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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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特别想强调北大的文化。各个大学有各个大学的文化，但我个人认为优秀大学的文化，可能不会相差太远。北大的文化我们过去总结是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想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大家说得不多，但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追求卓越。思想自由，为什么是北大的文化？很简单说，北大的人根深蒂固的相信这一点，任何人不能以别人的学术观点有政治错误而提出批评，更不能写一封匿名信告某某教授这个文章反动。如果你这样做，你在北大就没有地位，这就是北大的文化。兼容并包，同样一个院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在那儿，没有问题，这都是很好的。我为什么强调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你不仅说你是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一个大学不再追求卓越的话，我们要它思想自由干什么？要它兼容并包干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企业组织、农民、政府干部，并没有那么多的思想自由。一个员工在老板面前说话的口气，怎么可以和一个教授在校长面前说话的口气相比呢？他没有那么多的自由。给我们自由，甚至上下班我们都是自由的，为什么？是因为搞那套科学的特点，只有这种自由，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好比如说，教授上下班不能说8点必须上班，为啥？因为我突然之间观点、灵感来了，我半夜三点爬起来了，我工作一晚上，我怎么能八点就上班呢？给我们自由，是为我们创造知识，不是为我们生活的舒服，追求卓越这才是最本质的。反过来，如果一个学校的老师，不再追求卓越，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如果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学者，我就自认为我没资格在北大待下去，这才是文化。如果说我不优秀，我几年不出成果，出的一些成果，都是报纸上的一些杂文，然后我觉得我还理直气壮，我应该是北大的教授，这就说明追求卓越没有变成文化。
我还要强调一点，大学的文化实际上还应该包含一个是不断地自我反思。因为我们现实中总是有太多的诱惑，我们缺少一个特别硬的指标，说你只要偏离这个目标，你就会完蛋。一个企业，你三年不好好干，你就完蛋。我们不会完蛋，所以我们更容易偏离这个目标，所以大学就要不断反思，我现在这种体制，是不是能够完成我的使命？我现在的老师是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最优秀的老师？就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中国太多的大学，不在反思，他只是利用一些品牌，不断地去赚钱，卖文凭，卖学位，好比我们最近好多学校招博士，给什么人呢？当官的，经商的。当官的有位置，我招了你，以后就可能给我一些行政上的好处，或者帮我提拔，或者可能你会分配政府资源的时候给我多一点。经商的，可以给导师买单，可以邀请导师去度假。个人很好，但这是不是大学理念？我们培养博士究竟要什么？为什么要博士？这个问题都没搞清楚，所以我们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是中国商学院最早提出不招收在职博士，你要念博士，我的博士就是培养学者，而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毕业之后如果没在大学找到工作，而是去企业了，这就说明你们是次品。当然我也欢送你们，但是从我培养的目标来讲，说明我已经失败了，我老这样下去，我就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反思，那么北大这次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思，反思我们北大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还有好多其它的反思，包括校办产业，各学校都在办好多企业，这些企业是不是符合大学的理念？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的。中国的大学办那么多的产业，它不符合大学理念的。一个大学一旦和赢利性行为搅在一块，它正常的目标就会被违背、被偏离。
那还有一点我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个简单地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从外部约束大学，真正的为它的目标而奋斗。一种办法就是政府管制，就像我们国家现在，什么都是由政府，什么专业可以授予学位，招多少学生，收多少学费；另一种是市场竞争，学校不受政府那么多管制，但学校之间有高度的竞争。欧洲的体制，就是第一类政府管制体制。美国的体制就是第二类，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引证的一个研究也是与这个有关。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汉瑞·汗思曼教授，他做了一个研究。他的问题是说，大学产生于欧洲，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期以前，欧洲的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或者二战之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抛在后面。
