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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墨子白话今译-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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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象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即是:棺木三寸厚,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衣衾三件,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及至下葬,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上面不使腐臭散发,坟地宽广三尺,就够了。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就业,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墨子说:“不然。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在半路上死了,葬在蛩山的北侧。用衣衾三件,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圹穴填平而不起坟。葬毕,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在半路上死了,葬在南己的市场旁,衣衾三件,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用葛藤束棺。葬毕,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在半路死了,葬在会稽山上,衣衾三件,用桐木做三寸之棺,用葛藤束住,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凿了墓道,但并不深,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上不透臭气。葬毕,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坟地宽广大约三尺,就行了。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这三王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
  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则与此不同了。(他们)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宝璧宝玉既已具备,戈、剑、鼎、鼓、壶、镜、纹绣、白练、衣衾万件、车马、女乐都具备了。还必须把墓道捶实、涂饰好,坟墓雄伟可比山陵。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耗费人民的资财,多得不可胜数。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
  所以墨子说:“过去,我本来说过: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计算厚葬久丧,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仁的、义的、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采用这种谋议,若人们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那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所以,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想用它求取上帝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我们就上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正好与之相反;就下从桀、纣、周幽王、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倒是符节相合。照这看来,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
  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对它)行之不已、持而不释呢?”墨子说道:“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从前,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称这种做法为“宜弟”。人的祖父死后,背着祖母扔掉,说:“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下面习以为俗,行而不止,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先把肉刳下来扔掉,然后再埋葬骨头,才能成为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此国人的双亲死后,聚积柴薪把他烧掉。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登仙”,然后才能成为孝子。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下面以之作为风俗,行之不已,持而不释,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安于风俗。如果从
  这三国的情况来看,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则又还是很厚重的。象这样太厚,象那样又太薄,既然如此,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所以,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于是)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棺材厚三寸,衣衾三件,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掘地的深浅,以下面没有湿漏、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哭着送去,哭着回来。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以助给祭祀之用,向双亲尽孝道。”所以说,墨子的法则,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即此之故。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想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就是这个道理。 
二十三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况无所逃避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2),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曰:且夫义者,政也(3)。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4),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5),故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于富且贵者(6),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7),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贱人者(8),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无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
  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倖驰也(9)。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注释]
  (1)天志即天的意志。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喜欢义,憎恶不义;希望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教导,反对人们相互攻击、相互敌视。可见,所谓天志实即是子墨子之志。它是墨子用以和当时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2)前“而”通“尔”。晏:清明。(3)“政”通“正”。(4)“次”为“恣”。下同。(5)说:劝告。(6)“于”为“欲”字之误。(7)“业”当为“叶”。(8)“贱”为“贼”字之误。(9)“倖”为“偝”字之误,同“背”。
  [白话]
  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只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他处身于家的情况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处在家族中而得罪了家长,他还可逃避到相邻的家族去。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在家族中而可以得罪家长的呢?”不仅处身于家的情况如此,即使处身于国也是这样。如果处在国中而得罪了国君,还有邻国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都说:“不可不警戒呀!不可不谨慎呀!怎么会有处身于国而可以得罪国君的呢?”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人们相互警戒还如此严重,又何况那些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情况呢?互相警戒难道不就更加严重,然后才可以吗?而且俗语有这种说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了罪,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回答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会对山林深谷幽暗无人的地方有所忽视,他明晰的目光一定会看得见。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却疏忽地不知道以此相互警戒。这就是我藉以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上天也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既然如此,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用以去做合乎义的事,这就是我们在做上天所爱好的事了。我们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上天就会做我们所喜欢的事。那么我们又爱好什么、憎恶什么呢?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如果我们不做上天所喜欢的事,那么就是我们率领天下的百姓,陷身于祸患灾殃中去了。那么怎么知道上天喜爱义而憎恶不义呢?回答说:天下之事,有义的就生存,无义的就死亡;有义的就富有,无义的就贫穷;有义的就治理,无义的就混乱。既然如此,那么上天喜欢人类孳生而讨厌他们死亡,喜欢人类富有而讨厌他们贫穷,喜欢人类治理而讨厌他们混乱。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的原因。
  并且义是用来匡正人的。不能从下正上,必须从上正下。所以老百姓竭
  力做事,不能擅自恣意去做,有士去匡正他们;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将军、大夫匡正他们;将军、大夫竭力做事,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三公、诸侯去匡正他们;三公、诸侯竭力听政治国,不得擅自恣意去做,有天子匡正他们;天子不得擅自恣意去治政,有上天匡正他。天子向三公、诸侯、士、庶人施政,天下的士君子固然明白地知道;上天向天子施政,天下的百姓却未能清楚地知道。所以从前三代的圣君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想把上天向天子施政的事,明白地劝告天下的百姓,所以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预备酒醴粢盛,用来祭祀上帝鬼神而向上天求得福祥。我不曾听到上天向天子祈求福祥的。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向天子发号施政的原因。
  所以说天子是天下极尊贵的人,天下极富有的人。所以想要贵富的人,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顺从天意的人,同时都相爱,交互都得利,必定会得到赏赐;违反天意的人,分别都相恶,交互都残害,必定会得到惩罚。既然这样,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呢?谁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呢?墨子说道:“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从前三代的暴王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禹、汤、文王、武王得到赏赐是因为什么呢?墨子说:“他们所做的事,上尊天,中敬奉鬼,下爱人民。所以天意说:‘这就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兼而爱之;对我所利的,他们兼而利之。爱人的事,这最为广泛;利人的事,这最为厚重。’所以使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子子孙孙不绝,相传而称颂他们的美德,教化遍施于天下,到现在还受人称道,称他为圣王。”既然如此,那么桀、纣、幽王、厉王得到惩罚又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道:“他们所做的事,对上辱骂上天,于中辱骂鬼神,对下残害人民。所以天意说:‘这是对我所爱的,他们分别憎恶之,对我所利的,他们交相残害之。所谓憎恶人,以此为最广;所谓残害人,以此为最重。’所以使他们不得寿终,不能终身。人们至今还在毁骂他,称他们为暴王。”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知道上天爱护天下的百姓呢?因为他对百姓能全部明察。怎么知道他对百姓全都明察呢?因为他能全部抚养。怎么知道他全部抚养呢?因为他全都供给食物。怎么知道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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