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日本-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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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从前本来一直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进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2＇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斫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惟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绍介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　（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所闻。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的。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行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2）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提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坐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3＇，吃便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便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便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frockcoat＇4＇，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地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罗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艺职工、劳动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种人，很可嫌憎，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限定是哪一行职业，大抵满口浪花节（一种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颂扬武士的故事），对人说话，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这厮可恼”这类句子，举动也仿佛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说，可称一种戏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星期评论》八号内戴季陶＇5＇先生说及日本浪人＇6＇的恶态，也就可以当作他们的代表。这种“小军阀”不尽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会上鼓吹武力主义，很有影响，同时又妄自尊大，以好汉自居，对于本国平民也很无礼。所以我以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只有这种人最可厌恶，应得排斥。他们并不直接受过武士道教育，那种谬误思想，都从浪花节、义太夫（也是一种歌曲）与旧剧上得来，这些“国粹”的艺术实在可怕。我想到中国人所受旧戏的毒害，不禁叹息，真可谓不约而同的同病了。
　　　　日本有两件事物，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说及，本国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与艺妓（Geisha）。国粹这句话，本来很足以惑人，本国的人对于这制度习惯了，便觉很有感情，又以为这种奇事的多少，都与本国荣誉的大小有关，所以热心拥护；外国人见了新奇的事物，不很习惯，也便觉很有趣味，随口赞叹，其实两者都不尽正当。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现在本应该早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凡公私宴会及各种仪式，几乎必有这种人做装饰，新吉原游廓的夜樱＇7＇，岛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读作Tayu，本是艺人的总称，后来转指游女。游廓旧例，每年太夫盛装行道一周，称为道中），变成地方的一种韵事，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况，与颓废派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决不以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于多数假颓废派，更是“无病呻吟”，白造成许多所谓游荡文学，供饱暖无事的人消闲罢了。我们论事都凭个“我”，但也不可全没杀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乐，虽然满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识上有点不安，便不敢定为合理的事。各种国粹，多应该如此判断的。
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3）
　　　　芳贺矢一＇8＇（Y．Haga）著的《国民性十论》，除几篇颂扬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说几种国民性的优点，如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等，都很确当。这国民性的背景，是秀丽的山水景色。种种优美的艺术制作，便是国民性的表现。我想所谓东方文明的里面，只这美术是永久的荣光，印度中国日本无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术，日本的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能详细绍介，不过表明对于这荣光的礼赞罢了。中国的古艺术与民间艺术，我们也该用纯真的态度，加以研究，只是现在没有担任的人，又还不是时候。大抵古学兴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后，因为这时才能觉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与恩惠，虚心鉴赏，与借此做门面说国粹的不同。日本近来颇有这种自觉的研究，但中国却不能如此，须先求自觉，还以革新运动为第一步。
　　　　俄国诗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归国后将他的印象谈在报上发表，对于日本极加赞美，篇末说，“日本与日本人都爱花。——日出的国，花的国。”他于短歌俳句＇9＇锦绘象牙细工之外，虽然也很赏赞武士与艺妓，但这一节话极是明澈：
　　　　日本人对于自然，都有一种诗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们很多的劳动，而且是美术的劳动。有一次我曾见水田里的农夫劳作的美，不觉坠泪。他们对于劳动对于自然的态度，都全是宗教的。
　　　　这话说得很美且真。《星期评论》八号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节说：
　　　　只有乡下的农夫，是很可爱的。平和的性格，忠实的真情，朴素的习惯，勤俭的风俗，不但和中国农夫没有两样，并且比中国江浙两省乡下的风习要好得多。
　　　　我访日向的新村时，在乡间逗留了几日，所得印象也约略如此。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但在江北一带，看男人着了鞋袜，懒懒地在黄土上种几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这半因为单调的景色不能很惹诗的感情，大半也因这工作的劳力不及耕种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别，与什么别的地理的关系是全不相干的。
　　　　我对于日本平时没有具体的研究，这不过临时想到的杂感，算不得“觇国”的批评。我们于日本的短处加之指摘，但他的优美的特长也不能不承认，对于他的将来的进步尤有希望。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中国，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现在两位师傅——中国与德国——本身，都已倒了，上谕家训的“文治派”，与黑铁赤血的“武力派”，在现今时代都已没有立脚的地位了，日本在这时期，怎样做呢？还是仍然拿着两处废址的残材，支拄旧屋？还是别寻第三个师傅，去学改筑呢？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第三国土”——地上的天国，——实现人间的生活，日本与中国确有分享这幸福的素质与机会。——这希望或终于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种颇强固的信念。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第一部分日本的人情美
　　　　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阅内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见到这一节话：
　　　　如忠孝一语，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语以前系用什么话表示，此事殆难发见。孝字用为人名时训作Yoshi，或Taka，其义只云善云高，并非对于父母的特别语；忠字训为Tada，也只是正的意义，又训为Mameyaka，意云亲切，也不是对于君的特别语。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义之外既没有表示家庭关系及君臣关系的特别语忠孝二字，则此思想之有无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内藤是研究东洋史的，又特别推重中国文化，这里便说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国的国粹党听了且请不要鼻子太高。）现在我借了他的这一节话并不想我田引水，不过借以证明日本的忠君原系中国货色，近来加上一层德国油漆，到底不是他们自己的永久不会变的国民性。我看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也有非讲国家主义不可之势，但这件铁甲即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机会还要随即脱下，叠起，收好。我们在家里坐路上走总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装束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辜鸿铭＇10＇老先生应大东文化协会之招，大颂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云＇11＇（Lafca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