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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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畹淖郑不兑酝猓蟾乓灿姓巫饔冒桑俊�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睿慰鏊娴南不墩悦项的字呢。”
“那么赵孟钍呛杭榱耍俊�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大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严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够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康有为说着，望着小和尚，小和尚笑着。和尚也望着小和尚笑着，然后指着蛋，小和尚点点头，又吃起来了。和尚又请康有为吃蛋。康有为有点疑惑：
“谢谢，怎么法师自己不吃？”
“康先生晓得，出家人吃全斋，在严格的意义下，蛋也不该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却赞成别人吃，所以我让普净他们吃。”
“这跟吃素不违背吗？”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照师父这样说，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净说。
“你要吃。你年轻，你需要营养。”
“可是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你还不能算。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是应法沙弥，你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我什么时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