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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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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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总医院（2）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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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生队经毛浴镇、通江、清江渡、巴中城、旺苍坝，来到广元近郊的嘉陵江边。红军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座浮桥，我们卫生队踩着起伏晃动的桥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饥饿疾病的时候，卫生队的小伙伴就怀念四川根据地的大米饭红烧肉，互相议论“红军为什么离开‘通南巴根据地’？”“在山崖边边，一杆红缨枪，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莫得怕呀！”后来，整个行军队伍中，大家的小声嘟囔变成大声的议论和责难。

　　从广元过嘉陵江，我们来到剑门关，沿着一条石阶山路从山岭隘口钻过剑门关。登上山顶，一条平坦宽阔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红军兵站设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卫生队随军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进，经过江油县界，抵达北川城。

　　江油城东，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拱桥横跨江面，桥栏护板石雕精美，花鸟走兽活灵活现。桥面加筑一道长廊，为行人遮避风雨。长廊由木料构筑，飞檐斗拱，彩绘图画。我们的卫生队在石雕廊桥里夜宿。

　　红军通过江油，队伍当中又多了一队担着各色酱菜的民夫。豆瓣酱的香味儿飘散在红军的队列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挤到挑夫的竹篓旁，讨要酱菜和辣酱。

　　从江油向西行军，水田果园渐渐甩到身后，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山路上，花花绿绿的长蛇窜来窜去，红军把蛇踩踏成一摊摊肉泥。还有碗口粗的蟒蛇，藏头露尾，在草丛中爬行；细细的小蛇长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罗网。四川毒蛇种类繁多，草上飞、竹叶青、黄喉蛇、烙铁头、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一口，阎王殿里走一遭。

　　穿过蛇蟒之地，我们沿一条河谷继续西行，山路愈加险峻，一段一段的栈道悬挂在峭壁之腰，沟谷里的江水咆哮轰鸣。

　　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起悬空“天桥”。红军战士说，这就是孔明诸葛亮修建的川蜀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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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2）　　　　　

　　前队依次传来口令：“不要向下看，可以慢慢爬行。”栈道行军约半日，全队正要顺利通过时，忽听前面一阵骚动惊呼，随后，前面的伙伴传过话：“报告队长，有人摔下山啦！”

　　从栈道上掉落山涧的小战友是南江县人，姓名早已忘记。跟他同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位小姑娘，伤心地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停地哭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他是我的村子里的人呀……”哭得两眼又红又肿。

　　我们这一队“娃娃”混夹在红军的队列中向西疾行，山岭上红军的掩护部队阻击敌军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忽紧忽慢。红军的后方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和民工队抬着各种机器、粮食、担架和物资的人流通行数日。

　　通过北川河谷后，卫生队又向北沿岷山山脉行进。岷山行军，我们这群娃娃兵才真正领教了四川大山的厉害，“通南巴”根据地的山路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仰面眺望挂在陡峭山坡上的羊肠小路，红军战士就像是攀登天梯的猴子。

　　我们艰难地沿崎岖险峻的山路行进，一阵阵低咽的吼声从山顶传来，伙伴们惊恐地互相打探：“前面山上啥子野兽嘛？”“管它个啥子嘛，反正有红军。”登上山顶坡，一条大江在山脚下，激流撞击在两岸岩石上，水声震耳。这条大河就是红军涉渡嘉陵江和涪江之后的第三条川江——　岷江。

　　沿岷江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山脚，河谷地势较开阔，江水似乎平缓。红军工兵砍伐岷山的原始森林，在岷江上又修建一座浮桥。我走过浮桥，跑到水色青黄的岷江边，捧起一捧清澈的江水，喝入口中微甜清凉。

　　在北川，我第一次遇见奇怪的木桥。那些木桥几乎就是木头垛起来的桥，在山涧河流两岸用粗大的原木支起一排人字形的架构，“人”字的撇捺之上的空间再用一根根原木填平，铺上木板就是一座木桥。走到茂县周围，山高水险，已经不适宜堆垛木桥了，当地的羌族就发明了竹索吊桥，是千百年之后的铁索吊桥的老祖宗。

　　从北川以后，行军的道路险峻，山岭上有了石片垒成的碉堡，就是羌族人居住的石屋和碉楼。后来，走到黑水芦花，走到丹巴炉霍，看多了千奇百怪的碉楼。羌族人不分男女，都穿带袖子的粗布长褂，再套上没有袖子的羊皮长褂。

　　我们议论纷纷，这些人好傻嘛，把家安在高山上多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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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谷脑兵站　　　　　

　　大约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从北川经过汶川走到杂谷脑镇。

　　“杂谷脑”这个名称好怪的，可能是模仿藏胞或羌族的口音。杂谷脑周边有一条水流很急的河，还有大片的森林。

　　卫生队被安置在杂谷脑镇外高山上的一所寺庙宿营。一条石板路从山脚爬上寺庙前的广场，又转上山顶。广场外侧有一道峡谷，从崖顶向下望去，峡谷深不可测，只听见谷底滔滔水声。

　　寺庙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口巨大的黄铜锅，场地上散布一些黄澄澄的铜碗和小铜锅。这口几间房屋大小的铜锅可谓中国“锅王”。一架木梯搭在锅的边沿，一队红军战士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