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腿ΑＫ渥琶扛鋈说男形酥了枷耄谠虼τ诒恢涞谋咴祷蛑斩宋恢谩Ｕ庵纸峁购芟裢缡澜缰械木钟蛲扛鲋斩硕嘉谱乓桓鼍薮蟮闹骰�
美国人类学家在对美洲印第安夸扣特尔部落的调查时采集过这样一个民谣：
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棵大树，我是首领。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棵大树，我是首领。
我是征服一切的首领，哈，哈！我是首领！哈，哈！不难看出，即使原始民族对于中心的迷恋也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同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个具有浓重中心化色彩的历史。
远在3000年前，中国西周三代开国君主曾经三异国都。最初周文王在未得天下时，将周民族的政治中心确定在丰（今陕西西部的歧山附近），武王灭商后便将国都向东迁移到镐京（今天西安附近）。成王即位后又派周公在今天洛阳以西5里处建立洛邑，史称东都。当时建立洛邑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洛阳居天地正中。
中国这个名称就反映了天地正中的意识。周成王在位时采纳了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周方略，大肆分封诸侯（所谓藩国），让它们承担保卫京畿的任务。于是形成了以四夷为外环，四方诸侯为内环，周室王畿为'中国'的政治格局，这就是中国一名的来历。如今在德语中，除用China 一词称呼中国外，有时还用Mitten Land一词，即中央之国。应该说这个词与中国的本义完全一致。在这个背景下，殷商时期流行的天下四方观念变成了五方观念，这第五方就是中央，而四方则成为具有边缘含义的四维。春秋时期成文的《诗经》就有四方为纲、四方为则的说法。连中国传统的四大名山——东岳泰山、南岳霍山（今安徽天柱山，后改为湖南衡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也被称为四垣，就像一间屋子的四壁。天子定期到四岳巡狩，一来是为了祭告天地，二来为了视察四方诸侯的工作。
正是这种天地正中、天下四方的五方观念，孕育出了从秦汉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五行说。天地正中，天下四方的观念生动地表达了传统社会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就是社会统治、控制和管理的枢纽，它是传统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心脏。一个社会的中心化程度越强，它的控制能力也越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就是一个由中心化到非中心化、再到中心化的历史循环过程。除了传统的封建社会，西方几百年来的工业化社会也表现出强烈的中心化特征。托夫勒刻划了工业社会的六大特征，其中就包括：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和集权化。他说：在工业社会中，跃居权力之巅的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工人，而是所谓'组织者'。第二浪潮文明（即工业化文明）需要庞大的政府作为工具，以组织协调整个体制的运转。在这里，权力的金字塔是由各企业、政府各部门的统治集团所组成，并由最高权力集团所掌握。虽然人名、口号、党派可能有变化，革命来而复去，但权力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它是工业文明的需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网络世界的中心问题对于我们这么重要，因为它触及到传统社会结构中最深层的特征。在过去时代，社会的中心化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我们忽然从网络上听说：国王死了。这的确是一件大事。如果互联网真的代表一种无中心的社会形态，那么我们的未来就的确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应许之地。
圣人时代的结束
中心化色彩也是传统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基本特征。
在现代传播学术语中，观众、听众或读者统统被称为受众，他们只能接受单向传播来的信息。作为电视观众，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同样的新闻，或者在有限的故事片中进行选择。虽然眼下的电视广播日益强调观众参与，但那仍是在导播控制下的参与。
当今十分时髦的主持人节目是传统大众传媒的象征：在这里，作为受众的观众每天都会看到那些把说话当做表演的俊男靓女们，他们议论时事、评点是非、指导生活或逗人发笑。不过，这些处于前台的主持人通常只是个传达者或传说者，真正的说话者或授意者在他们背后，那是观众看不见的。授意者——传说者——受众，这个单向信息传播模式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是众神的居住地，由于那里远离人世，因此阿波罗便任命一个叫赫尔默斯的神充当信使，他的使命是向世人传递和解释神喻。人们是通过他才知道神的想法的。他就是一个传说者。汉语中有信受一词，因此，现代传播学中的受众一词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传统宗教领域中所说的信众。
中国古代向有圣人之说，其中的圣在繁体字中写作。它是由耳、口、壬（音ting）三部分组成的。壬在古汉语中意为与杰出的人，即大人。因此这三部分包含着耳闻、口说（教诲）和成为大人（圣人）的意思。
