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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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大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遣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的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