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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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接近停滞，俗说称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干不可的大事，否则人们不会选择只有1/8成功率的关系路径，宁可更换路径，改弦更张。
初步结论是：关系网内的传递平均次数约为三次，从甲至丁为止。
现在我们来估算在自然传递状态下，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实际估算过程只需要考虑二种因素：
①效率的加速衰减；②关系网重叠部分的剔除。
因为第2人认识的熟人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第1人认识的，因此不能认为二人的关系网延展总人数，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数乘积，而应该扣除部分重叠因素。根据作者对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观察和估计，更新系数大约70％，亦即重叠系数大约30％。也就是说，平均七成朋友是独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过程如下：
设定私人关系网平均人数200人；设定本人甲传递第2人乙的效率为100％。
甲（第1人）托乙：传递效率100％，可传递范围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对于甲的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
200×50％×70％=70（人）。直观地说，丙本来认识200人，扣除乙也认识的，再扣除动力衰减因素，丙的新关系资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象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200×25％×70％=35（人）。也直观地说，丁本来认识200人，因为是甲的事情，精气神儿只剩25％，还有少量与丙的关系重叠，最终只有35人的新资源。
三数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说，关系网生态系统的极限，理论上可以达到50万人左右，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既是基于一部分假设的估计值，也符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结论。
换言之，在一个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或者社区）之内，通过关系传递所营造的关系网可通达社区每一角落，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社会”，这也是我们实地比较不同城市后的结论。置身此种地方，人们有一种感觉，“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婶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学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开花，这种感觉甚为明显。
如果城区规模超过50万人口，则纯靠关系链条来联系新人，就会产生困难。城市越大就越困难，越不容易靠关系保障日常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关系网逐渐淡出主流社会，蜗居城市一隅低调运作，同时宪政制度和现代公共体系逐渐占上风。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镇，关系网是一种主要组织模式和惯例制度，这是中国社会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域，关系现象兴盛程度不同，产生的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吃亏的底层平民，事实上默认了关系网这种中国近代移民阶级创生的惯例制度。因为，在宪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体里生活，关系网是共同体居民首先可以依赖的互助体系和保障体系。
尤其在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门满街都是熟人，习惯上倾向于靠熟人办事。在这样的小城市，推行现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难。以司法诉讼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都是熟人，背后渊源瓜葛一言难尽，难免有内幕交易。
小城市虽然不代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代表了中国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
不过，当城区人口增长至约50万左右，这时人口规模已接近关系网整合力的极限。此时，城市市民会自发产生宪政秩序的需求，对“正规办事”的呼吁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础。
随着21世纪来临，关系网与现代法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事情上，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现代法律体系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关系网打通法官、官员，与前一部分人相抗衡；在另一些事情上，双方位置则可能对掉，后一部分人找不到特权保护，所以只能求助于城市法律体系。换言之，人们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信念，只有一以贯之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理智地确定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还是一个传统的“江湖人”。一句话，人的现代性尚未建构。