我给大家引证两个数字，一个好比说，在1921至1930年十年间，诺贝尔科学奖，这是硬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这三项，欧洲有23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美国只有四个。但到1989年至1998年的这十年间，欧洲总共拿到13个，美国拿到26个。在二战之前，大量的美国人去欧洲留学，但是在今天欧洲去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去欧洲留学人数的两倍半，美国的大学在全世界的大学，绝对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为什么？有人说因为美国富，美国经济增长水平高，所以美国政府有钱，美国社会有钱，他认为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大学靠竞争，欧洲大学靠管制。因为一有竞争，学校之间人才流动就会起来了，最优秀的人才就能够得到最合适的位置，所以激发每个人都去努力，在美国，大学教授的生产率比欧洲高得多，像欧洲没有竞争，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教授都是政府规定好的，像法国、意大利，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呢？我在哪儿当教授都一样！我一旦拿到工作之后，我就旱涝保收了，我干嘛好好努力。所以欧洲的学者它的生产率在大幅度下降。
我想未来这也是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中国也应该是靠一千多所大学之间的竞争，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是靠政府的管制，来推动教育的发展。有人担心，说政府不管了，大学都卖牌子了，但是大家看一下，为什么现在卖牌子？就因为政府管制，其实政府不管了，卖牌子你就混不下去了，你现在卖牌子，政府不断给你分名额，你老有牌子可卖，真正竞争之后，你卖牌子，好啊，你卖啊，你能卖几年，卖几年之后，没人要了，那你这个学校就完蛋了。所以大家看，美国大学对品牌的关注，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欧洲的大学。像罗马大学，也是很古老的大学，大家可能前一段看到报纸上登的，他的学生招到多少呢？连座位都没有，到电影院上课。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张维迎：那我觉得非常地乐观，如果中国的大学真正现在实行像我刚才讲这种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就仅仅可能不再近亲繁殖，不再留本院系的学生这一项，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国家每年再增加几百亿的投资。中国有一千多所大学，北大、清华鹤立鸡群你们同意吗？同意。我希望不得罪你们，这是不好的现象，这是不正常的。一个产业里面，有一千多家企业的话，不相上下的至少应该有十几、二十家，怎么能够只有两家，剩下的马上就掉了一个档次，掉了一个数量级，就因为我们大学没有竞争，我们大学都是家族化的企业。如果我们这一千多所大学，互相招聘，人才流动开了，那大家可以想想这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大，包括我们大学之间的合作，过去政府鼓励大学合作，能合作起来吗？不可能，大学给你一个基金，50万，结果两个学校都申请，最后说你们俩合作吧？实际上结果是什么？每人分了25万回家了，哪有什么合作。大学的合作一定是大学教授之间学术的交流，兴趣的吻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大学做这样的改革，那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我觉得就会发展的非常好，以后大家不要想说，我毕业后一定要去美国拿一个学位才值钱，中国大学也会出现和美国的大学学位一样值钱，但是这就是我们必须真正的去改革。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维迎教授，那我想就像张维迎教授自己刚才提到的，北大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位置，但是处于这样的位置，还具有这样的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实在是值得钦佩。然而，关于北大还有整个中国大学改革您提出的这些理念，还有具体的措施，是否行得通我们还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先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我收集到的，有一位网友，网名叫“形势逼人”。他说，张教授您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只问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学改革并不是今年才有，更不是最近才有，那为什么之前的那么多次努力，并没有真正的实效，这一次您对北大改革的胜算又有多少？
张维迎：我想北大改革绝对不会失败，当然我们能够多么快的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我现在还不敢很准确地说。为什么过去的好多改革不能成功？就是它思路不对，它不知道它改革究竟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学校做的很激进，所有的教授就地卧倒，每三年评你一次，这怎么可能。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我们评我自己谁再继续上去，不可能。你要评一部分人招一部分人，有另一部分人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位置，他与这个利益不是特别相关的，他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决策来。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然后我们就是靠这样去来办大学，这就不对。