从当时的背景看，所谓耳闻除了表示见多识广外，更重要的是指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话语，那就是神的声音。换句话说，耳闻意味着获得信息的垄断权和解释权。正因为这种听如此重要，因此，古汉语中的与听本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圣人就是听说者！既然听意味着听到常人不能听到的话语，因此口说当然就有口代天言或代天立言的意思，代言就是传说，但它传达的通常都是神圣的旨意。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可以说，这一字概括了古代许多宗教的基本特征：上帝（神或天）是一个神秘的、原初的说者，神职人员（包括中国的圣人、埃及的祭司、《旧约》中的先知、原始民族中的巫师等）都是听说者和传说者，而纭众生则是信受者。
原初的说——听说与传说——信受，这是传统社会文化和信息的基本存在和传播方式。在这个链条中，作为原初说者的神与普通信众是不见面的，由此不难看出，像赫尔默斯那样的听说者和传说者或中国的圣人在历史上居于何种重要地位！只有他们可以听到神的秘密，他们垄断着信息与文化。
德国人类学家尤利乌斯．E．利普斯在评价文字记载的出现这一历史事件时说：
书写的知识和把语言永远记录下来的能力就意味着权力！历史上那些行使宗教和政治职能的人巧妙地运用着这一权力。有了书写的知识，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
历史可以记载下来，传统、法律、教义以及过去保存在记忆中的知识和文学作品，都被书写下来保存到统治者的图书馆和庙宇中了。但普通的公民则被排除在外，书写知识仅仅属于祭司、政府及其仆从。信息和知识意味着权力！这就是传统信息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特征，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圣人时代。互联网要结束这个圣人时代，它的一个口号是：网络之中，人人平等！网络没有单纯的受众，没有赫尔默斯这样的信息中间人或装作代天立言的圣人。人们在这里不必阅读来自一个信息源的消息，不必说一个话题，不必受编辑、新闻出版机构的控制，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是否离经叛道。一句话，网络使少数人垄断信息和文化的圣人时代宣告结束！这正是网络对传统信息和文化传播方式的冲击。
与互联网相比，广播、电视根本算不上大众传媒。真正的传媒应当是双向性的信息流通渠道，它不是你说我听，而是既听又说。这时，信息才可能属于大众，属于每一个人。
无所不在的眼睛
作为一个工具系统，目前的互联网显然没有一个中心。然而，如果说互联网代表着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那就要十分慎重。如今的网络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控制和管理中心，但由此断言网络社会没有中心尚为时过早。从目前现状来看，互联网还只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实验和有待完善的阶段，因此有人说：互联网每天都是新的！
此外，从互联网的普及范围来看，它还远远没有纳入人类社会生活主流，更不用说取代现有社会结构了。当人们说整个互联网没有一个董事长一类的所有者时，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工业社会后期，所有者已经退居二线。他们把一个管理者阶层推向前台，自己则成为控制这部运转着的社会机器的隐身人。隐身人的说法使我们又想起了罗伯茨设计的ARPAnet。这个无中心的网络本身并没有取消一个军事指挥中枢，只是把这个指挥中枢变成一个隐身人：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但这句话的另一半意思恰恰是：它可能无处不在！岂止是网络，美国的F117战斗机被称为隐形飞机。
技术专家通过对机体形状的特殊设计，使雷达电波在触及机身时被折射到其它方向，这样地面雷达监视器就无法显示目标的存在。这种隐形技术使战斗机具有了隐蔽攻击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战斗机没有了。
隐身，就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隐身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现代社会（也就是许多人谈论的后工业化社会）与传统型社会的重大区别似乎并不在于它是无中心的，而在于这个中心日益隐蔽。它是个隐身人控制的社会。西方制度理论常常谈论两种规则：一种是所谓设置性规则（InstitutingRules）；另一种是运用性规则（Applying Rules）。前一规则确立基本制度，后一规则指的是在该制度提供的限度内通权达变的活动。说话要遵循语法，下中国象棋，要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些都是预先设定好的设置性规则。然而每个人说的话可以千差万别，每个棋手可以有不同棋路风格，这就是运用性规则在起作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我们通常说话时感觉不到语法的存在，下棋时也习惯了基本规则对我们的约束，因此，设置性规则又称隐型规则。由于在互联网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通常很难感到这里有什么中心或规则的存在。