不论城市有多大，关系网都不会自动死去，它都会在某一个局部里顽强存在，譬如一个行业、一个街区、一个科层制团体……关系网，是多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理念，不会轻易放弃。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现代性变迁，正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但是环顾眼下中小城市，关系网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并未见衰退之势。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中国人究竟希望更加江湖，还是更加现代化？答案是：普通中国人既不热爱现代化也不热爱江湖化，只渴望富裕。谁让我富裕，我热爱谁。这种心态，决定了对制度的选择。
三、人情制度 没有人情，便没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欠人情是一种勇气，表明你敢承担义务，不怕还不起；敢于欠人情也是一种态度，表明认同对方，愿意与其交往。义务和认同这两条，是搞好私人“关系”的要诀，如果这两条都不拥有，就妄谈讲人情了。人情与关系二位一体，它们是一个大制度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个大制度就是关系网络的惯例制度，是一种体制外的体制，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江湖。
按民间习俗，有人给你恩惠，你须记住人家好处，这叫人情债。欠人情的心态就仿佛欠金银债，若不想被人称作“白眼狼”，不想被人疏远，就须早日寻求偿还。这一欠一还，一来一去，就叫人情来往。
说到人情，日常生活随处都是例子，送礼、帮忙、借钱、救急、托事、赏脸、开后门、送特权……都是人情制度运作的表征，其中暗含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情是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关系社会运作的轴线。人情是维护关系网运作，并管理“网”民们进行利益交换的不成文制度——从未明文颁布过的“制度”，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靠关系“网”民心口相传，在生活中互动学习。它的表征是感情，它的要害是利益交换。关系网络因交换而得以凝聚，关系秩序因交换而得以维护。假若交换不对等，譬如来而无往，或有来无往，便惹上“不会做人”的坏名声，属于人际关系惯例违规。违规自然要受罚，第一道是舆论非议，第二道是朋友疏远——没人跟你来往。
依社会学交换理论，一切社会形态——从原始部落到发达国家都以社会交换为根基，没有不交换的社会，也没有社会不交换的。交换与社会两个词蕴含同一个精髓，即分工合作。纵观古今中国社会，交换机制可简单分为两个平行系统：一个公众市场经济机制，一个关系网的人情惯例。谈及经验，许多读者对两种交换都不陌生，而一旦涉及理论知识，不光普通读者，就连经济学者对人情知识的储备都很少，对人情惯例控制社会再分配的知识，相当贫乏。譬如，关于经济市场，我们拥有现代经济学，拥有正在实施的民法、经济合同法、企业法，还知道国家从市场中抽税抵作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运营。反过来，国家可曾从人情交换的礼物和红包中抽过税？哪位经济学家能设计一种税制，对“份子钱”、红包和礼物课税？人情是一种以民俗惯例为依托的利益交换，单笔交易数额少则数元，多则数十万之巨。对于人情运行的内在空间，既无相应理论研究，也无相应法规管理，理性知识受制于经验习俗，行为上被某种集体无意识控制，谁都不敢越轨犯规。这个无意识代表着一个幽灵，它是贯彻人情规则和维护关系网的压力。这个压力形成一块“无为而治”的社会空间，没有领袖，没有团体，但是有惯例规则。
抚今追昔，人情对中国人生存的价值不可谓不大。
近代中国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制度反复更迭，社会局势动荡，在正式制度转型之际，宪政尚未学会，礼教早已分崩离析。危难之时，惯例挺身而出，人情习俗制度变成民间社会的实质法理基础，以及维系中国社会不至瓦解的纽带。这个人情制度，是由许许多多习俗碎片拼凑而成的。任凭家法、宗法、民法、刑法、宪法如何更迭，人情制度始终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
私人关系网得以聚集成规模，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来。抽掉人情，关系网连维持一分钟都困难。全然可以说，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人情是关系之母。
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网的繁荣。大规模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结构，既是组织，必有运作制度，尤其涉及利益交换的制度。仔细辨析每一次关系运作，都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人情交易，以人情始，以人情终，以人情着眼，以人情皈依。
换言之，搞关系就等于做人情，关系往来等于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是“酬”、“酢”，即给予和偿还。人情后面是交换，交换后面是利益。人情与金钱，既相通又不相同。
人情如虚拟货币，支持交易
以社会交换的观点对人情和金钱作一对照，肯定受益匪浅。
大家都知道，货币背后有一套制度，譬如，价格制度定义货币与商品关系，债权制度规定债务关系。假使我欠你100元，这叫债务，如果欠债不还，你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强制执行。