所以我说北大之所以我现在充满信心，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既考虑了长远的一个目标，又考虑了现实的特殊情况，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盖大楼，盖大楼我们有承重墙，我们也有隔离板，承重墙是不能动的，你必须事先设计好，但是隔离板，每个院系可能情况不一样，那我就是说可以动的。好比说我们试用期究竟多少年，我说未来试用期就六七年，现在的试用期很长，为什么？照顾现有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会把试用期逐步逐步地缩短，现在好比说你在讲师位置上六年，副教授位置上有九年，以后可能讲师副教授，加起来也就可能是九年。所以我想是北大之所以会成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体制设计更符合大学本身的理念和大学的逻辑。过去的改革设计我觉得好多是不符合这个。尤其我一开始讲的，大学的这种特点，它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对大学本身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而简单的照搬市场上好比企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有问题，还有些院系，说我要由教授们选院长，那就可能不合适的。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一定有足够的权利，不是说民主好，民主有时候不好的。李远哲去台湾以后干了什么？就是说什么都搞民主选举，所以台湾的大学改革一塌糊涂，台湾的大学现在都是党派控制，这个院里面有民进党、有国民党，所以经常打起来，这不好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看看在场的同学有什么问题？
观众：张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演讲的内容是北大改革对高等教育的意义，但是北大的改革稿名称却叫做《北京大学教师升迁和改革方案》，就是一个大学，除了教师以外还有很大量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后勤人员，对这一部分的人员，您是不是也有一个改革方案？但是在以前的讨论或者是改革中，好像对这部分人却只字未提，那么请问您这个改革方案可不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说，吃柿子捡软的捏。像您这样改革下去，会不会大家都不敢做大学老师了，因为这样惶惶不可终日，都有一种危机感，而做行政人员却很舒服，只求无大过，便可以一直干到老。
张维迎：你说这个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从你后面的话开始，这个很简单，现在北大只要不愿意当老师的转向行政，保证全盘接收。全给你接受到行政里面，如果你觉得行政很好的话，这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大家不敢当老师了？就是有一些人不敢当老师了，否则你怎么去选老师，老师，我刚才为什么讲大学的理念，他一定是特殊的行业，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敢碰，才敢试，说我要当老师，大量的人不敢进入这个领域的。你不能说什么人都觉得或者说我孩子要上小学，北大的附小不错，所以我去北大工作，这就有问题了。所以不是说是柿子捡软的捏，而是先捏那个最需要捏的地方。因为大学最核心的，包括大学的理念的实现、大学声誉的维持都是靠这些人的，如果教师队伍选择不好，你把你的行政搞好就可以了，那没有用的，那公司的行政搞得很好，但是他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另一点，也不是说行政系统就不去改，但是任何改革，不可能同时推动好多改革。刚才戈辉讲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现在先要把一发牵住，然后他觉得不通的地方都难受，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去解决。就像你身上有好多病，你不可能同时有人给你锯腿，有人给你开心脏，那你就死定了，对吧？所以你要一步一步地来。北大从来没说不改革行政，其实北大的行政已经改革进行了几年了，但是不是很彻底，就是包括人员的流动，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在这里也借此机会跟大家谈一下，好多的误解，好多的批评说，大学有那么行政，北大六千人，教师才两千多，剩下四千都是行政、后勤人员。这种批评本身就有问题，他不知道大学究竟的管理体制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一个数字，斯坦福大学总共的雇员是10445人，教员有多少？包括教学研究人员1714人，占总雇员的16。4％。这在美国的研究型私立大学一个典型的数字，就是说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比例在一比四到一比五，甚至一比六，为什么？大学需要大量的服务，教授需要大量的服务，不是说谁的人数多，就是谁重要。一个美国总统出国访问跟300多人，你说其他人重要，总统不重要？两码事。恰恰是因为你重要，所以才需要那么多人要替你服务，所以我们好多人他不懂这个，然后用这样一些数字来误导听众，这个可以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好的。
从我自己的感觉我在光华管理学院我当副院长这五年，我可以说，美国来的访问教授在这里待几个月，他跟我吃饭都是说，光华管理学院这个行政服务非常好，可以比我在美国UCLA感觉都好，我要什么，好比电脑出问题，三分钟内一定赶到，给你解决。我来办任何的事，他都觉得服务都非常到位，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从教员这个系统开始做起，教员的系统做起了，腰板硬了，你就告诉行政。我在三·八妇女节开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行政人员都是女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