法国当代思想家福科曾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研究所谓社会监视问题。他首先考察了19世纪法国监狱的模式：那是一个由环型的监房围成的院子，院子中心是岗楼，每个监舍的窗口都正对着岗楼。这些窗户显然不仅是用于通风的，更是为了使哨兵监视牢房中的动向。现代社会不同了，他说，我们很难感觉到谁在监视我们。然而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在城市路口、高速公路、超市和精神病院中，有许多不起眼的'电子眼'在注视着我们。换句话说，在文明社会中，监视成为隐藏着的目光，这种目光几乎无所不在。福科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后工业社会无中心化的神话。当你谈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时，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当然，在福科考察监狱历史时，互联网还没有问世。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当今世界一些网络协议机构、网络专家以及政府正在制订或修订一些越来越严格的网络管理规则。这些规则或者是一些温和的网络道德命令：不要让你的信件或交谈太粗俗；不要试探或使用他人的密码；发现计算机系统问题最好尽快通知网络管理员。
然而，除了这种没有约束力的劝告之外，还有一些带有强制色彩的规定：任何网络服务机构都要将用户地址上报有关机构备案；网民对网络不法行为有举报的义务。这就是一种没有商量的法规了。尽管自由主义者呼吁应当鼓励并尊重个人主义，一旦网络涉及到国家、企业或某一集团的利益，它们就不会允许网络拥有治外法权。正如ARPAnet 最初是由美国军方出资建设的一样，在许多国家中，拥有最先进网络技术的机构往往是情报或安全部门。许多科研机构直接为这些部门服务。这些工作当然是为了强化对网络的监督和控制，这种控制通常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存在的。
就连比尔·盖茨和尼葛洛庞蒂那样的乐观主义者也已经感受到这种隐藏着的目光的威胁。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蒂指出：唯一的危险来自想要控制网络的政府和政客。……更糟的是，包括美国在内，不少国家希望能确切地找到办法来'窃听'网上讯息。假如这还不足以使你毛骨悚然的话，你最好警醒一点。相比之下，比尔·盖茨谈得更充分：保密性的失去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社会每个人的信息，而我们往往对它被怎样利用，它是否准确等等一无所知。……在一个日益工具化的世界中，也许会有一天，摄像机把公共场合中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记录下来。
电视摄像机目前在许多公共场合已经比较普遍了。它们常被隐秘地放在银行、机场、自动收银机、医院、高速公路、商店、旅馆和办公楼的大厅即电梯等处周围。
这种描述与福科几十年前的描述何等相似。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免像生活在公共浴池中。虽然尼葛洛庞蒂等人相信，关于隐私权的立法将会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他却忘记了一点，在我们的隐私权得到保护之前，我们几乎已经没有隐私了。我在这里无意讨论未来社会的隐私权问题，而是要证明：在谈论网络有中心吗这个话题时，我们不能以现状替代未来。即使今天的网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乐园，那无非说明现代社会管理者尚不具备管理这一全新事物的手段和经验，但它决不意味着这些管理者不想管理，并且永远缺乏管理能力。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信息工具，网络也许会暂时削弱社会管理者的控制能力，但它也可能大大强化这种能力。社会管理者不仅可以把这种普遍的、隐蔽的监视用于善良的目的（如抑制犯罪），也可以把它运用于非善良的目的。
对策型社会
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宗教博弈论》。该书作者宣称：过去是一个上帝支配人、控制人的时代。如今，上帝与人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就像两个棋手在下棋一样。
比如，你不信上帝，上帝就常常让你产生失落感、幻灭感；你追求极端快乐，上帝或许就让你吸毒成瘾，自我毁灭；你追求性解放，上帝就造出一种来历不明的爱滋病；你拼命地攫取自然资源，上帝就让你整日生活在污浊的空气和反常的气候中，等等。
不仅宗教学家眼中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如此，社会的变化也是如此。传统型社会造就的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个人缺乏自由的人文生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局面大大改观。不过这种改观的实质在于，社会控制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支配关系慢慢演变成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互联网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变化。
目前，互联网犯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报刊上，黑客这一说法的出现频度越来越高。所谓黑客就是那些利用技术手段非法进入其权限以外的网络空间的人，他们窃取情报，盗用钱财，进行网络骚扰。总之，他们或者侵害了某一机构的利益，或者侵害了网络居民的合法权益。据统计，单是在美国，近年来黑客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达到几十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上升。
当然，许多黑客只是一些游戏高手，他们的侵入不具有恶意。但这里也不乏间谍、恐怖分子和贩毒贩私组织。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国际恐怖分子正在研究开发对美国进行信息攻击的理论、战略和技术，一场信息战在所难免。政府、学术界、司法机构和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