同理，人情背后也有复杂制度，它的运作在某些方面类似金钱。譬如我欠你一笔人情，这叫人情债，如果长期不还，就要承受人情压力，类似于债务压力，俗语谓：“人情重于泰山”和“人情紧过债”。承受人情债务，你觉得处处低人一头。依据人情“债权优先”原则，被债权人呼来唤去不得表达怨气，因为人家对你有恩，换言之这是你的义务。权衡之下，你觉得还是早点还掉人情更轻松。这个效果，等效于法院判决。唯一不同的是，人情制度没有公布的价格行情，对人情多少的定量不具体，仅靠双方心领神会达成默契。
从这里也可看出，货币经济是公共社会事务，人情是私人关系事务，这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2000年8月11日，《燕赵都市报》刊登《高官堕落为红颜》，报道成克杰一案，此一例属于典型的人情交换：
1994年初，某国营企业的厂长张某在李平（成克杰情妇）的推荐下前来拜访成克杰。张某道明来意：现在国有企业不好干，能不能请成主席帮忙调到机关工作。成当即答应，可以考虑。有了这句话，张某如获至宝，往成家跑得更勤快了。当然每次都不会是空手前往。事后查明，张某先后4次送给成克杰现金2。9万元，同时送给李平金项链一条，价值3888元。不久，成克杰亲自出面，疏通关节，把张某从企业调到某机关工作。
这里可以看到人情的典型往返模式：求人情和还人情，一来和一去。
另有2001年8月19日《新快报》发表《赖昌星用金钱美色织保护网，反腐纪检组长成腐败者》一文：
……赖昌星利用红楼小姐套牢了赵克明之后，赵克明对于赖昌星送上的10万港币也就不再推辞了。
赵克明说：实际上这十万港币我也不想要，我何必拿他十万港币呢？他是一个那么巨大的大款，他应该给我一百万甚至更多，几百万，我可以帮他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可以配合他。
按赵讲话的意思，赖应该拿几百万求他，然后他帮赖做很多事情。反过来说，他能做的事情决不只值10万。
这两个例子表明，人情操作在基本层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后再还人情，二者内含对等交换，简称：“一来二去”。其间，逐次、逐项掂量人情价码大小，譬如赵克明说赖昌星送他10万港币太少，以他的价码至少100万，这就是评估。赖昌星是商人，当然更懂得评估，面对着“道高一尺”，显得“魔高一丈”——要是对等交易，我哪有油水？所以要用透人情规则，从中赚价差。先用红楼小姐套牢赵克明，捏着把柄后，迅速挫降他的报价，100万变成10万。降价后，捏着录像带还可以随时治他，占一先手，这是精明之处。赵克明吃了哑巴亏还不敢吱声，谁叫自己裤腰带不听使唤，有了丑闻受制于人。这两个例子呈现现实人情运作的复杂，与人间百事——譬如金钱、调动、生意、婚外恋、裤腰带……盘根错节，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能驾驭自如。
民间人情的模式十分简单：甲向乙送礼托其办事，乙收礼替人办事。简称：送人情和还人情。做人情只管办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与法律是两个不相干的制度平台，各自为政。而且，诉求人情的事物多半归属无法诉诸宪政一类，譬如诉求特权或打政策“擦边球”。
人情的两个意义空间
在直面人情要义之前，先分析人情的两个含义：一是媒介，二是制度。人情既是人们从事交易的媒介，譬如礼物、金钱和帮助，又是管理交易的惯例制度，俗称：规矩和“礼数”。人情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负载利益的软媒介，同时也是控制交易的惯例。
说到交易，必参考金钱。金钱不完全类似人情，但在社会交换功能上可作人情的参照物。金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标识商品的价值，在间接或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充当中间物。货币曾给人类初民“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带来交换制度的革命，扩大了原始经济共同体的范围。故而，货币是聚合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原因，甚至是统一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原因。古代兽骨、贝壳、纸张乃至金属能成为货币，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人们对其替代商品价值的功能，加以制度性约定。假若不依托制度，纸币仅仅是纸，硬币仅仅是金属，支票、银票更是废纸一张。
与货币相像，人情有也交换及凝聚功能，也在交换背后存在制度，也像货币一样凝聚了一种共同体，人情凝聚的共同体便是私人关系网。
以西方的社会交换论看人情，或许带有一丝跨文化的不确切，但是它的观点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能看到人情的精髓，而不被人情的“情”字所蒙蔽。中国学者很难研究人情，就因为被“情”字欺骗，尤其具有古典文化基础的学者，习惯将商周至唐宋的“人情”语义与现代人情相混淆。西方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乃至它背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情对于中国近代关系网制度的核心意义：交换和凝聚。因为交换，而得以凝聚。假若没有交换，关系和关系网便无法联系。人情中的那个“情”字，并非固化的感情（或许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而是虚拟之“情”——凝聚、认同和团结。按照中国古语习惯，情感之“情”和世情、民情之“情”都是“情”，前者作情感解，后者作情势解。人情与其说源于感情，不如说源于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为人处世的规矩和“礼数”。及至当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无关“感情”，只是办事而已，包含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冷漠态度和计算，一码归一码，从不拉拉扯扯。办事背后，要么有感谢费，要么先搁着，以后再还。至亲至友的真正感情也
