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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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维新有了具体的概念。但是变法维新需要新人、需要帮手，找谁呢？翁师傅吗？
“臣已经太老了！老的不止臣年已六十五岁，老的是臣只能看到时代，却己跟不上时代。”翁同龢力不从心的说。“不过，前一阵子臣向皇上提到的那个三十八岁青年人康有为，却是一把好手。臣愿大力保荐。康有为今年中进士第五名，表面看来，虽然不过是名优秀的进士，但这个进士却不同于别的进士，他其实是进士中的进士，学问极好，人又热情，能力也强。他做举人时候，就著有《新学伪经考》等书，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叫地方官‘令其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可见他不是等闲之辈。今年割让台湾等条款传到北京，他又联合各省举人干两百人上书请变法。目前又在京师开强学会，想开风气。畅智识，袁世凯他们都参加了，张之洞他们都捐了钱，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发现，在整个的北京城，竟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可见中国人的民智是多么闭塞，连京师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一个民智如此闭塞的国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若说洋人们一定乐见中国不能立足：于世界，也不尽然。他们搞‘强学会’，英国人李提摩太也来参加了。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人送去不少图书。总之，一个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皇上圣裁。”
皇帝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紧咬着嘴角，向远方望去。养心殿中，并没有好的视野，好的视野，有赖于当国者的想象。养心殿西暖阁里有一副对联，忽然从他心中冒起，那是：
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作为皇帝，天下已经以一人奉他了，但是，天下已经濒临绝境，如何治天下，他感到责任愈来愈重了。
一八九五年过去了，一八九六年来了；一八九六年过去了，一八九七年来了；一八九七年过去了，一八九八年来了。
两年的光阴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已经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为上书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更加强了他要学日本皇帝、俄国皇帝的愿望，从事变法维新，他决心不让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这皇帝手里。
就在皇帝加紧进行变法维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罢黜了。这个在政海打滚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了。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挡在宫门口，不准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皇帝的无情命令，显然是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发出的。皇帝朱谕宣布的第二天，翁同龢去办离职手续，正赶上皇帝出来，翁同龢恭送圣驾，在路边磕头。皇帝回头看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是生离？是死别？师徒二人，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生离即是死别。二十四年的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师生之情，眼睁睁的告一尾声。
六年以后，七十五岁的老师傅在软禁中死于故里。这个人，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变成了垫脚石。两朝帝师也好、四朝元老也罢，一切的累积，只是使后继者得以前进。他老了，他没有力量去搞变法维新了。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恭亲王当年雄姿英发，不是不可一世的维新分子吗？可是，当他老去，他却变成了绊脚石，当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恭亲王就力持反对。这一反对后四个月，六十六岁的恭亲王死了，死后十八天，皇帝就召见康有为了。
召见康有为那天，也正是皇帝跟翁师傅生离死别的同一天，翁同龢引荐康有为，自己不但做了垫脚石，并且招致西太后对他的忌恨。他默默承接了所有的忌恨、集中了所有的忌恨，牺牲了自己，把后继者送上了台面。召见康有为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春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正在康有为要向人请教的时候，大头胖子袁世凯派人来邀请了。他坐上派来的专车，直奔袁世凯的海淀别业。
“久违了，长素兄。”袁世凯迎在海淀别业门口。一边迎康有力进入客厅，一面寒暄过后，表明了邀请之意，“今天约老兄来，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兄。因为这是首次，请老兄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兄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人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兄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帘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己为老兄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袁世凯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这是一双‘护膝盖’，绑在膝盖上，见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到时候站不起来，又是失仪。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特别奉致老兄。我要赶回北京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老兄尽可使唤。今天送老兄到颐和园后，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晋见皇上后，他们再送老兄回北京。”
康有为表达了感谢之意。心想这袁慰庭真是老吏，他这么细心、这么圆到，真是不简单。三年前办强学会，他还捐了钱，跟他交情不深，但他在刀口上总是出现，帮人一把，这个人真不简单。
颐和园的凌晨比北京多了不少寒意，大概那地方有山有湖，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西太后。走到仁寿殿的时候，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监。康有为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前两名召见过后，天已微曙，轮到康有为进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稍闭眼，再定神看，发现殿座虽大，在御案上，却只有两只大蜡烛。御案下斜列拜垫，康有为走上前，跪了下去，脱帽花翎向上，静听问话。
一般召见时候，太监要先送上“绿头签”给皇上，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官等履历，以备省览。可是，这回“绿头签”在旁，皇帝看都不看，表示皇帝对康有为已有相当的了解，虽然初次见面，并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皇帝轻轻他说，“翁同钳A保荐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这些大臣在总署跟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活，朕都知道了。那天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话，说得不错，他们报上来，大家为之动容。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上书，朕深觉不变法维新，朕将做亡国之君，因此决心走这条路。你呈上来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过了。据你看来，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要多久，才能有点局面？”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康有为沉着地答着。
“三年？”皇帝想了一下，“全国上下好好干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你再说说看。”
“皇上既然高瞻远瞩，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
“朕当然知道。”皇帝特别用悲哀的眼神，望了一下帘外，“只是，掣肘的力量大多了。在这么多的掣肘力量下，你说说看，该怎么做？”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时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渠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做”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第七章 回向
北京的十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开始要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古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城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人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大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