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中华学生百科全书-第3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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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箭杆捆在一起。只有当人们具有制造工具的丰富经验和较高技能时才可能
发明弓箭。
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
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只有在人们的生产
技术和生产经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才可能产生。
植物的种植是采集发展的结果。人们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掌握了一些
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进行了人工栽培的尝试；与此同时，还创造出适于农
业耕作的工具，使砍伐树木、开荒种地成为可能。据我国古书记载，传说远
古的时候，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又有“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之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最早的农业和医
药是“神农氏”发明的。其实农业的真正发明者，应是原始社会中主要从事
采集活动的妇女们。
动物的驯养，则是狩猎活动发展的结果。由于弓箭在狩猎中的使用，人
们能够捕捉到活的动物。随着捕获量增加与食用稍有赢余的情况出现，“拘
兽以为畜”的驯养方法就逐渐产生了。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远在七八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已有了一定
水平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一些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址中，除发
现有大量的原始农业工具外，还有农作物种子和家畜骨骼。这说明我国农业
和畜牧业可能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到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我国原始农业和
畜牧业已因各地自然条件和资源不同而开始分化。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
等地区的氏族部落变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采集渔猎；草原地区的氏
族部落则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和渔猎采集；有的靠近湖海或河流的民族
部落虽已有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但仍经营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
天文知识的萌芽
在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已经对寒来暑往的变化、
月亮的圆缺、动物活动的规律、植物生长和成熟的时间，逐渐有了一定的认
识。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逐渐进入以农、牧生产为主的阶段，人们更加需
要掌握季节的变化规律，以便安排农事。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生
产实践的迫切需要中产生出来的。根据考古学和古文献资料确切可知，新石
器时代中期，我们祖先已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当时，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确定方位的方法。最早大概是很简单地以日
出处为东，日没处为西。进一步的观测使人们发现，一年内日出与日没因时
间而异，且有较大的变化，但每天日影最短时太阳的方位则是不变的，于是
就把这时太阳的方位作为定南北方向的依据；其后就有了观测一天内太阳的
出没方向，先定出东西，再定出南北的定位方法。
在农牧业发生的初期，人们是根据物候现象来掌握农牧的时节的。我们
的祖先最早大约很重视对红色亮星“大火”（心宿二）的观测。传说早在颛
顼时代就有了“火正”的官，他专门负责观测“大火”，根据其出没来指导
农业生产。后来曾有一段时间，由于氏族混战，观测中止，结果造成了很大
的混乱。到帝尧时设立羲和之官，恢复了火正的职责。据推算，约在公元前
2，400 年左右，黄昏在东方地平线见到“大火”时，正是春分前后，即正是
春播的时节，所以关于“火正”的传说当是可信的。像这样以观测天象来确
定四时季节的方法叫“观象授时”。
古史还相传黄帝时代已有了历法。不过，近年有人认为，获得考古资料
印证的，还是关于帝尧时已有历法的传说。《尚书·尧典》中说，帝尧曾组
织了一批天文官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观测天象，以编制历法，向人
们预报时节。
数学知识的萌芽
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人类一样，从文明发展的最初阶
段起，就不断积累着关于事物的数量和形状等萌芽时期的数学知识。人们认
识“数”是从“有”开始的，起初略知一、二，以后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
中不断积累，知道的数目才逐渐增多。调查资料表明，解放前，我国有的文
化发展比较缓慢的兄弟民族最多只能数到“3”或“10”，3 或 10 以上的数
就数不清，而统称为“多”了。这大致反映了各民族文明发展初期大都必需
经历的一般情况。仰韶文化及年代稍晚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彩陶
上，有各种各样的刻划符号五十来种，可能为代表不同意义的记事符号。我
国古代也有“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传说。因此，这些刻划符号既可能
是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数字的起源。
人们对形的认识也很早。当我们祖先能制造出背厚刃薄的石斧、尖的骨
针、圆的石球、弯的弓等形状各不相同的工具时，他们对各种几何图形已经
有了一定的认识。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竹篾编织和丝麻织品，可能使人们
