“五一口号”。司徒丙鹤又为他起草文字声明公开发表。
如何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运动之中，潘汉年还得煞费苦心。
不止香港，中共上海局那边也有难处。
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胡厥文等诸多民主人士，都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很难与他们商榷新政协事项。
国统区此时不可能公然开展新政协运动，“五一口号”之后的上海，政治热潮是“反美扶日运动”。
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1947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联合民盟、民建、民进、民联等民主党派成员，建立“对日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多次发表批判美国扶助日本反动势力的文章，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美国驻上海领事却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这种言论。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反而压制中国的言论自由，更激起中国知识界的反感。
1948年春，上海各大学纷纷召开反美扶日讨论会。5月4日，上海一百二十个大中学校二万多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在军警围困之中，学生们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惟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谴责学生。全市学生更加激动，又于5月20日举行大检阅，发起十万人大签名。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孟宪章、陈仁炳、张炯伯、周谷城、张志让、史良、许广平、马寅初、施复亮等应邀参加反美扶日座谈会，还在会上当面驳斥上海市长吴国帧。
真正教育中国知识分子的还是美国。
6月4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否认美国扶助日本侵略势力，反诬中国的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这又激起上海民主人士的更大愤怒，各党派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驳斥司徒雷登。北平、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6月6日，曾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十二名香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又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
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此发彼应。1948年春，北平学联组织三万七千人的平津学生大联欢，国民党立即宣布取缔华北学联。北平学生示威抗议，又遭军警镇压。雷洁琼、严景耀、翁独健等九十七名燕京大学教职员发表声明抗议。
7月5日，是雷洁琼和严景耀结婚七周年纪念日，一早，两人就高高兴兴地去北海公园划船畅游。中午，两人并肩走出公园大门，忽听新华门方向传来枪声。
两人急忙赶去，只见军警正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
7月8日，雷洁琼、严景耀联合许德珩、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翁独健、严济慈、袁翰青等四百零四名北平教授联名抗议。
一次次政治事件、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中国各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走到一起，共同走向新政协之路。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有几位民盟领袖，并未列名这些活动。
尽管“五一口号”大得人心，但尚未一呼全应。还是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
个中滋味，要潘汉年在电报中怎么说得清楚！
9．毛泽东批评林彪
这段时期，中共领导人似乎有些火气。
局促小村西柏坡，中共中央指挥全国各地工作主要靠电报。近来的电文中都透出些脾气。周恩来批评潘汉年，毛泽东还批评林彪呢！
多年来，中共在全国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分割成各自孤立的地域，各地只能各自为战。1948年，各地解放军普遍转入反攻，迫切需要实现全国范围的战略运筹，这就要强化全党指挥系统。
毛泽东强调：集中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毛泽东要求健全党委制，毛泽东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为了掌握各战略区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2月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定期向中央作出综合性报告二可是，“山头”习惯使一些地方忽视中央要求。5月初在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不但发布了“五一口号”，还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适当缩小地方权力。后来，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处于大别山严重环境的邓小平及时做了几次报告，而处于优势的东北却总是延误报告。毛泽东发电批评林彪：你们已经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
林彪还是不应，毛泽东又把邓小平的报告转给东北局，以此催促。但是拖到7月，林彪还是不报告。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指示，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
8月上旬，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林彪。这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均已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林彪没有实行。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用林彪。
东北是全国的战略重心，干部配备最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有陈云、高岗、彭真、张闻天四人任东北局常委，却由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担任书记！
其它地方呢？
中原局书记是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司令员刘伯承是副书记。
华东那里，也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副书记，而书记是政委饶漱石。
华北局第一书记也不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军政一把抓！
委权最重，批评最严。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批评林彪。毛泽东的电文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经毛泽东的再三批评，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检查。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全军实力最强，战功卓著，尚且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对潘汉年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
修改“五一口号”，毛泽东划掉“毛主席万岁”。修改请示报告制度，毛泽东加上“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
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加强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战略运筹很快见到成效。
夏季作战“五路大捷”：
中原战场，放手作战的粟裕发起豫东战役，一个多月歼敌九万多人。
华东战场歼敌七万多，山东省会济南被孤立。
晋中战场歼敌十万，完全孤立山西省会太原。
中原战场攻克襄樊，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华北北部战场歼敌二万五千多，孤立河北省会保定。
反攻一年来，解放军实力大增，信心大增。新华社7月26日社论说：“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心中把握战略全局，一手军事，一手统战，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渐入佳境……
正当毛泽东开始筹划与国民党展开大决战的时候，香港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热烈响应！
军事、政治双胜利！
这几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忙极了，也乐极了。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等十二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电文提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有共同协商的必要，电文还就政协会议的组织事项征求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来，似乎摸到远方人们的心绪，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周恩来当即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当务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到解放区来。但是，许多民主人士还在国统区，而国统区各地与解放区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看来，多数人必须通过香港转移。
香港本来就是民主人士聚居之地，现在又成为中转站，任务极其繁重。周恩来派董必武的秘书刘昂去大连接替她的丈夫钱之光，要钱之光去香港，就地协助香港分局。
无论交通阻隔还是猜疑滋生，都被1948年夏季的热风吹散！
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政治协商同步加速，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能否把民主人士平安地、及时地接到解放区来……
第三章 烈火焚身（1948．8．1—9．7）
新政协刚刚起步，就痛失大将。老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海上秘密运输线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将军
3．贤达登台，太子出马
4．水泊梁山聚义旗
5．千古憾事
中共与香港民主党派沟通信息后，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就进入实施阶段。此时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突破封锁，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华北解放区尚处于敌军围困之中，并不安全。遍观全国解放区，只有东北稍好，整个北满全是稳固的解放区，还有一个像样的大城市哈尔滨。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政协会议的地点设在哈尔滨。
从香港到哈尔滨，要从南向北穿越整个中国大地，途径盘查严密的国统区、炮火纷飞的交战区，让人怎么走得？
1．海上秘密运输线
周恩来早有打算。
为了绕过国内国民党的堵截，周恩来设计了欧洲航路：从香港乘飞机到欧洲，再通过苏联到达哈尔滨。
这条航线虽然安全，但是，从香港登机到伦敦下机，必经英国控制的海关。而英国不但与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还站在西方阵营立场上！
不过，此时英国看到中国政局的变化，开始试探与解放区通商，并委派非官方人士与驻港的中共与民主党派联系。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电示潘汉年，在香港与港英当局接洽此事。
潘汉年委托驻港民主人士萨空了找到港英当局的联络人。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向他提出：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乐斯表示：你们要离开香港的是两个领袖人物，我不能答复，要请示港督。
过了一些时候，施乐斯才有回音：此事港督也不能做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
香港与伦敦有直接通讯，请示问题显然不需要较长时间。这很可能是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