对形和数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为织出的花纹和所包含的经纬线
数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不仅识别了各种不同的形，而且为了使制作的器物
达到方、圆、平、直的要求，可能还创造了划方、圆和直线的简单的工具与
方法。如半坡遗址的圆形屋、环形装饰品和陶器上圆半径非常匀称的同心圆
纹饰等，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并借助于简单的工具——可能就是最早的圆规，
才能做得那样规整。
原始的医和药
我国医药知识起源很早：火的使用在人类保健业上具有重要意义。蓝田
人和北京人已知道熟食，改善了摄食条件，使身体能得到较好的发育。火还
可以防寒、防湿，为身体的健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通过烤火取暖，人们又
知道把烧热的石头或砂土用植物茎、叶，或动物的毛皮等包裹后放在身体某
些部位，能消除或减轻某些因受风寒冷湿而造成的疼痛，这就是最早的“热
熨法”。经过反复实践和改进，人们懂得将干草点燃，进行局部固定位置的
温热刺激，能医治更多的疾病，这就是灸法的开始。此后，人们又逐渐掌握
了运用一些简单工具治病的经验。最早的医疗器具有砭石，还有荆棘、骨针、
竹针等，它们均可以挑破脓疡和刺激人体的某些部位以疗病，这种治疗方法，
是针灸术的发端。古代有“庖牺制九针”以治病的传说。所以，至今仍在使
用的针炙疗法，追其渊源是很早的。
我们祖先在采集野果、植物种子和根、茎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植物
对人体有益，吃了能治病，某些则对人体有害，吃了会引起吐泻、昏迷，甚
至死亡。古代传说的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虽把人们经过
长期积累的知识归于神农一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即反映了在长期采集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这一事实。通过渔
猎、畜牧和制造工具等生产实践，人们还积累了不少动物药和矿物药的知识。
原始社会时期，医和巫是不分的。当时医药水平很低下，许多疾病不能
医治，也无法解释其病因。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巫”兼给人们治病，他们
治病除用祈祷、祭祀等办法外，也兼用药物。这就给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披
上了神秘的外衣。
科技知识的积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人类古代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石器时代、青铜
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我国和古代东方一些国家在青铜器时代就出现了奴隶制
国家，而希腊等国家的奴隶制是同铁器时代相并行的。
所谓青铜，主要是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它与纯铜相比，熔点较低，
硬度增强，因而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
青铜器的使用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青铜器
的使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出现的少量青铜器中，主
要是生产工具。郑州商代中期铸铜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镢范，占此遗址中可辨
认的铸范的大多数。这些范没有花纹，是实用的农具，而不是祭祀用的礼器。
在殷墟等地还发现了有使用痕迹的铜铲。西周时，青铜农具种类和数量都增
加了，从翻土、中耕除草到收割的农具都有用金属制造的，但木、石农具仍
在农业生产中继续使用。青铜制的手工业工具使用更为广泛，种类有斧、斤、
凿、钻、刀、削、锯、锥等。商、周时候的奴隶主已控制着一支用青铜武器
武装起来的军队，所以青铜武器出土数量很大，主要有戈、矛、钺、镞、剑
等。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生活用器种类繁多，此外还有乐器、车马器，它们铸
造精美，有的小巧精致，有的大而富有气势，如商代晚期的司母戊鼎，重达
875 公斤，称得上是重器。所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典型地代表了奴隶制
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鲜明的标志。到战
国时期，青铜冶铸工艺还继续有新的成就。
制陶技术的进步
商代的制陶业已设有专门作坊，内部并有固定的分工。制陶作坊除生产
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器外，还生产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釉陶和白陶。
白陶的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
用高岭土作胚胎，烧成温度达 1，000℃以上，陶质较坚硬。青铜铸造对陶器
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铸造用的陶范是由砂和粘土构成的，要
求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
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设法改进。在这两点上，一旦发生了质的飞跃和突破
——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以及还原焰的
运用，原始青瓷器就应时脱胎而出。
解放以来，河南的安阳、洛阳、郑州，江西的吴城，江苏的丹徒、吴县，
安徽的屯溪，陕西的西安和甘肃灵台等黄河中游及长江下游这一广大地区的
商代和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完整的“青釉器”或其残片。这些出土的“青
釉器”胎质一般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
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烧成温度一般高达 1，100℃到 1，200℃以上，
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施有一层石灰釉。这些物征基本上都与瓷
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完全与瓷器相同，所用制胎的
原料质量还不够精细，烧成温度一般都还略嫌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
色白度不高，也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和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胎的烧结程度也很不相同，说明对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都还
不够成熟。总之，商、周时候的“青釉器”可以认为是瓷而不是陶，但也表
现出它们的原始性和过渡性，故而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原始瓷”或“原始
青瓷”。以后我国驰名世界的瓷器，实肇基于这个时期。瓷器的发明是我们
先民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瓷器有较大的发展。浙江绍兴战国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釉
器，胎质坚密，器形规整，大多仿青铜器。在浙江古越州一带出土的大量东
汉时器物，已与魏晋时期成熟的青瓷无任何不同之处。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
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一千六七百年间的变化，正是我国瓷器由不成熟
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酿酒
农业发生后，人们储存的粮食，因设备简陋受潮发酵，或吃剩的食物因
搁置而发酵。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发酵，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这就成了天
然的酒。当人们有意识地让粮食发酵来获取酒浆时，酿酒技术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用谷物酿酒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农业生产逐
渐发达起来，谷物酿酒就更普遍了。商代饮酒之风很盛，所遗留下来的酒器
非常多。周代设有专管酒的官吏。
用谷物酿酒，谷物里的淀粉质需要经过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才能酿成
酒。曲能把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利用曲来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
酒方法。几千年来，制曲技术得到不断发展，新曲品种续有发现。酿酒技术
本身也以原料的不同和比例的差别而有种种方法。到明代《本草纲目》中已
记载有 70 种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了。在欧洲，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从我国的
酒曲中得出一种毛霉，在酒精工业上建立起著名的淀粉发酵法。
《夏小正》和物候知识
《夏小正》中所描述的天象，可能反映了夏代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其
中有年内各月里的早晨或黄昏时北斗斗柄的指向和若干恒星的见、伏或中天
等的记载，而且还把这些天象同相应的物候揉合在一起，构成了物候历与天
文历的结合体。后世的《月令》等都是承袭《夏小正》的体例而加以发展的。
物候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动植物与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所存在的
关系的认识，是在对大自然的不断接触和观察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农
业生产的需要，物候知识很快积累起来。早期进行农业生产，人们主要根据
物候的变化来掌握农时。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夏小
正》中记载有许多物候、天文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活动。
远在 3 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很丰富。在植物方面，对木本和
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记：柳树抽出了茅荑花序，梅、杏、山桃孕
蕾开花了；对于鸟、兽、虫、鱼等动物也有所注意，如正月：大地回春，田
鼠出来活动了；野鸡鸣叫，雌雄要求配偶了；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
方；农田害虫蝼蛄叫了。关于三四月份时常出现的旱情和七月份常有雨潦，
以及各月天象的记载，也都很有意义。《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我国现
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 2 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
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 （扬子鳄）等，说明当时观测的物候可能
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情况。
初期医学知识与汤液
奴隶社会初期的医药知识，可能仍处于巫和医不分的原始阶段，到了商
代中叶，已经有了初步发展。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记载的资料有近 500 条之
多。这些卜辞虽是奴隶主贵族们得了疾病占卜疾病能否治好的迷信活动的产
物，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
时医药卫生的水平。据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
牙、喉、腹、鼻、足、趾、产等十多种部位，称作“疾首”、“疾口”、“疾
目”、“疾耳”、“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名，见于卜辞中
的有外感头痛的“风疾”，有传染性的疟疾等。关于起病的原因，从卜辞看，
总起来有 4 个方面：一是天帝、祖先所降，次是鬼神祟祸，再次是妖邪之蛊，
又次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治疗疾病的方法，或是由“巫”进行祭祀祝祷等迷
信活动，以祈疾病痊愈，或是用药物进行治疗。“巫”除主持占卜和祭祀仪
式，以便和人们幻想中的神灵世界进行某种联系之外，还兼给人们治病。就
是说，在商代，医和巫、治疗和迷信活动、科学与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